比邻泥土香

社会经济:另类生活中的空间抗争

专题:社区经济
社会经济:另类生活中的空间抗争

文  ▏ 梅若[1]
插画  ▏ 全海燕

  当我们谈社会经济的时候,一定不会对那些曾经活现在生活里的美丽故事感到陌生。公平贸易丶生产者合作社丶消费者联盟丶社会企业丶社区支持农业[2]丶有机市集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另类经济实践发生在主流市场之外,大多从个体行动走向社群联结,更是一场要求参与者通过自我提升以改变经济生活模式的社会运动。

  社会经济的兴起从侧面反映出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问题,被狂热追捧的市场经济和强大至无处不在的发展政策将普通人的生活裹挟其中。发展导致的迁徙让大量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脱离和失去土地的人们,在丧失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社区和社会关系,生存陷入困境,不得不在城市的缝隙中重新寻找生计。

  社会经济大量案例都是分享城市中产的联合与运动,而隐匿於城市夹缝中的外来打工群体,如何发展社会经济,重建城市的社群关系和互惠体系?夹缝中的变革会不会发生?怎麽发生?“另一个世界的可能”对於打工阶层来说究竟是一个更大的“乌托邦”还是真实具体的日常实践?带着种种疑问,笔者走访了北京城边村等地的打工群体,看看他们正在努力实践的行动是否能活化空间。

同心桃园:打工者的世外空间

  “古有陶渊明,今有同心桃”,说的是位於北京平谷张辛庄的一群外来打工者创造出的“世外桃园”——“同心桃园”。“同心桃”的桃树以每棵800元的价格供认购,产销一体,风险共担。对於同心桃的认购者来说,不但能吃上健康安全的平谷桃,还能支持生态农业,为改善环境作出贡献。

  “同心桃”如今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这个品牌的创建者和运营者是一个为打工者服务的团队——工友之家(全称“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从2002年的新工人艺术团发展至现在的同心桃园,团队一起走过了十四年的工人合作道路。“从文化合作到教育合作丶从消费合作到经济合作,我们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起他们的合作经济时不禁感慨万千,在中国城市里的工人合作还是刚刚起步,一切都是一边探索一边前行。

  2002年,从河南走出来的中学教师孙恒经过几年云游四方的民谣之旅,无意间结识了从内蒙来北京想要“上春晚”的王德志丶热爱摇滚的流浪歌手许多等几位年轻人,因共同的音乐爱好走在一起,组建了“新工人艺术团”。从唱歌开始,走到工地,贴近底层劳动者,听工人们讲故事,教大家一起唱歌……那一年,孙恒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觉得一起做的事情很有价值。

  越是走进底层,这些年轻人越是感到迷茫和绝望。他们看到梦想和现实的距离,看到个体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如蝼蚁一般,由是不得不思考,劳动者的出路在哪里?除了日常劳动,晚上在工地唱歌,大家更多的时间用於听讲座。就在那一年,他们接触到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合作社。当时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3]在全国各地推广合作社培训,这个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推动合作社运动的组织所倡导的原则深深吸引了孙恒和他的团队伙伴,“我们机构践行的平等丶合作丶互助丶努力干丶一起干丶共同发展等原则,都源於工人合作社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思想。”孙恒认为,工友之家从最初的文化合作到现在的经济合作,都与合作社的培训有关。他们坚信合作社的七大原则[4],致力於鼓励那些有共同需求丶共同愿景丶共同利益追求的人们,通过民主合作丶民主决策的方式,组织起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孙恒看来,为什麽现在很多人工作起来没有动力?根本原因在於大家只是为别人打工,生产生活都被资本掌控,工人没有任何的自主和自由。想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劳动价值和人生意义,必须通过合作来实现。只有当工人意识到我们可以不为他人打工,而是选择和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一切才会变得有可能。

  2004年,新工人艺术团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发行了一张专辑,这些传唱工人故事和情感的歌曲唱出了底层打工群体的心声,让专辑出乎意料地卖出了10万张,孙恒和团队伙伴因此获得75000元的版税。对於几个每月只挣几百块工资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他们用了一个星期讨论怎麽使用这笔钱,最终协商决定集体办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为那些在城市里因没有户籍不能上学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虽然还年轻,但也在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情,孩子要上不起学,那只能合作。在分钱和办学之间,我们选择了後者。”孙恒说,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对的。至今,用这笔款项在皮村建的同心实验小学已办学十一年,为一万多名打工子女创造了教育机会。随後2006年,为了解决工人生活所需,动员社会闲置资源,工友之家在城乡结合部开办了同心互惠二手店。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目前在北京已设有十五个连锁店,覆盖近三十万工人,通过消费合作,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

  除了通过合作经济形式不断改善打工群体的生活和生存状况之外,工友之家同时也在思考打工者这个群体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教育。工友之家十多年来扎根於典型的城边村服务社区,随时面临拆迁的命运,另外,培训基地也需要更稳定的空间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批伴随着工友之家成长的年轻人,跟大部分的打工者面临同样的生活困境,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影响下,他们不得不面对“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未来,他们如何落地生根,如何谋生糊口?

  新的课题摆在面前,孙恒和他的团队坚信“工人教育是工友之家持续要做的事”。为此,必须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让它稳定下来。於是,团队在工友之家内部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包括创办工人大学和发展同心桃园。然而,方案遭到了核心团队大部分成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同心桃园。一方面大家认为经营桃园和工人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放在战略里太牵强,有可能发生本末倒置的结果;另一方面,农业需要专业技术,不是现有团队所擅长的,投资大风险高。

  最後,经过长达半年的内部论证和沟通讨论,工友之家在重重困难中开始实施新的战略。桃园前三年是没有收成的,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工人大学改造需要大量资源,但一切还没有着落……艰苦的工作环境和不确定性让工友之家最初几年举步维艰,“虽然我们做好了三年的预备期准备,但仍要不断寻找补齐的方法,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压力也很大。”孙恒说。

  为了寻找更好的合作经济方式,工友之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终於开发出“同心桃”这个产品,成为实现可持续生计并与当地经济互动的方式。平谷是一个生态农业区,盛产桃子,但是分散性的生产经营让农民面对市场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而且,桃子的保质期有限,不易保存,到了成熟季节,农民根本没有谈判能力,往往只能低价倾销。有鉴於此,同心桃园以早年租下的三十亩桃园为基础,利用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进行公开的公益认购,以此方式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联。消费者的认购,可以让生产者提前一年做好生产计划,避免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损失,而消费者也因此可以吃上健康生态的桃子。

  “同心桃”模式不仅在工友之家的桃园推行,而且还带动了平谷周边的农民参与合作。为了发展该模式,工友之家和四户当地农户组成合作社,工友之家负责品牌和产品营销,农户按照同心桃园的要求负责生产,种植过程中不施化肥农药,不打除草剂。每棵桃树以800元的价格供认购,由此得到的利润,50%分配给合作社农户社员,50%留在合作社用於长远发展。消费者不仅获得安全食物,也因此接受到消费者教育,了解生产背後的故事,并支持了生态农业,而农民也因此得到了收入的保证,多方受益。工友之家从“同心桃”中所获得的利润,全部返回工人大学,用於工人教育。这是工友之家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出的一条可持续合作经济的道路。

  访谈之时,2017年的“同心桃”认养已经完成,工人大学的建设也初步落成,未来工友之家在平谷的基地将定期举办工人艺术节和工人合作社培训。另外,工友之家也开始着手筹备集体住房养老计划,“我们买不起房就用合作经济的方式来一起盖房子,我们养老保障也要通过合作经济解决。”

  在孙恒看来,十四年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工友之家这个共同体的成长,更是将缺乏资源的城市打工者的潜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大大地激发出来;让打工者这个群体更有力量也更敢去想像光明的前途。“同心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产品,它更蕴涵着独特的文化理念,借助某种生计形态促进工人的团结互助。一个人难以改变的事情,通过合作丶联结丶重构社会网络的方式变得有可能。组织获得发展的同时,个人也得到了滋养与成长,获得更大的价值。 

社区厨房:流动的美食生活教育

  接下来,目光从远郊的平谷桃园转至昌平近郊的半截塔村(下称半塔村)。半塔村位於北京市昌平区东小镇,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有大量随迁的子女在这里生活。因为父母都在周边打工或做小生意,孩子只好托付给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学校放学了,父母还在干活,孩子们就在社区里疯跑,安全和教育都成了父母难以兼顾的难题。

  八年前,一个叫“农民之子”的青年公益团体来到了半塔村。农民之子全称“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支农社团,2006年林炉生和卫宏等七位社团老会员联合成立了草根公益团体“农民之子”,以更好地把在学生时代受过影响的青年人团结起来,延续其公益热情,投身社会改良运动实践。

  农民之子成立後,在实践层面以关注流动儿童为主,为外来工子女开设图书馆,让孩子们放学後有固定的去处,并提供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能力。同时也为外来工提供二手衣物义卖丶中医诊疗等服务。除此以外,农民之子也探索自然教育等另类教育实践。作为关注三农的机构,农民之子有愿望搭建城乡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城市里的人们认识乡村,也让乡村的孩子增进对城市的了解。在流动儿童社区服务中,工作伙伴发现,从农村来的孩子对乡村自然的认识也很有限,农民之子於是也开始了流动儿童自然教育的探索。

  2007年初,农民之子给流动儿童举办了一次独特的冬令营活动。“我自小在山里长大,对自然有着天然的热爱,”林炉生分享说,“我们理解的自然教育,来源之一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5]《爱弥尔》的自然主义教育,另外则是老庄的道法自然思想。”这次冬令营让林炉生体认到,教育的关键不是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让他们主动参与体验。孩子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随着实践的深入,农民之子的自然教育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成型,成为了团队的核心价值。

  2008年,农民之子带着大学生志愿者进驻半塔村,以流动儿童安全教育和课业督导作为主要手法开展工作,同时也探索把自然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半塔村的流动儿童服务中来。

  2012年秋天,半塔社区开始启动以食物为主题的自然教育。工作伙伴充分利用社区环境,开设自然学堂,将半塔唯一的郊野小公园当作课堂,陪伴孩子们学习认识不同节气,观察气候变化,挖野草丶种大蒜,用最简单的方式开始自然教育。那一年冬至,工作伙伴邀请了大人小孩到社区过节,一起布置像征黑暗光明交替的场景和美丽的“螺旋花园”,在点亮的烛光前分享一年的收获。每个人都那麽安静,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

  “那一刻,真是太感动了,我感受到了流动的人们渴望安宁丶平静内心的力量。”工作伙伴春泥分享说。在日常生活里,自然和生活是多麽奢侈的一件事情。但那一刻,大家一起分享食物,体验和大地丶自然丶社区的关系,真切而动人。自然学堂难以汇集的社区凝聚力,在一次小小的食物分享中获得了启发。

  是次分享引发工作伙伴重新思考,如何让社区居民更深入地参与社区生活,建立更紧密的社区联结。随着探索的深入,大家发现食物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教育和社群参与的媒介。外来流动人群生活在垃圾成堆丶嘈杂密集的环境当中,又难以脱身到自然情境中体验,唯一能够建立和自然丶大地联结的东西,可能就是食物。流动社区的父母繁忙劳作,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起居饮食,孩子们只好在街上的流动摊位买一些近乎垃圾食品的食物来充饥。忙於生计的父母即便能抽空做饭,也只能满足果腹的需求,很难顾及食物的安全与健康。由此看来,在食物上做文章,大有可为。

  2014年初,“社区厨房”[6]成为半塔可持续生活探索的一部分,被开发出来为社区居民服务。社区厨房提供空间场地,设置每周末一天是每日一餐的活动时间,邀请小朋友带一些家里的简单食材来参加活动。工作伙伴会给孩子们讲解食材的生长特性丶食用方式,并提供小额零钱让孩子们组成厨房小帮手,在每周六上午去半塔赶集,然後回来将食材分类清洗,再分工做饭,最後分享食物,并处理厨余用於堆肥。

  在社区厨房里,孩子们是主角,一起学习挑选食材丶分工做饭,甚至一起探讨吃什麽不吃什麽。他们是社区厨房的小主人,真正扮演起了“当家人”的角色,在家里一般很难有机会决定的事情,在社区厨房可以拿一回主意。一个学期下来,社区厨房不仅成为深受社区家长和孩子喜爱的活动,而且还影响到家庭厨房——孩子们经常会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哪些是健康安全的食物。

  另外,社区每月会举办一次“美食厨房”,让有手艺的家长大显身手,做一道地道的家乡菜,通过手艺唤起乡土的记忆——很多孩子们因为美食厨房才知道真正的家乡味道。大人小孩既品尝了美食,也实现了食物教育,透过食物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经过一年多以孩子为主体的社区厨房实践之後,工作伙伴进一步将社区厨房广泛地开放给其他社区居民。“半塔是一个综合性社区,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社区发展紧密相关”,负责半塔社区工作的王春华老师分享道。2015年底,社区厨房开始经营性尝试,分不同时段开放给社区的不同群体,有年轻人的厨房活动,有妇女的美食比拼,也有社区工作中不同学习圈子的聚会。王春华说:“一个厨房,将社区里生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原来上饭馆一顿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又贵又不健康,现在十几块甚至各自带点家里的剩菜剩饭就可以来社区厨房聚一聚,不但经济实惠,还加深了情感交流。”

  现在,社区厨房作为半塔社区服务的特色,凝聚了外来工社区居民的关系,也支持了大家减少生活开支,享有公共生活。大家聚在一起不只是吃吃喝喝,社区青年人还会被社区厨房动员起来,参与社区治理的讨论,包括流动社区居民要过一种怎麽样的生活等等。

  作为社区实务工作者,王春华扎根社区生活,和流动社群一起生活工作多年,虽然没有孙恒在工人合作意识上的敏感定义,但深知这些流落在城市里的外来者,需要聚集联结的机会,以发展出比独立个体更有价值的事情。社区厨房暂时还只是起到聚合的功能,未来希望能有更多实践,让社区厨房真正带动社区居住者的生活。

真实的乌托邦:城市缝隙中的可持续实践

  无论是已经具备工人合作社条件的工友之家还是仍在社区摸索互助共生的半塔社区厨房,在笔者看来,二者都是一种另类生活实践,致力於把流动的社群紧密地聚集起来,探索共同生产丶共同生活的可能,在不同发展阶段寻找一条朝向更利於基层劳动者民主参与和平等合作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社会经济的探索。

  “社会经济”这一词条已经被用於许多经济形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就已成为公众讨论替代主流经济的选项,而加拿大魁北克社会经济[7]和西班牙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社[8]的典范案例,则加深了人们对於社会经济的认知丶理解与兴趣。笔者更认同的定义是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9]在《真实乌托邦》[10] 中的描述,“透过某一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之运用,而被直接组织及控制的社会经济。社会权力是根植於公民社会的自愿结社,同时也立基在组织人们参与各种集体行动的能力之上的权力。社会经济原则包含运用社会权力所直接组织的商品及劳务生产及分配。”

  在工友之家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基层劳动者在资本霸权的控制下已被解构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分散在社会底层。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合作价值体系已彻底瓦解,而城市生计成本又越来越高。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城市流动社群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重建生活和工作的基础,创造更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对於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百人团队,早期依靠政府和基金会项目资助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需要。工友之家从最低成本的文化合作开始,到教育合作和消费合作,再到城乡互动的经济合作,经过十四年探索式的发展,为何要走到经济合作?这既是主观愿望的选择,也是客观历史条件的被动转型。除了回应现实需要以外,工友之家的合作经济更注重生产目的的民主丶过程的民主和结果的民主,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充分参与其中。收益主要用於内部成员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再生产的集体资源积累,在合作中更重视参与丶民主丶个人及集体责任原则。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11]早在2011年就鼓励发展社会经济,她在《为什麽要谈社会经济?新乌托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12]一文中指出:“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於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丶开放性的丶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民之子的社区探索路径很有意思:从关注流动儿童教育到探索自然教育,到把自然教育引进社区,发现食物更易於成为社区自然教育的载体,以厨房和食材的方式推动社区参与和互动,进而探索各种厨房的经营,活化社区资源和人群,回应居民的生活需求。

  亲近自然丶食物自主和食品安全看起来是中产阶级才有余力关心的话题,农民之子在资源匮乏丶生活艰难的半塔社区推动反思消费观念和食物安全的工作,无疑是在城市缝隙中的一种令人感动的努力。社区厨房工作伙伴春泥分享说:“我们知道食物教育对於社区里生活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不仅为人们带来身体的健康,更让人们因此有了生活安定的寄托。当人们内心发生了联系,就会生长出更大的合作可能。”王春华强调,在社区工作中,重要的是如何透过人们的合作支持来达致社区的改变,需要整个社区的参与和治理,环境才能有松动的空间。她同时认为,要回到人本去理解社群服务工作,在探索社会经济过程中,更要回到社群丶回到自然丶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去理解经济的价值。无论农民之子的社区厨房试验是否能够在“经济”上持续,该试验的意义不只限於降低生活成本,更是让人们看到一种另类可能:缺少资源的基层人群透过合作也可以创造一种更自然丶更健康和更具有社会关怀的生活方式。

  社会经济需要稳定的合作基础。中国近三亿的外来打工群体,最大的挑战是其流动性,但这也是这个群体的特性。在流动过程中,打工者丧失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生计方式和生存处境更加脆弱。对於这些缺乏资源的人而言,必须充分地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孕育出更大的力量。我们致力於推动社会经济在基层劳动者间发挥的价值和作用,必须重视这种经济方式建基於社群互助合作的基础,运用和发展的是集体组织的力量。

  这正是摆在从事外来工服务社群组织面前的挑战。可幸的是他们已经迈出探讨社群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有对“乌托邦的美好计划”的想像和探索,相信终会长出落地实践的勇气和行动,所有的思考丶讨论以及汇集的智慧都会成为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


  1. 作者是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慢食运动倡导者,热爱纪录片创作与社区剧场实践。
  2. 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於20世纪60年代起源於德国丶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英文全称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指社区的消费者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丶发展本地生产丶本地消费模式的小区域公平经济合作方式。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CSA一方面看重社区中情感及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则往往会推行生态农耕丶永续生活丶整合的健康理念。现在,CSA已经在各地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草根组织在实践CSA的同时,都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经验。
  3.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国际(ICCIC),是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国际性社团组织。1939年,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争取海外援助,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建国後工合国际停止活动,後於1987年为配合国家改革开放发展战略而恢复,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团法人,主要从事促进城乡合作社发展丶促进国内外合作事业丶扶贫丶妇女培训丶生态环境保护丶灾後重建等社会公益事业。
  4. 国际合作社联盟於1995年通过《关於合作社界定的声明》,提出合作社的七项原则,包括:原则1: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原则2:民主的社员控制;原则3:社员经济参与;原则4:自治与独立;原则5:教育丶培训与告知;原则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原则7:关注社区。
  5.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丶哲学家丶教育家丶文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民主政论家,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着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丶《社会契约论》丶《忏悔录》丶《植物学通信》等,其中《爱弥尔》体现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念,主张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於理性教育,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该观念深深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
  6. 关於“社区厨房”的内容,可参阅第七期《比邻泥土香》的文章《打工者社区的萌芽之路》与《半塔社区的快乐厨房》。
  7. 加拿大魁北克省於1996年举办了一场“就业与经济高峰会”,成立了社会经济专案小组,一方面深化魁北克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在魁北克社会经济中承担协调职责,进一步深化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策略。在制度上推动国家提供社会经济的补贴,鼓励社会经济投资基金的发展,透过组织社群方式来完善治理,组织内部实行民主参与运作,其中重要的案例包括托育和居家照料服务等。
  8. 现名为蒙德拉贡联合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团,世界首家劳工合作社,创立於1956年,由120家合作社的联合体组成,股东多为公司雇员,以合作丶参与丶社会责任和创新作为基本的理念。
  9. 埃里克·欧林·赖特(1947 - ),美国维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教授,着名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致力於研究阶级关系。在其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他基於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认为,阶级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控制资本丶决策丶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
  10. 《真实乌托邦》,埃里克·欧林·赖特着,黄克先译,林宗弘校订,台湾群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11.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劳工丶性别及文化政治丶全球化等问题。
  12. 原文刊於《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