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恩·奈斯（Arne Naess）[1]
插畫 ▏ 全海燕
我們是誰？該往哪裡去？我們身處的又是什麼樣的世界？人類耗費了至少有二千五百年，在努力地思考這些問題。二千五百年，對於一個物種存在於地球上的時間而言，非常短暫；對於地球存在的時間而言，更如曇花一現。而人類是地球的一部分，在地表上不斷地遷移。
我希望能透過下列六點，大致表達我欲傳達的重點：
- 我們都看輕了自己。有鑒於我們常常將“本我”與狹隘的“小我”混淆，我在此特別強調本我。
- 只要具有足夠又全面的成熟度，我們必然會認同自然，將人類與所有的生物視為一體，無論美醜、大小、以及是否有感知能力，這就是人性。我將於之後針對這個概念詳加說明。
- 傳統上，自我成熟的發展包含三個階段，首先從“小我”（ego）發展到“社會我”（social self），再發展到“形而上的我”（metaphysical self）。然而，在自我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都遺漏探討自然相關層面。自然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民胞物與的所在。因此，我將初步介紹“生態我”（ecological self）[2]的概念。人可能從一開始就身於自然、本於自然，並且為了自然而存在。社會和人際關系固然重要，但本我更蘊藏了豐富的關系組成，除了人與人或是人與全體人類間，更包含人與更大的生物群落之間的關系。
- 透過實現自我、萬物發揮潛能，加深生命的喜悅與意義。無論生命之間的差異為何，自我實現都蘊含了本我的擴展與深化。
- 因著與其他生命產生的必然連結，小我變得愈加成熟，不僅增加了廣度，也增加了深度，“在其他生命中看到自己”。如果我們視之為一體的生命的自我實現受到了阻礙，那麼人的自我實現也將同樣受到阻礙。對於自我的熱愛會秉持著共存共榮（live and let live）的原則，協助其他的生命實現自我，如此一來， 透過自我的擴展與深化，除了能達成利他主義（altruism）對於他者的責任與道德考量的目標，更能產生遠超過於利他主義預期的結果。根據哲學家康德的批判，人的行為也許美，但絕對無關乎道德。
- 現今面臨的挑戰是：拯救地球免於毀壞。因為毀壞將不只侵犯到人和非人類自我利益的進步，且同時降低眾生生命喜悅的潛力。
針對“我們是誰”或“我們是什麼”的問題，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把手指指向自己的身體。但顯然地，我不能將小我或自我意識與身體視為一體。舉例來說，請分別比較上方列舉的句子：
雖然，上述的句子當中，“我的身體”不能代替“我”、“我的身心”也不能代替“我”，但這個例子也無法說明什麼是自我，或什麼是本我。
即使歷經哲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數千年來的論述，我們仍無法正確理解何謂“我”、何謂小我，或何謂本我。雖然，這些都是當代心理治療的核心概念，但實際的治療過程並不需要澄清這些名詞的哲學定義。我們的重點在於要經常提醒自己，現在面對的事情是多麼奇特又不可思議，並且近在咫尺。然而，也許就是因為這些思考與論述的對像如此之近，反而使得面對與處理益加困難。接下來，我將單單利用一句話來比喻何謂“生態我”的定義，而人的生態我，即是他所連結認同的那個本我。
這關鍵句說明（而非定義）了何謂本我，能幫助我們不再拘泥澄清本我的定義，反而著重於理解什麼是認同（identification），或更確切地來說，更專注於了解認同的過程。
那什麼又是典型的認同過程呢？認同能引發強烈的同理心，我常舉一個四十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例子。當時，我從舊式的顯微鏡中觀察兩滴化學藥劑混合時產生的劇烈變化，接著，從旅鼠（群居的小型鼠，活動於北極附近）身上跳出一只跳蚤，沿著桌邊閑晃，最後停在酸性化學滴劑中。我根本來不及救牠，幾分鐘後，跳蚤就死了，那垂死的掙扎有如動作片般逼真傳神。
我很自然地充滿憐憫與同理心，感受到牠所遭遇到的痛苦。但同理心並不是最基本的元素，而是認同的過程，即“我在跳蚤身上看到自己（myself）。”如果我與跳蚤之間的關系疏離，並沒有直覺地看到跳蚤與我有任何相似之處，那麼我對於跳蚤死前的掙扎，就不會有任何感覺。換言之，這當中一定發生了認同的過程，才會產生憐憫，並促使人類之間產生團結的情誼。
在一群研究與闡述自我概念貢獻卓著的學者中，佛洛姆（Erich Fromm，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提出：
愛自己就相當於自私，愛自己與愛他人是兩種不一樣的選擇，這樣的學說充斥於神學、哲學和一般人的思想中。而佛洛伊德在他探討自戀的理論中，也以科學語言合理解釋了上述的原則觀念。
佛洛伊德的觀念：假設人具有某程度的原欲，在嬰孩時期，原欲的對像是嬰兒本身，即佛洛伊德所稱的原發自戀（primary narcissism）時期，而當人逐漸長大，性衝動的對像就從自己本身移轉到其他的物件上。如果人的對像關系（object-relationship）受到限制，原欲就不會轉向外在的對像，反而會回到自己的身上，即所謂的續發性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若對於外在世界的愛愈多，留給自己的愛就愈少；反之亦然。由此說來，戀愛會使自我之愛（self-love）匱乏，因為所有的原欲都已轉向自身以外的對像了[3]。
但佛洛姆並不贊同佛洛伊德的分析。雖然，佛洛姆僅單純關注人類之愛，但熱愛生態智慧的我們（ecosophers）卻發現，“照顧”、“尊重”、“責任”、“認識”的觀念，同樣廣泛適用於所有的生物。
愛他人與愛自己並不是二擇一的單選題，相反地，每一個有能力愛人的人，也都有能力愛自己。原則上，就對像（object）與人本身而言，愛是無法分割的。真正的愛表現了創生性（expression of productiveness），並蘊含關懷、尊重、責任和認識；真正的愛並不是因為受到某人影響而產生什麼作用，而是積極為所愛之人的幸福和成長而努力，這些表現都源自於人本身的愛的能力[4]。
雖然，佛洛姆對於無私——與自私截然不同的對立面——的闡述極具有啟發性，他的論述基礎卻仍只局限於異化和狹隘的小我概念，也可用來探討自我犧牲的人。
無私的本質，在無私奉獻的對像所產生的效果中特別明顯。而在我們的文化裡，經常展現母親給孩子“無私的愛”。母親相信無私的愛會讓孩子體會愛的意義，並能學習什麼是愛。但事實上，她的無私並未展現預期的效果，這些孩子並沒有表現出相信他們受人疼愛的幸福，相反地，他們時常焦慮、緊張，擔心母親的不認同，同時為了達到母親的期待而感到焦慮。另外，雖然他們常感覺到母親身上潛藏著對於生命的敵意並深受影響，卻沒有意識層面上的認識，最終反而將這敵意帶到自己的身上：
人若有機會研究母親真實的自我之愛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會發現，懂得愛自己的母親所給予孩子的愛，將比讓孩子體會愛、喜樂和幸福，來得更有幫助[5]。
以下是生態哲學的觀點：我們都需要環境倫理，然而，當人覺得為了表現對自然的愛，而必須放棄或犧牲自身的利益時，最後可能反而違背了生態學的基本原則。反之，人透過小我認同的擴展，也透過真實地愛自己，愛那個更深、更廣的大我，將能看到環境保護帶給他們的益處。
自一九三零年以來，我一直是甘地非暴力直接行動的門徒與信徒，自然而然地受到他形上學理論的影響。形上學給予甘地極大的激勵，使他直到死前，都能堅忍不懈地走在他的道路上。甘地認為，他最重要的目標不在於印度的政治解放（liberation），而是領導印度人民發起聖戰，來對抗赤貧、種姓壓迫、以及各種挾持宗教名義的恐怖行動。聖戰當然有其必要性，但人人得以自由才是甘地的終極目標。甘地敘述他所抱持的最終目標時，聽在許多人的耳裡應該是怪異又陌生的：
我所企求的、這三十年來希冀努力達成的目標，就是本我實現、與神面對面，並獲得解脫（Moksha，即解放、自由）。我活著、我行走、我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追求那樣的目標。無論是演講、書寫，或涉足政壇，都不會改變我的目標[6]。
這對西方思想而言簡直就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tic），但也是一個普遍為人所誤解的偏見。如果甘地所探討的“本我”，指的是只考量個人利益、狹義的自我（jiva，即靈魂），抑或是狹隘的自我酬賞（ego gratification），又怎會為了貧窮的人努力呢？
甘地認為，他想要實現的是至高無上的本我，或宇宙大我（universal Self），即所謂的生命本源（atman）。詭異的是，甘地卻想要透過無我的行動，也就是藉由削弱狹隘的自我或小我的支配，來落實本我。大我緊密地連結了每一個生命，而正因為彼此之間關系緊密，所以產生彼此間連結與認同的能力，因此很自然地，不需要道德勸說，就能促成非暴力的實踐，如同我們的呼吸不需要道德理由一樣。我們必須培養領悟力，誠如甘地所說：“非暴力力量的基礎，就是眾生本質上的合一。”
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非暴力是生態保育的核心價值。甘地指出：
我相信不二論（advaita），並且針對這點，我相信人與萬物本質上的合一。更因此我相信，若人充滿靈性，全世界都會與他共享靈性的充滿；若人沒有靈性，某程度上全世界也與他一起失去靈性[7]。
也許有人會認為，甘地針對非人類生物的本我實現的想法過於極端。他在旅行過程中，帶了一只山羊為伴，而山羊也以羊奶供給他的需要，恰好成為非暴力的見證，抗議印度以殘忍的方式擠牛乳。
此外，與甘地同住在修行道場的歐洲伙伴們，對於他讓蛇、蠍子和蜘蛛通行無阻地進入臥房內，讓動物得以安身立命這件事，也感到非常吃驚，他甚至禁止人們用藥來治療毒蟲的咬傷。甘地相信合意共存的可能性，同時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道場內從未發生過任何意外，道場內的人都會不自覺地注意鞋子裡面，確認沒有蠍子之後才把鞋子穿上，即使晚上在樓層間移動時，也會很小心注意不要踩到某個同胞。
甘地以此方式肯定每一個生物都有其基本權利，謀求生存與茁壯。每一個生命的存在都有其利害和需要；每一個生命的存在都能實現本我。甘地藉此顯明了本我實現、非暴力以及有時稱為“生物圈的平等主義原則”（biospherical egalitarianism）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
在我成長的環境中，人們總是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變成一個偉大的人。這通常意謂著要超越其他人，在能力上勝過別人。這種人生意義和目標，在今日龐大的全球經濟競爭背景下，顯得特別危險。經濟市場上的“商品與服務”，不僅可切割獨立於實際生活，也幾乎完全無關於人實際的需要，因此，我們絕不能讓商品與服務供需的法則，支配愈來愈多的生活層面。
在極端個人主義充斥的社會中，若你擁有與人合作和共事的能力，且能使人在合作過程當中感到舒服，必會為你帶來許多助益，尤其當你位居高位時，更需具備這些能力。但這些特質常常被視為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或成就小我的基本准則，而不被視為實現“人”應具有的價值。然而，若將小我等同於本我的話，將嚴重貶低人的價值。
根據巴利文或梵語常見的翻譯，佛陀教導弟子要以心（mind）廣納眾生，如同母親愛她的孩子一般，要以“本我”廣納眾生。對有些人來說要拋棄小我，不但毫無意義，也絕不可能，因此一直以來，仍舊維持原來的翻譯，只要人能夠敞開他的心廣納眾生，保有一顆關懷的心，以慈悲之心去感受和行動即可。
然而，如同譯文中所呈現的，若能注意到梵語中的生命本源主要的含意其實是“本我”，而非“心”或“靈”的話，將會具有極大的啟發。將生命本源譯為“本我”其實較為適當，因為如果廣義的自我能夠接納其他存在，就不需藉助道德勸說，要求人關心生命。除非你得了某種精神官能症，或患有自殘傾向，又或者厭惡自己，否則，在沒有任何道德壓力下，你也會很自然地關心自己。
澳洲的生態女性主義學家哈倫（Patsy Hallen），提出了一套與佛陀相似的說法，她說：“我們在此擁抱世界（world），而非征服世界。”請留意句中提到的是世界，而非生物（living things）。但我們無需將思維從生物轉向世界，只要把現實或我們身處的世界擴大，不那麼隨意地劃定區隔他我的界線，就能泛愛眾生萬物。
如果，今天的“本我實現”使人聯想到的是人生追求狹隘的那種自我酬賞，那麼“本我實現”一詞便迥異於甘地提出的意義，或稀釋其中的宗教意義，若仍主張以深化與擴展小我來擁抱眾生，豈不是有失精確嗎？情況也許真是如此，但我認為這詞彙的普及性反而使人在可接受的範圍內，願意聽聽何謂本我實現。在短短的時間內，人們有機會聽到“大我”的概念，並了解到，如果人們繼續將本我實現等同於小我意識的實現，就是嚴重看輕自己，因為“人”比我們所認為的更為偉大、更深刻、更豐富，也更具保有尊嚴與喜悅的能力。如今在我們眼前的，是那些非競爭性的豐碩果實，滿山遍野，綿延不絕。
狹隘的小我酬償是最粗糙、卻也是無可避免的起始點，而我希望大家能以此為出發點，開始思考自我的擴展與深化。背後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與“利他主義”（altruism）有關。“利他主義”經常被置於利己主義（egoism）對立面，拉丁文中自我意識（ego）的對立面是他者（alter），因此，利他主義暗示了自我意識支持他者、犧牲自身利益。而且俗話也說，“基於責任，人應該愛人如己。”
遺憾的是，人若只靠著責任或普遍的道德勸說而愛人，能做到的十分有限。從文藝復興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基督教國家發起了大約四百場殘酷的戰爭，而戰爭發生的理由都極為薄弱。我認為，未來的重點應該擺在擴展與深化自我的工作上，當自我夠寬廣、夠深刻，就能超越自我意識與他者之間的差異，並一步一步消彌對立。
“社會我”在早期階段即獲得充分發展，因此，我們願意與家人和朋友分享蛋糕，而不願自己獨享。我們能充分與這些人產生連結，感同悲苦，卻長期對地球惡意相待。不過，現在，該是深化人與所有的生物、生態界與蓋婭——我們所擁有的這顆奇妙又古老的星球——之間的連結，與眾生共有、共享的時候了。
哲學家康德提出道德行為（moral act）與美的行為（beautiful act），這一套概念對比鮮明，值得我們在努力與自然和諧共生、幫助自然，或成為自然的一分子的過程中，廣泛運用與探討。不計代價遵循道德法則（moral law）的意圖，驅使了人們的道德行為，換句話說，單單只為了尊重責任，我們就須負起道德責任。因此，最能展現純粹的道德行為，就是完全違反意願的行為，即使厭惡，卻仍因為尊重道德法則，而不得不做出的行為。對康德而言，使他油然升起深深的敬畏之心的，就是“我所仰望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法則”。
另一方面，如果遵守道德法則是心甘情願的，那會是什麼情形呢？康德認為，如果好的行為是出自於積極正面的意願，就是美的行為。而我認為，在環境相關工作中，我們應該設法影響人們的道德意願，而非道德理由，將主要目標著眼於影響人做出美的行為。不幸的是，生態運動常淪為說教，給大眾一個錯誤的印像，大體上都要求人有所犧牲、更有責任感、更關心，也更有道德。依我看來，我們需要的是敏銳地感受生命豐富與多樣性，以及愛護自然景物的深刻經驗所帶來的各種喜悅。
每一個人都可以貢獻一份心力，這同時是地方與全球層面的政治問題。某部分而言，我們感受到喜悅，是因為意識到人與“比小我更大的某種東西”之間存在一種親密的連結，而那種東西已經存在了數百萬年，具有數百萬年生命的價值。如果能擴展與深化本我的概念，讓人不僅感受到、也深深相信保護自然即保護自己時，便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愛護環境所需的關懷。
我所提出的是生態存有論的至高地位，同時認為在環境倫理之上，存在一個更高的現實主義（realism），鼓舞著未來數年的生態運動。只要生態我能化作現實，人的行為就能自然又優美地遵循嚴格的環境倫理規範。雖然，我們有時的確需要了解自己的品格缺陷，但透過更加深刻的體驗與激勵，生態運動會愈來愈有成績。但這問題若要在本文處理，可能過於龐大。我們要面對的顯然無關乎社群科學（community science），而是社群治療（community therapy）的問題：我們必須找出方法，來醫治我們與最大社群——眾生社群的關系。
- 本篇文章摘自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的凱斯·羅比（Keith Roby）的社區科學紀念講座的演講，地點位於澳洲梅鐸的梅鐸大學。中文版收錄於台灣紅桌文化於2015年4月初版的《像山一樣思考》書中。感謝紅桌文化允許社區伙伴轉載於《比鄰泥土香》。
- ecological self可譯作“生態本我”或“生態我”，此處保留《像山一樣思考》原譯“生態我”，其他篇章統一使用“生態本我”。
- Erich Fromm,“Selfishness, Self-love, and Self-interest,” in The Self: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 Growth, edited by Clark E. Moustakas (New York, NY: Harper, 1959), page 58。
- 同注腳3, page 59。
- 甘地的引述摘自Arne Naess, Gandhi and Group Conflict (Oslo, Norway: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4), page 35。該書清楚闡述自我實現的形上學相關探討。
- 同注腳5。
- 同注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