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鄰泥土香

小農民與大時代

專題:"看見" 小農
小農民與大時代

文 | 李麗

  感謝社區伙伴的邀請,讓我在第一時間讀到這組題為“看見小農”的內容,以及有機會來分享,通過這些文字,我看到什麼樣的小農,以及小農正在以什麼樣的狀態和策略,在這個急速變遷中的時代生存和發展。

何為小農

  宇輝提到一個有趣的問題:何為小農?是以耕作方式,還是農耕面積來界定?正糾結時,他從閱讀中獲得靈感:從人和土地的關系、生活方式的選擇與實踐來理解和辨識。他寫道:“每一個人都與土地密不可分。以農為本的生活意味著對‘身土不二’的認同,意味著遵從大自然一年四季的規律,意味著因感恩大自然滋養著我們而帶來的完整生命選擇。帶著‘以農為本的生活’去看‘誰是小農’這一提問,或許比斟酌‘小農’的定義更有啟發。”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答案。

  早前,學術界將“小農”(peasants)從廣泛意義上的農業從事者(farmer)中剝離出來。後者包括耕種者、農場主、畜牧者、牧場主、承包者等農業經營者。這種剝離,包含著豐富多元的觀察和解讀視角,其中人與土地的關系、農耕與生活的關系被反復提及。

  我也認真揣摩過兩者的差別。於“農業經營者”而言,土地與自然是從中獲取生計與利潤的“資源”,其價值往往以物質所得衡量,在資本時代,甚至窄化為以貨幣衡量。

  對於小農而言,土地與自然的意義則豐富得多,在獲取生活所需的同時,融入與自然深度聯結的生命體驗、情感與信仰,也就是宇輝提到的“身土不二”。黃寅筆下那位知足快樂的龍運才大哥所在的侗族地區,這種認同孕育出“江山是主人是客”的敬畏與謙卑,也發展出稻、魚、鴨共生的農耕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征服者與操控者。人們愛護自然,很大程度上基於共情,而不僅僅是“可持續使用與獲益”的功利計算。

  這種認同,非躬身耕作者不能得。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小農之小,確實與規模有關。盡管很難以具體的面積數量來劃分,但可以想像,貫注情感去勞作和照料的土地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大規模的墾殖畜養。因此,自給自足——滿足自身及家庭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所需,乃是千百年來小農的生活方式、目標與特征。

  想必未來應如是——身心安頓、愉悅勞作,獲取生活所需的同時感恩回饋自然,是人們選擇小農生活方式的首要目標與價值。這次專題當中,描繪了很多返鄉農人的這種幸福感:

  貴州的朝利侗寨,龍運才大哥稻熟魚肥,折禾燒魚,唱歌過節,富足歡樂;成都平原上,王成和他的太太瑞蓮,一個談起地裡的植物,語氣如同說起自己的孩子,一個聊起農場裡安居的小動物,“眼睛亮了”;在亮亮農場,唐亮媽媽渾身洋溢著滿足與驕傲,唐亮爸爸焦慮不再,怡然自樂;鄭軍種出肥美健康的番茄和青菜,得到消費者的信任和認可,心滿意足;湖南嘉禾的劉敏濤,如願以償地跟從小就在一起的果園朝夕相伴,實現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向往……

  當然,這只是小農生活的美好一面。

處境與挑戰

  在中國廣袤鄉村生活的絕大部分農民,向來被研究者視為“小農”或“鄉民”。在歷史語境中,小農之小,不僅描述生計方式的脆弱性,還標示出這一群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在所處的“大社會”中居於弱勢。

  費孝通[1]在《鄉土中國》中稱,“中國的基層”是這些被城裡人“蔑視”的“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他們靠土地謀生。

  R.H.托尼[2]這樣描述20世紀初的中國農民:由於“小片土地,古老的耕種技術、變化莫測的氣候以及外部的強征”,因而“始終面臨嚴重生存危機”。他們的處境就如同“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艾瑞克·沃爾夫[3]則從權力不平等來解釋小農之“小”:“當墾殖者屈服於外界權者的要求與裁可——我們才可以稱他們為鄉民。”

  一個世紀走過,中國農民及其所處的“大社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一系列社會改造之後,小農已不再面臨明顯的外部強征,轉而代之的是席卷而來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正如赫爾南多·德·索托[4]所言:“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大規模的全球性的空前的變革運動,西方國家以外的人民,正在擺脫自給自足、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在更廣闊的市場上相互依存。”

  小農不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納稅,但市場的隱性索取卻越來越突出——教育、醫療、農資以及維持消費主義推動下日益高企的“體面生活”所需要的大筆現金,驅使他們廉價出賣產品和勞動,乃至離開土地,到城市去尋找生計。留鄉或返鄉的小農,還要面對更大的挑戰——被污染的水和土地,丟失的傳統智慧,疏離的人際關系和攀比之心……

  朝利侗寨想要恢復泥鰍節,而田裡已經沒有泥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外出打工,留在家裡的年輕人不想務農,換工互助變成現金購買;在廣西都安,外來品種取代了自留種;在川西平原,在湖南嘉禾,離開了化肥、農藥、除草劑,人們仿佛已不知如何耕種;而很多返鄉農人,在嘗試啟動生態種植時,都會遭遇來自同為農人的親友的反對、嘲笑和不解。

  此外,小農的另一種困境:在偏遠山區的小農,受困於交通與信息不便,農產品難以出山換取現金收入,比如都安;地處城市近郊的小農,則在城鎮化進程中時刻有失去家園與土地的擔憂。

  可以說,21世紀的小農大體上擺脫了“水深齊頸”的嚴重生存危機,但仍在所處的“大社會”中居於明顯弱勢。雜交品種和農藥化肥的引進一度提高了產量,也使生產成本(購買農資的現金投入)大幅增長,打工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惡劣自然條件造成的“生計脆弱性”,同時也增加了家庭經濟對不可把握的大市場的依賴。而且,作為土地的耕耘者,直接承擔土地污染、生態惡化和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工業化進程的後果,以及作為全球市場產業鏈的最低端,被迫接受層層轉嫁的風險。

  小農的類似處境,不僅在中國,也在泰國、日本,甚至亞洲和更大範圍內普遍存在。鄉村的人們往何處去、如何安身立命,也許將成為21世紀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覺醒之路

  莊孔韶[5]提出,急劇變遷的大時代中,小農未來的理想圖景是“保持和契合小農傳統基礎上的農業社會發展線索”,“排除文化替換的不得已的、生硬的努力”,在增加農民福利的同時,盡可能緩解震蕩和痛苦。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組專題裡的生態小農和他們的探索實踐,顯得尤其另類、尤其珍貴。

  毫無疑問,他們是覺醒的人、是小農中的先驅。無論是貴州的龍運才、廣西的勝哥,還是湖南的敏濤、四川的鄭軍、唐亮和王成夫婦,返鄉並非盲目跟隨或被動裹挾,而是經過反思和自我追問的,每個人都問過自己:“我是誰,我想要怎樣的生活。”這種自覺讓他們有了清晰的生活願景,意識到自己有力量去選擇走一條大家都不看好、實際上也困難重重的另類道路。

  這種覺醒的契機,來源於過去幾十年廣闊的城鄉流動。不論求學或打工,大量小農及其子弟,不再困守一隅,而是有機會經歷不同的職業與生活情景,有足夠豐富的閱歷和視角回望自己的家鄉,回望自己的生活,從中找到回應自己真實需求的資源和價值、道路和方向。

  也來源於學習的機會。從這些生態小農的故事中,我看到他們都有一些重要的學習經歷,或受觸動、或被點燃、或得到實用的經驗和支持。他們背後關聯著一些熟悉的名字:社區伙伴、宣明會、成都河研會、沃土工坊、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泰國的Wanakaset……

  就此,我有兩點感觸:一方面,小農事實上的弱勢狀態,與學習資源的匱乏有關。對鄉村教育的關注和討論,以及實際的資源投放,大多集中在基礎教育;而針對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成年農民的教育,並未得到重視。已有的農民學習,主要是農業或實用技能培訓,而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發展,農民需要更貼近其生活與文化、更面向世界、更豐富的學習內容和機會。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農村發展工作者,我深深同意,人的覺醒與成長、人與人的相互看見與聯結,是發展工作最核心的價值。

  這些覺醒的生態小農,不約而同地在做修復的事:修復土地、修復健康,也修復與自然的聯結。

  他們重拾老品種,恢復節慶,修復家庭,也修復城鄉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結與信任。

  每一種修復裡,都在努力地扎根,扎根於腳下的土地,也扎根於所生活的社區。敏濤守護自家果園的同時,開始關注社區的垃圾處理。那一桶桶潑向焚燒垃圾的水,傾泄出他的憤懣,也啟動了他對於個體家庭與社區共生關系的思考——獨善其身是遠遠不夠的,要營建更美好的家園,需要激發社區更多人的覺醒與共同行動。

  他們在小農之“小”中感到迷茫,而又勇敢堅韌地尋求突破。

  在都安,生態小農的實踐受到社區的懷疑不解,產品受交通和信息等因素限制難以外銷,對此,他們另辟蹊徑,發現並啟動社區內部市場——讓生態農產品供應本地學校,同時通過舉辦校園活動,幫助家長們看到食品安全的問題,增進對生態食材的理解和信任。

  更多的小農在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從聯合家人與家族,聯合社區同行者,到聯合相鄰區域的其他生態小農,聯合城市社區的個體或團體消費者——聯合行動與發聲,也相互交流和學習,以獲得較大的力量改變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小”與“弱”。

  其中,泰國和日本的兩個案例,讓我看到小農合作的路徑與前景。

  陳小泰不僅在農民的網絡中獲得學習和交流的機會,堅定自己返鄉的信心,從網絡中學到生態種養殖知識技能,也從網絡中獲得市場信息與機會。他協助的農民合作社通過合作改善了生產方式和產品,也通過合作讓小農主動去開拓市場成為可能。正如陳小泰所說:“小農的資源和資本都有限,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贏得更多的社會認可,讓團隊更加堅實,讓利益更加有保障。”

  在日本,高橋博之所開創的《食通信》,則是以媒介為載體創造的超級聯盟。這種“超級”從目前來看,集中體現在它不僅發掘和聯合了一大批生態小農,同時發動了一般企業、NPO、漁協、報社及電視台等各種各樣的機構和團體加盟進來,成為《食通信》的發行主體。高橋稱,這是一種超越了地域和血緣的新型社區——它同時回應了小農與城市居民的需求,它凝聚了追求共同理想和生活方式的人們。在中國內地,也有類似於《食通信》思路的實踐,如社區支持農業(CSA)和參與式保障體系(PGS),期望帶動更多的機構、團體和個人一起去發現和鼓勵小農的生態轉型。

掙脫裹挾

  我觀察到,互聯網和物流網的普及,為小農的合作以及發展與城市消費者的新型關系提供了便利條件。鄭軍、唐亮等生態小農的創業中,都借力於淘寶、微店等線上交易平台。但前提是,小農需要具備使用信息與物流通道的條件與能力。正如我的前同事、貴州黎平龍額侗寨的返鄉青年張傳輝所說,人人都有手機的時代,相當於高速公路開到家門口,但小農能否開車上去跑一跑,則是個問題。阿裡巴巴的農村淘寶曾宣稱“以服務農產品銷售為首要目標”,但實際運營的結果卻成為工業品、消費品下鄉的主要通道。

  此外,更需要關注和警醒的是,信息和物流的“高速公路”,將原本相對封閉的社區和小農與世界市場直接連接,在打破產業階梯、給鄉村帶來更多機會和利益的同時,也將使社區和小農直接面對全球化的所有挑戰,以及市場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和文化,將面臨更大衝擊。

  據媒體報道,2014年4月,《舌尖上的中國2》播出了雷山魚醬的節目後,“引發了我國一場電商速度之戰”。

  報道稱,2014年4月19日上海一位賣家連夜派人趕往貴州雷山,凌晨2點找到廠家,早上8點等到廠長,9點談定價格,10點半傳回相關圖片素材,11點將魚醬在天貓上線。天貓平台的銷售速度也令人吃驚:上線20秒,賣出5壇,到晚上10點,1000壇魚醬售罄。當年,該縣湧現魚醬加工廠10家,收購魚18噸。全年銷售魚醬150噸,產值1200萬元。

  在傲人的銷售業績背後,並沒有人關心和評估,暴增的銷量,是否會造成用於制作魚醬的野生魚面臨過度捕撈,以及將給當地河流生態帶來何種影響。

  因此,小農合作、城鄉互動、打破信息鴻溝等種種努力,不能僅將小農和鄉村當作農產品的供應者,更需要在此過程中呈現和伸張小農和鄉村對生計安全、生態平衡和文化情感的完整價值與需求,讓小農和社區看到,也讓需要食物、相互依存在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看到。

  在泰國,農村發展工作前輩恰恰彎[6]創辦傳統智慧網絡,協助小農和社區發現本地智慧並重新貢獻於生活,試圖激發個體和社區自主性的覺醒。恰恰彎認為,這種覺醒,既有自我價值的伸張,又有不合理欲望的覺察和克制,方能在大時代各種力量的巨大裹挾中,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獲得改變的力量。

  正如恰恰彎強調的,這種覺醒,不僅小農和社區需要,每個人都需要。

李麗
貴州鄉土文化社創始人


  1. 費孝通(1910—2005年):江蘇吳江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在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裡程碑”,成為人類學界經典之作。曾先後對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進行實地調查,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策略。同時也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提出並闡述了“文化自覺”的重大命題,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2.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英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批評家、教育家。先後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並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代表作有《16世紀的土地問題》(1912年)、《貪婪的社會》(1920年)、《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年)、《中國的土地和勞工》(1932年)等。
  3. 艾瑞克·沃爾夫(Eric R. Wolf,1923—1999年):人類學家,因鄉民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在人類學之中倡導馬克思理論的觀點而知名。
  4. 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魯經濟學家,利馬市“自由與民主學會”主席,曾被《時代》和《福布斯》雜志稱為世界上最具號召力的改革家之一,為全世界20多個國家和政府首腦制定所有權改革計劃,並和自由與民主學會一起為亞洲、拉美和中東貧困國家制訂和推行資本形成計劃。代表作有《另一條道路》和《資本的秘密》。
  5. 莊孔韶: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人類學研究》主編。參加組織和主持第16屆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電影節,主要研究領域為漢人社會、游耕少數民族、教育人類學、影視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等。
  6. 恰恰彎(Chatchawan Thongdeelert):泰國清邁社會管理學院(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院長、社會活動家,聯合各種職業部門設計、執行和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曾參與建立多個公民社會組織,建立博物館,積極投身於地方文化保護,並致力於傳遞傳統智慧與文化給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