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羅 靖
教之初心
零四年，我去成都華德福學校做建校志願者，教過幾個孩子“不入流”的手工，第一次被稱作“羅老師”。零六年來到泰國做中文教學志願老師，因為在泰文的稱謂中，“老師”是要放在名字前面的，所以孩子們和學校的其他人就直接用僅會的中文詞“老師”稱呼我（有的學生偶爾也叫我“老師靖”），我欣然接受。在這間華德福學校，我在幼稚園教手指謠，在小學教一到三年級中文。當時我覺得既新鮮又略帶榮耀：我的學生可是最多的了，有一百多個。而我更在意的是，心上有一股單純的愛意升騰開來。相比之下，這裏的孩子似乎比國內的孩子更單純，也更有禮貌。
初來的時候，我也帶著“中國式的浮躁”心願：我是來傳播中國文化的……可是很快我就發現了，我是多麼的自負和不自知，我懂中國文化嗎？中國文化是什麼？直到現在我似乎還說不清楚。也許這個問題本身就很難有一個準確的回答。在學校之前的中秋慶典裏，他們會拜月（月神娘娘）；走在去市場的小巷裏，不少的家門口都掛著八卦，供著神壇。我懂這些嗎？我意識到：我過去的生活和教育，是去除了對於自然、神靈和祖先的敬念的。有的只是掛在嘴邊的空洞說辭，諸如，“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悠久民族……”這真是個屁，沒在生活中傳承的文化，數字再大有什麼用？我之前聽到一個剛剛入職不久的華德福老師要帶著毛筆去國外交流。我問她“為什麼帶？”她說：“雖然我不會寫，但也可以告訴外國人，以前的中國人是用毛筆寫字的，毛筆是怎麼握的，怎麼用毛筆寫字……要學會秀……”這真是一個“真理”，借用一個推廣吟誦的老師的話說：越是沒有，越叫得凶。踏踏實實研究踐行的人，是沒有時間和功夫耗在面上的。
在學校裏，我覺得，中文是排在英語之後的，雖然華德福學校的課程設計並沒有將兩門外語的地位做一個排序，但在成人慣常的思維裏，有用是一個重要標準。我覺得語言的地位不公平，上一次就想著要去爭取一個平等發展的機會，這中間就包含著中文課的節數和中文戲劇。這一次再來泰國，我依舊面臨這樣的問題：中文和英文教學是平等的嗎？我要怎樣才能求得公平？在一個發端於西方的教育體系裏，老師們是否也會有輕視中文的觀念在？或是因為不認同我這個外國人，而對中文有一種消極的抵觸？自己想來想去，在朋友的提醒下，就追問到了問題的另一層：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問題出現？如若再往裏探求，那就是我為什麼要將自己拖入一種比較的心理狀態中，為什麼不能接受當下的現實，做當下的自己？
幾天前，我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微信：華德福老師的矛盾何其多？這十年，我自己經歷了一些，聽其他的老師也講過一些，矛盾顯示的既是個性彰顯、品行衝突和不認同對方，也是在一個外來文化裏，各人對華德福的理解不同。我確實覺得在這個圈子呆得心有些累了，可能有些老師也跟我有同樣的感受，所以他們有的選擇離開，有的自己另起爐灶，導致學校也分分合合。有人在的地方就有矛盾。我不太擅長處理這些，所以常常夾在中間，不開心。還好事物都是有陰有陽的。和老師們相處得不開心時，我可以在單純的孩子那裏找到笑臉，將心力投在他們身上，我為我最喜歡的班寫歌，為他們爭取到中文戲劇的機會，給他們寫屬於自己的故事，還帶他們做垃圾回收。這一切，既有環境給我的反向作用力，也因為我在那個負面的狀態裏，希望做一些事情來抓住自己。如果現在讓我來選擇，我應該不會再做其中的一些事了，至少不會以當時的那種方式做。比如做垃圾回收站，起因是我和孩子們要建一個樹屋，樹屋做到一半，樹就被砍了，我覺得學校沒有保住那棵樹，所以我要行動。還有那個時段，戈爾（Al Gore, 全名Albert Arnold Gore）《難以忽視的真相》[1] 全球暖化的論調和台灣慈濟[2] 所宣講的2020年曼谷將面臨海水倒灌的危機，影響了我去開始做環境教育。當時的我是希望孩子們能有環境意識，但在心底，也包含著對老師們沒有環境意識的一種負面回應。可這些真的和我有關係嗎？我不做環境教育也可以的，畢竟我只是個中文老師。自己的本職工作都沒做好，跑去做環境教育，這是不務正業。回收站的事情讓高年級的部分學生離我遠遠的——我知道他們本來就不喜歡我，現在又弄出了個回收站——好幾次他們經過我身邊都是捂住鼻子的。我也在學校工作兩年後面臨著離職危機。學校找我談話，說我怎麼怎麼，我的眼淚不爭氣地一下子就出來了，那個時候，如果不是有我最喜歡的班，我就沒有再呆下去的理由。而事實上，最後我離開學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繼續教他們到五年級了。談話之後，我的注意力就轉向了中文教學，如何教孩子們畫象形文字，如何用更有趣且易被他們理解的方式講授一個故事。中國能唱的兒歌本就不多，那就自己寫。那個時候，如果我對他們沒有感情，如果我不想知道他們長大後是什麼樣子，我離開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和孩子們的當下和未來產生關聯，這種關聯並不是人智學所提到的有些玄乎的命運關聯，而是我希望找到一群人，可以在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當他們長大了我還能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地方，有共同的生活記憶。所以我想，我要一直教，等第一幫學生長大了，再教這些學生的小孩。那個時候，我就可以說：我總算做了一件事，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願。
窮老師 富學生
當還在成都做志願者的時候我就知道，在中國能上華德福學校的，大部分應是中產和富家子弟，因為學費和學校理念決定和選擇了孩子的家長。家境一般的我曾有過這樣的念想：窮老師（志願者）為富家小孩服務（教育），這算哪門子志願？他們並不需要我幫助，而我自己也更樂意幫助比我弱勢的人。來了泰國，一位中文老師告訴我：這裏有的學生家裏很有錢，某個學生家裏有六七台車。我不由得感歎差距之大，因為學校不少老師都是擠公交和搭摩托上班的。雖然在理性上，我應當學會接受一個事實：貧富是客觀存在的，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可是差距感依然時常在我心裏閃過。我曾經接觸過的華德福同事家境皆非殷實，他們投入到這個事情上來，多半還是因為熱情。大家都知道，華德福老師工資不高，還很辛苦，因為喜歡做這件事，就選擇了。在我工作的泰國學校，清一色的全是女老師，不知道國內是否也是女老師居多。男人一般是要養家的，這樣不賺錢的工作只好由女人來承擔了。從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來看，如果老師和學生間的經濟差距很大，也不利於老師的工作。如果老師幹這份工作，沒有一個可以穩定的且看得見未來的生活保障，她（他）怎麼可能用心去養護學生呢？這份心，既包含對於工作和自我的認同，對生命的崇敬，更包括在一個現實生活裏：她（他）不用愁吃穿，不用憂住行。
一體的師生關聯
在華德福學校，老師與孩子們的關係很緊密，這就需要老師保持一種覺察意識。我最近認識到，一個主課老師和他的學生間的關係，就如同磁石的兩極，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共場。就我來說，我是一個權威感缺失的老師，所以在我的課上，調皮的孩子我管不住。對三年級以上的孩子我也有些受挫。這次再來泰國，學校安排我每週都要觀察一到三年級的主課老師上課。一年級有五個孩子，其中三個男生經常不在狀態，所以老師要不時地把走神的孩子拉回來，希望形成一個FORM 當下的現實，做當下的自己？[3]，而這個老師的個性中似乎有一種硬硬的特質，所以就顯得有些嚴格。二年級則是很好的一個小團體，自身就形成了一個FORM。主課老師是一位有著兩個小孩的媽媽，待人既熱情也平和。她在主課上都不怎麼去約束孩子，只是要求孩子們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形成一個自我管理的節奏，比如自己盛飯、自己排隊下樓玩耍。我覺得孩子們做得很好，主課老師的黑板畫，在課室佈置上都呈現著一種美觀，有序。而在我的課上，也因為他們的“好”，能與我有一個良性的教學互動。三年級就難管一些了，全班七個男生，一個女生，男女比例嚴重失調。這女生在一堆男生中間，不但沒有起到中和的作用，還和男生一樣活躍。這個年紀本就是一個狀態變換的年紀，學生們似一團要燃燒的火，老師如果不更強，是hold[4]不住他們的。這個班的主課老師是一個活躍愛玩的大女生，帶這些孩子，就像一個大姐姐一樣。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她還是有些不自信的，因為沒有帶班經驗。但慢慢地我發現她有FORM多了，孩子們的狀態也跟著在轉。在華德福的教師培訓中，會講到老師與學生的命運相系著。我雖然還沒體驗到這樣的關聯，但似乎能理解為什麼Steiner博士[5]要提出這點，可能他想要表達的就是：不讓教育變成單一技能和知識的傳授，變得物質化，就需要讓教育有更高的精神導向，讓教育包含對生命的愛和敬畏，讓老師的生命滲透進孩子的成長中。
我的歸屬感
老師的生活是什麼，那麼他呈現給學生的狀態，應該就是對於生活的獨特感受和理解了。我從小就生活在一種無歸屬感的狀態中。兒時父母最早南下廣州打工，我比同鄉的同齡人更早地接觸大城市。看到那麼多的高樓大廈，我在一種羡慕中希望逃離鄉村。後來有機會走出國門時的我，如同一隻從井底跳出來的“蛙”，體驗到了另外的生活：一方面感受到這個國度的自由呼吸；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異國的孤獨。生活很好，可卻是別人的，於是學校和學生成了我的依戀。週六不上班的時候，我也會到學校去，享受一個人呆在校園的時光。那種被空寂雕刻的日子，包含著期待和夢想。如果我不教他們，我真的不知道能幹什麼；如果我不教他們，我也不能繼續呆在泰國——這似乎成了我的焦慮。在一個地方呆久了，有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有誰會願意去割斷這種聯繫呢？即便是憂喜參半的日子。
今年年初，我去探望曾經的學生。時隔四年，發現一切都變了：曾經的學校一分為二，曾經熟悉的家長生死相隔，曾經熟悉的學生擦肩不見，低首不言……我在重重的情感失落中寫下了一段文字《漂泊中的愛戀》，以紀念那些還在我記憶裏的人和事。不管是否接受這種改變，這都是事實，我只能在這種事實中繼續尋找我想完成的事情。
作為自己本職工作的中文教學，我也在困頓中找出路。對於漢字、漢語以及傳統文化，我常感到自己的無知。三千年前的甲骨象形文字，我是初識；用了近兩千年的繁體漢字我沒學過；傳統中的道和藝我基本不會……我開始埋怨和反思自己就學時的教育。經過一番探究，我總算知道了拼音是為了外國人學中文而起創的；簡體漢字是“廢除漢字”不成的延續；我還知道了漢字不是為了記錄漢語而產生的，而是獨立於語言的一套體系。所以漢字可以在日本，在韓國，在曾經的越南為不是華人的外國人所用。這全是因為漢字試圖表徵著世界的實相。十年前，我不知道，古詩是可以吟唱的，詩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先吟後錄的——而在當時，我還困惑，為什麼古代的中國兒童沒有兒歌呢？現在我明白了，中國的詩詞，蒙書[6]都是可以吟唱的——所以孩子們不需要現代意義上的兒歌。十年前，我沒有機會將吟誦帶進課堂，現在終於可以有機會了，也算是一種心願的補償吧。可我也自知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德行也不夠，就只能邊學邊行了。心裏感謝著給我機會來這邊教中文的學校創辦人Khun-Usa，感謝著十年前自己從一年級教到四年級的那幫孩子——是她們[7]讓我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前是為她們而教；現在她們長大了，也許不需要再學中文了，所以我會為自己而學，而教。
我敬畏“老師”這個稱謂，因為那些單純的孩子每天還在一遍遍地用“老師”這個詞稱呼我，因為泰國這個社會還敬重著老師這份職業。當我自覺不能勝任學校這份工作時，我會選擇離開。畢竟，老師應是一個社會的良知，他自己本應是一個火種，才有可能點燃那些初涉人世的生命。
唐朝的韓愈曾在《師說》裏言：師者，傳道受業解惑也。
我想，此當是不變之理，自當曆久彌新；做得如何，就看每個為人師者的願力和修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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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難以忽視的真相》（英文：An Inconvenient Truth）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派拉蒙家庭視頻公司等七家公司於2006年聯合發行的一部環保紀錄片。由大衛斯·古根海姆（Philip Davis Guggenheim）根據同名圖書編導，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進行講解。該片講述了全球氣候變暖及環境惡化所帶來的明顯的災難性的片段，並在最後呼籲保護環境、減緩暖化。該片獲得2007年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
2. 慈濟基金會，全稱“財團法人台灣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是台灣的佛教慈善團體，致力於社會服務、醫療、教育等領域。其前身為證嚴法師在1966年4月14日於台灣花蓮創立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簡稱“慈濟功德會”。
3. 英文“形式”、“組織”的意思。在這裏作者是指課堂的組織，也是上課的形式。因為華德福的課堂總是有運動，有歌唱，由此產生一種形式感。
4. 英文“把握”、“控制”的意思。在這裏作者是指老師要在身體的運動、歌唱、遊戲學習中觀察把握孩子的狀態，既允許孩子的天性及個性得到發揮，又要讓整個班形成一種學習的整體能力。
5. 關於Steiner博士，請見《在“人的普遍智識”啟迪下的思考》一文。
6. 古人重視蒙學教材的編寫，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學童識字、習字用的字書。最初的蒙學教材是為了滿足皇室及仕宦之家子弟識字教育的需要而編寫的，在皇室和仕宦之家私傳。漢代以後，開始走向社會，成為供大眾使用的國民教材。流傳至今比較常見的有《千字文》、《三字經》和《百家姓》等。
7. 作者的眼中，孩子如花朵般嬌弱，需要呵護，所以用“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