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当回事的经济人生

2015-12-29

编者按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系副教授,身兼设计、装置艺术、摄影、出版、艺术与设计批评家;曾积极参与菜园村反高铁运动,自此开始接触务农。作为佛教徒,作者在授课时会引用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一文为教材,下面为他就这篇文章的一些省思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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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曾德平

  我不懂经济。我认识的大部分朋友都是不懂经济的,但却身不由己地参与经济活动。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持续地从出生到生命完结一直参与。有趣的是,经济活动的焦点不是参与的人,而是“金钱”。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如何生活,我们每天起床开始,或者,还未起床已经开始了,生活中的一事一物都或多或少是用金钱换取回来的。我们睡的床、寝具、毛巾、牙刷、衣服、鞋袜、电话……不胜枚举。经济活动俨然是“自然”不过的日常事。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便万万不能” 说明了我们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我们口袋里的金钱何来?自小,我们不断在家里、学校和社会被教导以参与劳务换取报酬(金钱),使自己可以生活,并且活得愈来愈好。然后,更进一步接受了要把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押上去做这件事。最后,形成了社会大众的共识,建立了入职年龄、退休年龄、工时、工资、有薪假期,以至连病的时候也要请病假等等的制度。从这样的角度看,参与劳务的确是不能不参与的人生大事, 理应愈做愈快乐的啊!然而,在参与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这样的劳务不能天天做,我们需要定时每周放假,以至每年放“大” 假,让身心放空。对于这样重要的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的呢?事实是,这种参与劳务换取金钱的做法不是“自然” 的事,是我们建立出来的,人为的。当中最大的缺憾是,这种人为制度并不能保证人人可以活得愈来愈快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既然如此,建立制度的我们为何不把缺憾修正呢?是目标出了问题吗?方法错了?抑或,在建立的过程中遗留了什么?

  舒马赫(E.F. Schumacher) 在其“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的著作《小即是美》[1]里,开展了“佛法经济”[2]的思考。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佛陀的教授“八正道”[3]中有“正命”的修行方法,故此,理应有“佛法经济”这种可行的发展模式。所谓“修行” 就是依据佛陀的教导,修正过往的行事方式,改善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正命”是按照佛法的标准谋生,以不损害别人和环境的方法换取衣食住行的必需品,远离不正当的职业。所以,舒马赫相信,凭着“正命”的原则去修正谋生的方式,便会发展出一套“佛法经济”,以修正“现代经济” 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困局。舒马赫把现代经济和佛法经济作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包括工作的成效、机械生产和人的关系、消费和生活质素、简朴和非暴力的生活关系等等。


   舒马赫(E.F. Schumacher) 的著作《小即是美》反思主流
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其中一文谈及佛教经济学。

  从生产的角度看,世人普遍认为人力是财富的基本来源。雇主和雇员对人力的理解却南辕北辙。雇主认为人力(雇员) 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如果自动化无法全面取代人力的话,把人力减至最低是天经地义之举;雇员则认为牺牲了闲暇时间和舒适的生活去工作,工资只是补偿。也就是说,对雇主而言,没有雇员的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对雇员而言,无须上班而有收入是最理想的。舒马赫道出了现代经济生产模式既不能满足雇主的要求,也没法满足雇员的期望。为了谋生,雇主和雇员各出奇谋,发展出一套折衷的方法:分工,把生产流程化约成为微细的工序,一方面让生产速度加快,产量增加,另一方面生产工人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肢体动作便能完成工作,无须任何技术性培训, 表面上把“牺牲”减至最低。然而,这种方法只着重产品的质和量,没有把参与其中的人当作一回事,工作的成效也被狭隘地理解为产量的多少。

  从佛法的角度看,工作潜藏着对人的正面效果。首先,工作为人类提供开展其本领的机会;也使人在参与群体工作时, 克服自己的自我中心习气;更为生存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这样继续发掘下去的话,工作的正面效果是无止境地丰富的。同理,假如把工作和闲暇看待成对立的话,只怕是一种天大的误会。工作并不是人性发展的外在机械性活动,佛法经济把工作成效聚焦在人的质素提升上,让工作变成伴随每一个人圆满其生命的助力。佛法把机械化分成两种。一种是强化人的技术和能力;另一种是把人的工作成效转变成机械化的奴役。第一种机械化的作用是协助人类自我净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外在和内在力量的。佛法视这样的净化过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反之,现代经济利用机械化生产使人的欲望持续膨胀,人不断被劳役而不自知。最终,物凌驾于人。工业革命以来的整整一个世纪被喻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峰,已发展的国家和地方,普罗大众的物质生活是历史上最丰饶的。我们亲身体验过对物欲的永无止尽的追逐了。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劳力和时间,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回报。但是,我们不能不抚心自问,人之为人,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是否有别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呢?

  物质生活和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既不互相抵触,也不互相矛盾。舒马赫引述印度“甘地主义”经济学先锋人物古马拿巴(J.C. Kumarappa)的互信和非暴力经济理论,指出正面的工作定位滋养人的正面价值和活化品格的发展。优悦的工作环境让人的自由意志在建设性的轨道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故此,遇上失业时,最深层忧虑并不是没有收入,而是缺少了来自工作的滋养和活化的推动力。物质主义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物品对立起来,以为外在的物质条件改善,生命便得到提升。这种思维忽略了人的内在的需要和深藏的潜能。佛法里的“中道”把人从现代主义,包括经济,建构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中解放,让人安于互信和在非暴力的环境中发展人类优秀的品格。放眼看看我们现在身处的对立关系,例如雇主和雇员、上司和下属、工作和闲暇、付出和补偿等等。我们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关系, 只管在这中间努力,便可以从外在的“对方”赚取更多“合理的”回报,生活便“自然”愈来愈快乐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以香港为例,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现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物质相对地富庶的环境中。然而,我认识的朋友之中,并没有谁从物质生活中获得持久的快乐。有一些朋友感到物质上的享受仍未足够,有些感到工作没有满足感,有些认为自己的梦想还未达成,有些感到前景没有保障,有些感到人生失去了方向,有些感到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等等。相信大家对这些感受不会陌生,不是从周围的人那里听到,便是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些经验证明了单靠物质为主的发展,精神生活阙如[4]的话,我们内心不会安稳,生活不会快乐,渐渐地生活品格便失平衡。若然依循佛法经济原则生活的话,简朴的物质基础已然足够,快乐指数却很高。投放在物质上的追求愈低,包括生产和使用,我们便愈多闲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例如广义的创作活动,让自己可以滋养和活化自己内在的品格,呈现于外的是一种轻安自在的人生态度。

  可惜的是,现代经济主义者,包括我们的大多数人,很难理解佛法经济的好处。一方面,我们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均以消费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我们以消费量来计算生活水平,认为消费愈多,等于生活水平愈高。故此,现今市面上很多产品在推出市场前已把产品的“寿命”缩减,以至在一定的限期内便会自动报销,以助销情。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度依赖,使自己不能不无止境地更新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事实摆在眼前,全球化贸易把我们的生产力全数用在催谷[5]消费上,压力愈来愈大——受压者同时是施压者,快乐指数并没有因为消费力提高而有所提升。为了生活大家斗个你死我活,透不过气来。因为对立关系衍生的竞争、因为权力差异产生的剥削、因为贫富悬殊引发的不公义、因为就业机会萎缩带来的不安、因为对精神自由渴求的落差等等不满情绪,人与人之间潜藏着的暴力被引爆,大型的社会抗争此起彼落,这种现象在所有高度发展的消费城市都很普遍,并且愈演愈烈,参与的群体愈来愈年轻化,例如最近台湾的反服贸抗议。证明了工业文明既不能产生大众承许的结果,更没法保障稳定的发展。

  就佛法经济模式提供的正面经验和长远的安定繁荣而言,佛法经济是值得推荐给相信经济成长远胜精神和宗教价值的信徒。因为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在“现代持续增长”和“传统停滞不前”之间任择其一。重点是如何确立发展的正确途径——盲从物质主义和停滞不前的传统之间的不偏不倚的中道,也就是“八正道”。
 

──完──

原载:《比邻泥土香》
http://www.pcd.org.h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7a_0.pdf

[1] E.F.舒马赫(E .F .Schumacher)(1911-1977),英籍德国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1973年,舒马赫出版了《小即是美》(又译《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书中质疑西方经济目标是否值得向往,反对核能与化学农药,他也批评以经济成长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该书一经推出便以其切中时弊和颇具争议的观点激起读者的热烈反响。

[2] 1955年舒马赫访问缅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此后担任了缅甸政府经济顾问。在缅甸期间,舒马赫由一个天主教徒转变为一个佛教徒,由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转变为一个“佛教经济学家”。他提出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路径选择的“中间技术”的思想,提出以“佛教经济学”指导人类经济行为以避免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的主张。

[3] 佛教教义,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4] 空缺,缺然,欠缺的意思。出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礼仪制度阙如也。”——《后汉书·孝和皇帝纪》

[5] 粤语词汇,原意是把谷种先放在营养液中培养,然后再栽植,以促进其生长。有人为促进事物的发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