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边缘考

文  ▏ 周思中^[1]
插画  ▏ 全海燕

题外话

　　执笔之前，我刚好在WhatsApp^[2]与一个以CSA^[3]形式向生活馆^[4]买菜的小组热烈地交流，有新组员告知她喜好的口味丶有朋友建议可否以服务易物（她请男友开车替大家将菜由我们农场送到维多利亚港对岸，来换取每周配送的菜）丶有人呼救说本星期未能及时取菜，能否请另一位组员代为储藏。

　　这个小组去年开始形成，缘起是一位住在香港岛的朋友，知道我们在新界种菜，多次提及想向我们买菜，但由於运输成本高昂，菜量不多的话大家都不“化算”^[5]。试过一两次碰巧到香港岛，我们便顺道带点菜给她，她吃完又与身边其他朋友提起，後来向我们建议：不如她们自行组织几个家庭，每周定期召车，我们只需将一包包配好的菜送上电召小货车，由她们在港岛自行接收，并安排其他订户领菜。有时负责接应小货车的组员遇上要开会之类的事没空，便会由其他组员补位代劳。

　　我们为此开了个WhatsApp群组，给大家预告什麽时候有什麽收成，大家在群里也会分享煮食心得，或给我们提意见。日积月累，有组员会向邻居和同事介绍她们买菜的方式，所以偶尔又有新组员加入。整个关系与做法，类似生活馆在锦田的小菜园，於香港岛上的湾仔，长出一个负责销售与物流的分部，但负责营运这分部的，从正统经济学来看，却严格属於生活馆的“客人”。

　　去年十月计划的配送，给月中两个台风打扰了——我们无可奈何也非常抱歉，组员反而主动慰问，还叫我们加油。坦白讲，这算哪门子的“买卖”。

泥土的视角与国家的视角

　　这类故事，《比邻泥土香》的读者大概不会陌生。人与人总在一些条件上，有缘建立美丽又有趣的关系。这些关系微小但真实，甚至有如“祖母的厨艺”——吃过就会入脑，即使後来没机会再吃。试过从植株上摘下粟米马上吃进肚里，对比从罐头舀出来的粟米粒，那味道的距离便叫“新鲜”。这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味道，它甚至还定义了某种抽像标准，供我们延伸或连系到其他经验上。

　　本期“社区经济”的几篇文章，难道不就是遍布着这样的人丶这样的关系吗？北京“农民之子”的社区厨房活动，小孩子学会到市场买菜，回来处理食物，并与家人亲友分享。他们长大後或许要为糊口奔波，但一两道手艺，说不定就会成为漂泊不定的生活里，其中一个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和从何而来的浮标。香港“玻璃再生璀璨”的兼职回收员阿邦，谁能预计他朝会有什麽发展，但那种工作并不会侵犯自己自由，反而令自己对欲望和物欲是什麽能有更深刻的体会和反省的经验，这一切大概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日後的路向和选择。世界如何转变，个人或许无法一力导航，但却总有些记忆或认识，协助自己在转变中的外在环境定位。这格局可以用真诚美好的语言来描述，也可能如唐吉诃德或阿Q精神般可笑。美好或阿Q，端视乎一点：如何理解和描述所谓“外在环境”。

　　这悖论，由两种不可通约的认知所构成。一方面，泥土是伟大而无可取代的；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丶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所容许并催生的生活方式，不可阻挡。

　　泥土是由无机物丶水分丶气体丶昆虫丶真菌丶细菌等组成的复杂媒介，我们今天不仅还未能发明取代光合作用的人工叶绿素，甚至对於泥土里究竟进行着什麽样的生物化学反应，使得植物能够健康生长，仍然处於探索的阶段。倒是农民以其经验（而不是实验室语言及概念），前仆後继地在不同的特定环境条件里，形成各种培育泥土的模式及实践，确保太阳能量，可以透过在泥土中生长的植物，一直转化到食物链上的各个单位。尤其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化肥农药杂交种子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6]和九十年代基因改造技术，小农的生态功能越来越被肯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甚至将2014年定为“国际家庭农业年”，直接指出小农的多种社会及生态价值^[7]，这可称为“泥土的视角”。

　　不可通约的另一认知，是国家的视角，也就是经济发展不可抵挡。城市及国家要在国际上竞争经济增长率，经济模式似乎只有一条路径可选，农业只能是出口导向的资本密集模式，利润及剩余则转移到工业和金融等更高产值丶更高增值的经济活动。换言之，十九世纪末丶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发展方案。这种认知可谓横扫千军无坚不摧。

　　然而，究竟是泥土和国家视角不可通约，抑或是这流行的认知框架出了问题，或是过於具有引导性，逼迫我们在安贫乐道和飞黄腾达中归边？要麽怀旧要麽贪欲，有没有方法能让我们走出这道德主义的责难？切换回本期文章的内容，云南丶北京丶香港和日本的经验，是否为主流经济的“例外”？是否在原则上丶实质上与主流经济对立？

并非对立与不可通约

　　回顾历史，问题却并不以这种不可通约的方式展现自身。芳子文章所提及的匈牙利伟大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8]，在其名着《大转型》中，便引经据典指出，若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活动，回顾欧洲以外和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前的各种交易模式，不难发现，以个体为单位，以私利最大化为目的之经济活动，不仅并不主流，甚至是极度独特或另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初布兰群岛（Trobriand Islands）^[9]，便有种时间跨度长而幅员广的交易模式，称为“库拉圈”（Kula Ring），群岛间各部落会互相送赠白贝壳手镯及红贝壳项链，在大致呈圈状的群岛分布中，两种礼物会分别以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方向，由一个部落送去另一个部落。整个送赠过程以仪式及巫术来进行，不涉及货币和其他货物，没累积也没利益，没明文记录也没标准的规则和程序。手镯及项链走一圈，可能已是十年。从时间跨度及地理覆盖来看，这种又巫术又没记录的交易活动，这样“原始”的交易行为，虽然并不如今天主流经济般“理性”及高效，却相当复杂与精细。

　　换言之，所谓“前现代”及“前工业”的时代及地区，也流行着各种交易，以及相当繁复的交易系统。不同的只是，并非所有交易行为都以盈利与累积的最大化为目标。只是在某种偶然的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才会摧毁社会关系——而在这种趋势中，“社区经济”才会显得另类。若我们不只看欧美地区，也不只看十七世纪後的这些地区，交易可能从来都是与社会丶部落丶宗族丶巫术丶性别等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的。

　　而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或许更是虚幻。一方面，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并不是自有永有的丶唯一的“发展”方案；另一方面，由小农或小生产者为主的经济体，及与其相连的社会关系丶情感丶技艺取向等，也只是在特定的脉络下，才成为“主流经济发展”的障碍。好些例子甚至显示，今天被许多人认为是“前现代”丶“前工业”的“传统价值”及实践，几乎可理解为现代（尤其是殖民）管治的产物。目前在香港被热烈讨论的新界原居民“丁屋”政策^[10]，原居民认为，这是他们的“传统”权益，但如细心一点追溯其沿革会发现，它不过是政府需要征收新界土地发展新市镇，而向新界原居民所提供的补偿方式罢了。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对立，女性主义经济地理学家吉普森格—雷厄姆（Gibson-Graham）^[11]说得好，“可能只是某种将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的观点，才令两者区分开来。^[12]”

“经济”有待重新想像与思考

　　分明感觉得到，编辑一直在“人与人”丶“人与自然”和“整全的人”这几个关节位努力，但“社区经济”这一用语似乎更抽像，包涵的层面更广。读过的几期《比邻泥土香》，其专题都是从比较具体的角度（如留城青年丶青年导师丶参与式保障体系等）切入，一块一块的砌图正在拼合着中港台日本等地方，一些项目和想法如何一步步筑造着更人性更生态的理想。在这语境里，相比其他专题及文章，今期的四篇文章，与其说它特别“社区”特别“经济”，倒不如视之为一个机会，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提法当中一些或许未经审视的概念与参照。

　　波兰尼以至更早关於“经济”的讨论，除了今天独占话语权的“市场经济”模式外，也有如互惠（reciprocity）丶再分配（redistribution）及家政（householding）等模式及性质。本专题的几篇文章，其实是以其描述的项目和实践，诠释着这些非市场经济活动。

　　进一步看，几篇文章的“非市场经济”活动，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距离及关系，其实也并不均一。即使“社区经济”作为主流经济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s），不同项目的“替代程度”似乎也不同。山岸会实显地的居民，他们放弃了主流生活及私人财产，成为了集体生产单位的一分子。这边界分明的集体生产单位，却与其他农产品生产者直接竞争，产品营销日本各地。云南生态茶的例子里，寨民不用如山岸会居民般放弃私产进入集体，生态茶的产销仍建基於消费者能在茶品市场上，认同和支持他们按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制作的茶叶（同心桃园的桃子也类似）。至於农民之子，孩子和家长能透过聚餐和家乡菜增强身份认同及生活厚度，这当然相当可喜，但对於项目活动与孩子家长的工作之关系却着墨不多。在这点上，工友之家的一系列实践，简直可谓反攻主流经济，在生产（同心桃）丶销售（二手店）及教育等方面，以合作方式为工友提供各种主流市场经济之外的选择。

　　检视这些项目和实践与主流经济的关系和距离，只是理解他们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提问方式是，这些实践除了减轻参与者的“经济负担”之外，是否也在耕耘某种土壤，让参与者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在互动里逐渐变化？让非市场主导的价值观丶习惯丶偏好丶信仰丶社会关系等，能够进一步扎根？例如，“家乡口味”当然可以（其实已经）作为商品来生产及消费，但孩子从家人或社区亲尝过家乡的口味後，会否多点文化自信，更能面对“又快又贱又随便”^[13]的快餐垃圾食品？餐饮业的运作方式及生态是否有机会来点点改变？

　　我想，就当这是个光谱，其意义在於，说明了无论主流经济如何将人假定为具“理性”思考的一颗颗孤立的原子，人与环境丶生态其实密不可分，甚至无需附加“另类”丶“替代”等前缀。若非国家及资本的积极干预，市场与社区（或性别丶地域丶宗族丶情感丶灵性，不一而足）界线并不分明；以目的论的立场，将经济市场化视为进步，则更是荒诞。承认了这区分的虚和妄，可能就意味着需要在实践层面，将被“市场经济”排除掉的因素重新加进去；又或者按同一准则，重新理解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需要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来进行或组织。如是，世界不只是多了某种称为“社区经济”的东西，而是“经济”本身，其目的及功能，需要重新想像及思考。

结语

　　从这点看，资本抑或泥土，便显得是个假问题了。即便植物和叶绿素挡不过推土机，也不代表推土机能转化太阳能量。泥土懂得储存，却不如个人银行账户般只为个人累积，不存在单一主体或本位，能量流动，万物共享，相生相克。就如文首题外话，生活馆的CSA小组因为友谊也好，因为环境意识拒绝工业化食物生产也好，因为想尝到短途的新界光合作用产物也好，甚至只是贪图便宜也好，乐意走出“纯”消费者的身份，分担部分生产者的工作（亦即增加自己付出的成本），以“社群”重新定义及理解双方的关系，不就是互惠了吗？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及行为，本就光明磊落。

1. 作者是香港菜园村生活馆发起人之一，目前兼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2. WhatsApp是一款跨平台应用程序，用於智能手机之间的通讯。
3. CSA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英文简称，常译为“社区支持农业”，又译为“社区为本农业”或“社区协力农业”，详见《社会经济：另类生活中的空间抗争》一文。
4. 香港菜园村生活馆成立於2010年反高铁护菜园运动期间。现址为香港新界元朗锦上路，以“永衡自然法”为原则，供应有机蔬菜，并每年举办“有种电影节”。
5. 香港俚语，指合算丶划得来。
6. “绿色革命”一词，最初只是指一种农业技术推广，以至後来改变了全球农业的方向，逐步走上依赖石化原料等外来投入的生产模式。20世纪，西方国家大规模投资农业科学研究，导致农业产量戏剧性的突破。现代化种植模式丶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加速了提高产量的进程。六十年代，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将这种农业模式，通过高产品种，与化肥丶农药丶灌溉的扩大利用相结合，推广到亚洲丶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导致化肥丶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威廉姆於1968年第一次用“绿色革命”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农业大发展的现像。
7. 详见http://www.fao.org/family-farming-2014/zh/。
8. 详见《快乐鸡蛋——日本山岸会的社区经济实践》一文。
9. 巴布亚新几内亚珊瑚岛群，位於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海新几内亚岛最东南边延伸部分以北145公里，地势低，均由珊瑚石灰岩构成，许多岛有环礁。
10. 1960至1970年代，当时的香港政府计划发展新界，为了得到新界原居民的支持，於1972年12月实施“小型屋宇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1890年代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一生申请一次於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共3层高，每层面积不超过700平方尺的丁屋，无需向政府补地价。
11. Gibson-Graham是女性主义经济地理学家朱莉·格雷厄姆（Julie Graham）与凯瑟琳·吉普森（Katherine Gibson）的联合笔名，二人合着《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Capitalism）与《後资本主义政治》（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朱莉·格雷厄姆2010年因癌症离世，凯瑟琳·吉普森现任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12. 英文原话为：we are separated only by virtue of our ability to conceive of these separations，详见http://www.communityeconomies.org/site/assets/media/Ethan_Miller/Economy...。
13. 语出美国名厨兼食物运动倡议者艾丽丝·沃特斯（Alice Waters），形容快餐食物fast, cheap and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