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onal Experience

重建有機生命網路——日本有機農業社會企業

謹以此文獻給一切熱愛大地熱愛生命默默耕耘的人們

從開著小貨車到住宅小區賣菜,發展成為擁有85000名固定家庭用戶,2500名簽約農戶、年收入達200億日元的有機農業社會企業,大地協會創始人騰田和芳的經歷在我心中是個傳奇。傳奇之處不僅在於其商業上的成功,而在於他將商業的成功與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理念融為一體,而得以具有源源不斷推動社會創新的力量。

去日本之前,就已聽說很多有關騰田和芳與大地協會的故事。他們每年夏至冬至動員600多萬日本市民參與燭光之夜環保活動,大家一起關閉電燈,體會人與自然間的緊密聯繫。為促進本地生產本地消費,減少因食物長途運輸消耗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地協會發起食品里程累積活動,在每月的功能表中告訴用戶減少了多少CO2,鼓勵消費者購買本地食物。更值得尊敬的是,騰田深深意識到要倡導和普及一種新的價值觀,光靠叫嚷口號反對使用農藥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從小事做起:要讓一根沒有施過農藥的蘿蔔能到達消費者手中,並堅持做這一件小事達30年之久。騰田自稱無意把公司做大,目標是希望大地的模式可以被更多組織效仿和推廣。這看似違背競爭市場規則的開放無爭的經營理念,卻讓大地的事業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並從日本擴展到韓國、泰國和臺灣等地區,還成立了亞洲農民大學。

種種事蹟,讓我對騰田充滿想像:這一定是位極其睿智的老者。年初,終於因環球協力社的邀請得到一個機會去拜訪大地協會。接待我的是大地協會的理事長大山。他詳細介紹了大地協會成立的歷史及目前業務開展狀況。臨行前,匆匆見了騰田一面,很樸實,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因時間倉促,只及問騰田一個問題:他認為大地成功的關鍵是什麼。騰田的回答非常簡潔:信念和堅持。

這個答案聽起來似乎過於簡單,也無法模仿。然而當我對日本有機農業發展的背景有更多瞭解時,才明白在日本,騰田不是單獨的個案,一個健康而充滿活力的社會自然會孕育許多這類人才。在前一篇日本之行的文章中,我曾經講述過幾位日本社會企業家的故事,那只是短短一周時間所見到的,如果深入瞭解還可發現更多。騰田的故事已有許多詳細的報導(詳見環球協力社“一根蘿蔔的革命”),在此不再重複,或許結合日本有機農業運動發展的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在日本會產生許許多多類似大地協會的社會企業,他們堅定的信念與堅持不懈的精神力量來源於何處。

重視社會責任的企業傳統

研究日本社會企業的廣石先生認為,這一現象的誕生與日本的傳統有一定淵源。在他的文中寫道:
"對於大多數日本人而言,'做生意'和造福社會本來就不是互相排斥的兩件事。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一些寺廟就為當地兒童提供教育,被稱作“寺子屋活動"。而以精明聞名的近江商人(現滋賀縣一帶)則一直秉承“三方都好”的經商理念,即買賣中要讓買方、賣方、社會都得利的意思。這個理念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得到了社會的推崇。

在當代日本大企業的創始人中有很多社會意識強烈的人士,例如,為"消除世上的饑餓"而開發出速食麵的日清食品創始人安藤百福;懷著"要讓家用電器象自來水一樣送達千家萬戶,創造多彩生活”理想的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松下在晚年時還致力於培養民間政治家。此外,大企業也有尊重社會的傳統。"…

大地公司的創立主要源於其創始人騰田對於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騰田年輕時參與過以防止農藥污染和核電站污染為主題的市民運動,畢業後在一家出版社做編輯。70年代中期,有吉佐和子開始在《朝日新聞》上連載《複合污染》,揭示農藥、食品添加劑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以及對土壤的污染而引致的嚴重後果,引起極大社會反響。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騰田到水戶郊區採訪農民,瞭解到當地農民因為意識到農藥對身體的危害,而發明瞭礦物質農耕法,種出的蔬菜味道雖好,但時而會有蟲蛀,不為城裏人所喜愛,因此他們的產品拿到農協後賣不出價錢。熱心的藤田想幫助他們打開銷路,但經過幾個月的嘗試,到處碰壁,藤田決定自己開車到住宅小區賣菜。很多主婦被“不灑農藥的安全蔬菜”吸引,一傳十,十傳百,周邊小區的住戶都紛紛加入購買行列。水戶以外地區的農戶也來找騰田幫忙,大地協會由此誕生。

成立伊始,還沒有NPO或者社會企業這樣的概念,唯一的選擇是股份有限公司。但騰田不認為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味賺錢的工具。如果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能成為大地股東的話,不是能更好地維護他們的利益嗎?因此,當1977年大地協會的流通中心註冊為獨立的公司,協會的農戶、消費者會員以及大地的員工成為第一批股東,集資近1700萬日元。大地公司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確提出3大理念:一,以生產、流通和消費有營養的、安全的食品為己任;二,以保護生命和健康為經營指標;三,摒棄官僚主義和投機主義,創立開放式的經營模式。

之後30餘年的經營中,大地公司始終圍繞其原初設定的目標,並結合會員的需求不斷創新,發展出一系列新業務。從最初直接去小區賣菜的模式,到1985年推出個人配送服務,逐步建立起可覆蓋整個東京都市圈的宅配服務。在東京的住宅小區裏,經常可看到“大地宅配”的綠色小貨車和裝滿蔬果的紙箱。東京之外的用戶,則利用宅急送服務,最遠的北海道,第二天亦可到達。除宅配外,大地也在大超市設立專櫃,建立直營店,蛋糕廠,並涉足有機餐廳、有機咖啡館的業務。

隨著業務的擴展,大地公司逐漸成長為集有機農產品生產及物流配送的專業公司。大地有專門的檢測部門,技術人員定期到簽約農家進行檢測,並為農戶提供技術指導。研究部門需關注會員的新需求,並尋找製造商合作開發新的有機產品。營業部門負責市場開拓。物流配送中心有專門的大地宅配車隊,並租賃一處全自動化的大型倉儲中心,在東京和千葉縣、神奈、川縣等地建有5處發貨中心。專業的服務能力使得大地得以實現“將一根沒有施過農藥的蘿蔔運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承諾。

記得當5.12地震發生時,最困擾我們的問題,不是缺乏愛心和理念,恰恰缺乏的是將一瓶乾淨的礦泉水運送到災民手中的專業服務能力。危機中暴露出的問題正是我們社會的盲點所在:我們缺乏那類既有遠見又有擔當勇氣和智慧的社會企業家,他們能敏銳地意識到社會問題和邊緣群體的需求所在,又能發展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當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時,我們總覺得要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很困難。然而細想騰田的回答,的確精闢:信念和堅持。信念意味著需要深入理解一根健康的蘿蔔的意義和價值所在,而堅持就是你願意老老實實把它送到消費者手中,幾十年後,你會看到社會因一根健康的蘿蔔而發生的變化。

這不僅僅是騰田的答案。當我們參觀老人之家,不斷向創辦人提出種種經營細節的問題時,他卻反復提醒我們,要理解他們做事背後的意義,因為有這樣的信念才讓他們能做到這一點。這個信念很簡單:讓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更有尊嚴。

秉承這一信念,90年代後期,日本不斷湧現一些股份有限公司不以發行股份或分紅為目的,而以教育、福利等高社會性服務為經營內容,比如天鵝公司,他們都是企業家出生,用他們的智慧為社會做出貢獻。

日本有機社會運動:重建人與人的聯繫

大地協會的理事談到大地成功的因素時強調重要的是讓消費者和生產者彼此見面。在可持續經濟研究所參訪時,也聽到類似的話。為什麼他們如此強調這一點?帶著這個問題回顧日本戰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歷程,才有所體會。

日本公民社會的發端可追溯至二戰後志願服務的興起,當時流浪兒童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之一,恰此時從西方傳來志願服務的理念與形式,帶動很多普通市民參與幫助流浪兒童的志願服務,對於養成日本人之關注社會問題、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意識有較大影響。

到六七十年代,日本因快速工業化而陸續引發一系列環境問題,四大公害事件接連不斷的爆發,引起城市消費者和農村生產者對健康與環境的關注,推動了環境運動和消費者運動的發展,並透過有機農業而建立起聯繫。在這過程中,日本的婦女群體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60年代,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水俁病爆發後,一位女性作家深入受影響的農村展開調研,為這些受害家庭的處境所觸動,於是聯合農村婦女對公司提出上訴要求賠償。勝訴的結果鼓舞了人們維護自身環境權利的熱情,逐步由地方性運動擴及全國,並進而由爭取賠償轉化為防止污染並保護環境。隨著環境意識的提升,農民意識到農藥化肥對人類和牲畜的危害,以及對土壤肥力的影響,因此開始嘗試實踐有機農業。

另一端,由城市婦女帶動的消費者運動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勃發。全國各地的主婦團隊接二連三組織起來。東京及大阪的"主婦聯合會"是早期最積極的活動團隊,該組織的兩大目標是:商品價格的合理及消費品的安全。70年代消費者運動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一些新成立的消費者團隊,如日本消費者聯盟及許多小型的草根性團隊,對利益取向的經濟體系展開激烈的批判,並開始探討有關食品、日用品安全性與環境之間關係的議題。一些婦女主導的消費者團隊發起"反對過度包裝"、"反合成洗滌劑運動",迫使縣政府制定琵琶湖條例,以管理清潔劑的使用。這是第一次由地方政府針對洗滌劑管理所立的法令,之後許多地區性的自治團體也群起效尤。1969年,因當時殺蟲劑相當廣泛地使用在稻米的種植過程,撒過殺蟲劑的稻草又被拿去喂乳牛,以致在牛奶中居然發現殺蟲劑殘留的情形,令社會大眾大為震驚,擔心嬰兒會因此中毒。政府隨即下令全國稻草必須完全燒毀,殺蟲劑也從此遭到禁用。此事件使一些團體認識到,她們可以要求沒有任何農藥殘留的食物。這就為消費者和生產者達成默契提供了機會。

1971年,日本有機農業協會(JOAA)成立,會員包括消費者、生產者、學者等機構與個人。協會成立伊始即將推動消費者與生產者建立共同購買系統(TEIKEI)作為組織的重要任務之一,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發展有機農業的關鍵。Teikei這個概念是要建立一個能夠脫離傳統市場運作和另類的分銷系統。雖然teikei的形式多樣化,它基本上是一個直銷分發的模式。實踐上,生產者與消費者努力去加深彼此的瞭解:雙方都出錢出力支援自己的種植、加工和分發的系統。他們知道在傳統的市場運作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完全被分割,因此有機農業管理的可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JOAA總結這個手法是基於以下的思考: (1)化學品造成的災難不是純粹技術上的問題,而是顯示分配系統、消費結構和農業政策的運作完全崩潰;(2)不斷膨脹的商業市場和食品工業窒礙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溝通,最終兩者都蒙受誤導;(3)因此,消費者亦需要為這個惡性循環負責;(4)為糾正這種現象,生產者與消費者應該要建立互動的關係,參與瞭解和幫助對方。日本德野貞雄教授還提出「生活農業論」替代過往「生產力農業論」的論述,導引出日本對於「有機」的另一種思考方式:「由生產者直接賣給消費者」即為有機。這把「有機」的概念從「不用化肥、農藥」的單一解釋擴充為「生產過程透明化,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關係」,即從「認標章」的市場邏輯轉為「認人」﹝這是小學同學種的菜﹞。

JOAA為TEIKEI制定了一些原則,並希望通過TEIKEI的建立能促進社會的改變:

  1. 相互扶助的對等友好合作關係
  2. 消費者接受農民送來的所有農產品
  3. 以互恵原則共同決定價格
  4. 增加接觸,互相理解,建立友情
  5. 自行負責配送工作
  6. 會內民主營運
  7. 重視學習活動
  8. 保持適當的規模
  9. 堅定地實現有機農業
這一理念得到城市消費者團體的支持。70年代中期,日本至少已有三百個消費者團體,與有機耕種的農家建立直接購買的關係。這些團體的會員大多是主婦,她們建立了「集體購買」系統及「農產品直接配送到家」系統,採購專案包括青菜、水果、肉、蛋、牛奶、茶葉、蜂蜜等。此項運動之所以能夠擴展的主因,是因為它吸引了極度渴望提供「安全食物」及「乾淨環境」給孩子的眾多母親。歷經以生態為取向的消費者運動,新型態的消費者團體慢慢轉型為「創造另一種生活價值」的運動,活躍其間的草根行動者,絕大部分是家庭主婦。舉「生活俱樂部合作社」為例,它已發展出直接向生產者購買的管道,包括有機耕種的農友、傳統食品的加工廠及漁民團體。他們經常舉辦社員拜訪生產者的活動,使社員與生產者可以面對面交換心得。此外,俱樂部也經常開辦多樣性的活動,透過廣泛的主題討論,社員們開始對社會及生活型態重新加以省思,並有不同角度的詮釋。除了「生活俱樂部合作社」之外,類似此種型態的合作社也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截至2003,日本有差不多1/3的家庭參加了不同的消費者合作社。

如今社區支援農業的模式在世界很多地區得到創造性的發展,它在滿足我們對健康食品需求的同時,也在推動著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用有機社會運動來形容它非常形象。它帶來的正是這樣令人欣喜的變化:讓社會交換回歸到人與人的關係,豐富多彩的互動讓人們體會到物質交換背後不同生命彼此溝通與交流的意義。

中醫有"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的說法,社會的病痛亦可同樣歸於通與不通。因此,重建有機社會網路,讓滋養生命的物質、精神與情感自由流淌,才能造就健康的生命,健康的社會。這才是有機農業真正的生命和活力所在。

向一切熱愛大地熱愛生命而默默耕耘的人們致以最誠摯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