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香港社区为本农业巡礼
文/黄原引子：双重角色的困惑
不知不觉我在广州生活丶工作已有十多年，家乡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小城市。读书，升学，工作，留在大城市——相信这是很多农村孩子走过的路。如今看来，这条路真是农村供给城市的输血管。而圈地运动丶新城市建设丶新农村建设……则造就了另一条输血大动脉：农村的土地丶资源不断为城市所兼并。在以效率利润为主导丶以多重贸易垄断获利为特徵的市场经济下，农业处於经济结构的最底层，利润常常被压迫到最低；农民只好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丶农药以期“增产增收”，结果却是增产的同时也增加成本，收入并没有改善甚至更糟，只是化肥丶农药商丶收购商从中得利了。只要有其他出路，大部分农民都不愿意再种田。
“新农村建设”的结果大抵不出两类：靠近城市的农村，多数成为大城市的加工厂或後花园丶度假村，拷贝了城市的建筑丶生活模式，摇身一变为新城市，农民则成了“新城市人”，靠出租房或到工厂上班过活；偏远的农村，青壮年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过年过节才回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家园，耕种多是为口粮而非生产。不管是哪种，农村都无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城市的附庸，重商轻农已是现今社会的不争之实。
作为一个“过去式”农民，我太清楚土里刨食的辛苦丶入不敷出的心灰意冷，理解农民逃避自己角色的心情。这里面有太多政策和经济因素，并非完全是他们的自主选择。随着“四时不同庄稼地，鸡犬相闻邻乡里”的乡村生活日渐式微，我又心痛不已：乡土风情丶传统习俗丶相天而行的耕种智慧……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农业文化难道就此为强势的城市文化所覆盖？农村真的不可能有另一种出路？
作为一个“新城市人”，虽然凭着学历和工作技能，可以在城市占一席之地，但我依然经常遭遇户籍丶社保丶工作的“非城市”标准对待。而更多来城市打工的没学历丶没特别技能的农村人，他们往往做着大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却没有什麽福利待遇；他们通常被称为民工，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渐渐形成城市新基层。即使如此，城市人与“新城市人”丶“民工”的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尤其民工，更常常处於政策保护的栏栅之外。很多人故土已失，“大不了回家种田”的底气也没有了，生活很是彷徨。
无论是哪一种角色，我同样处於进不来丶出不去的尴尬境地。农村丶城市的双重身份并没带给我什麽便利，只是更多的困惑：农民都跑城市去了，谁来生产粮食呢？以农村的蜕变来达成城市的繁荣，是共同发展呢还是变相的剥夺？谁是其中真正的利益既得者？如今日益突显的环境丶食物安全丶伦理道德丶教育丶治安丶医疗等问题，该由谁来买单？除了对社会主流生活的归顺，有没有其他的生活选择？除了对政策的指责或期待，个人还可以做些什麽？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幸福到底有多远？
偶然的机会，获社区伙伴之邀于2007年3月参加香港社区建设的考察活动。大概了解过所考察团体的背景後，我的好奇野草般茂盛：在那个世界金融大都市里，居然有人自觉把命运与土地相连！他们走过怎样的心路，如何能在钢筋水泥中开辟出一片赤诚的土地？是什麽信念支撑着他们，敢於挑战无孔不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体系，在其庞大的阴影下运营自己的小宇宙？而且还有国内一些已经开展相关尝试的朋友同行。我想，也许心中囤积的问题，从此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第一站：老农田的青春梦
去老农田农场那天，微微细雨漫不经心地下一会停一会，太阳在薄云後使劲往前挤。正是湿润而温暖的初春时节。叶子盛夫妻俩在雨中等着我们。那麽年轻阳光，那麽朴素亲切，真是可爱的人。尽地主之谊，小叶先带我们去游览一些早已冷落的渔村，用他那充满香港特色的“普通话”介绍香港渔村的历史。在领略过诸如“抱鱼”（捕鱼）丶“露脐”（鸬鷀）等说法後，我们这些国内人民群众的听觉宽容度和自动纠错功能都大幅提升，同时肺活量也增加不少——开心啊，笑啊。
活动中心是个开放空间：矮砖墙，竹顶棚，外加几树婆娑柳；五套竹桌椅，两个木板层架，一个砖块堆成的吧台（兼备储物丶茶水料理丶接待谘询功能），便是全部摆设。休息的间隙，我到处“刺探军情”。靠边那两个木板层架放了很多文件匣，里面是一本本排列整齐的假日农夫资料；还有一个抽屉式的塑胶盒，标着“租地记录”。吧台靠出口一边有9小格一组的塑胶柜3个，每小格装不同的种子，外贴纸片标明名称；旁边有大小各异3块宣传板，上面写着丶贴着一些关於种植的注意事项或通知。想得如此周到，又记录得如此科学丶条理，不知道小叶在大学里是否修过管理学？ 叶太太为我们端来自种自制丶酸甜可口的洛神花茶。大家围圈而坐，主人家坐在中间——开始讲故事咯！
小叶父亲就是一位农夫，他靠种菜供养一家，并供5个孩子念完大学（八十年代初之前，香港农夫的生存状况尚好）。小叶自小在田里帮忙，颇通种植之道，也从自然里找到一份都市生活所没有的自由快乐。因参与而理解，因理解而爱惜，对农夫丶土地的感情自然就不一般。大学毕业後，因了这份对田园的热爱，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教师职位，转而到一个有机农业推广机构里工作。然而同事对有机耕作不专业丶不务实的现象，令他非常失望。一年多後他离开那里，想用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理解什麽是真正的有机耕作，并从中找到真正的乐趣。
1999年底，小叶租了现在的农田，共8亩，租金1万多/年。这块地平坦方整，泥土肥沃，还有一道小溪穿行其中，是非常理想的耕作之地。农场的定位很容易就定下了：生产性经营（如种菜）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风险也很大，而他们只有夫妻俩个，明显不现实；他们也没什麽积蓄，这种情况下，前期投入比较少的租地给假日农夫无疑是最省心省力的选择了。
对假日农夫的引导，小叶也很有自己的一套。之前在政府机构的工作经历，让他体会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享受劳动过程可以修复人与自然的联系。所以，他讲解种植技术的时候，会结合动植物知识和生活常识一起讲，调动农夫朋友的兴趣，鼓励他们多动手实践；他很注意观察，会及时给予农夫技术上的指导，引导他们不断深入参与到种植的每一个过程中。刚开始，一些农夫朋友因为习惯了以前的农场凡事代劳，觉得在他这里很辛苦，於是走了不少，最少时居然只有2丶3个农夫，那段日子很难熬。但是，有些农夫慢慢掌握了技术，菜越种越好，他们很有成就感，就会和亲戚朋友分享，自然而然地就吸引越来越多人过来。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假日农夫啦，很不简单！时间一长，农夫之间也互相成为朋友，周末到农场劳动就成了一个朋友聚会丶分享经验和成果的过程。而且小叶还会时不时搞一些种植比赛，增加乐趣。兴趣和友谊帮小叶“粘”住了很多人。
此外，农场还跟很多学校合作策划一些专案，如田园小学丶生态教育丶有机耕种知识讲演。这些专案或长期或是一次性主题活动，现时基本稳定在2次/月，每次活动时间半天左右。在这些项目中，小叶的收费很低，每位学生20元以下。
外功做的不错，内修同样认真。小叶很注意学习丶吸收别人的经验，曾经特地自费去澳洲学习自然永续农法。越和他谈的多，就越感叹：他怎会知道这麽多？为什麽他总能很快掌握事物背後的因果关联？他怎麽可以不断地有新鲜想法？
用新的经营方式去编续一个古老的田园梦，是老农田的特色，也是她得以生存的原因。现在，老农田是香港少有几个能自主运营并获利的私人农场之一——但是，必须补充的是，这种获利是相对大多数亏损的有机农场而言。他们现在每月的纯收入，其实远远不如当老师。农场带来的安宁丶快乐丶友谊，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比那些“放弃的利益”要值得的多。
老农田，一个“老“字，蕴含这个年轻人多少对土地的厚爱丶对农业和农夫本质的理解？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都市里，大学生种田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相似成长经历的我，揣摩着小叶当初抽离主流社会价值观丶另辟生活道路的艰难，佩服之余还有很多启发。
第二站：运头塘邨的主妇
大埔运头塘邨共同购买小组，一个很有意思的丶家庭主妇为主体的小团体。
小组成立已有2年多，运转一直比较顺利。我们早上10点多到达运头塘邨位於仁爱堂社区中心的派发点时，组长李启娟正和她的义工夥伴忙得团团转。每周四10点~12点是既定的取菜时间，实际上义工9点前就要来做准备。取菜的人很多，工作琐碎密集。
3个人按单分菜丶派菜；2人收钱找零记账；1人纪录当天新的订单，同时记下个别反映农夫或菜的问题丶建议；1人负责有机乾货的销售；2个流动人员，随时帮忙包装，看到新脸孔会马上迎上去：你好啊，有什麽可以帮忙？你知道什麽叫有机菜吗？这些就是，好靓好新鲜嘎……启娟则好像千手观音，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跟新旧街坊打招呼；那边夥伴报告说刚才少收钱啦，她马上电话过去跟某某解释，约好下回补上。所有今天记录的资讯或问题，晚上会还会有义工梳理清楚，发到网路上供大家查阅；个别事情还要特别电话联系沟通。维持共同购买小组的日常运转，靠的就是这些无私的义工。
12点多，送走最後一位街坊，几位义工赶回家做饭去了。启娟和剩下的几个夥伴俐落地把借来的桌椅复原，然後开始和我们座谈——真是太辛苦她们了啊！
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实行会员制。现有会员40人左右，一般人只要参加过小组的介绍会就可以申请入会。介绍会上会介绍有机的理念，农夫的情况，菜价制定的规则，农夫也会来参加，会员有优先权买菜和去农场探访。会员最少每次要订2斤菜。人员的进进出出是免不了的，所以小组平时很注意利用各种渠道（如生活绿页网）进行沟通丶分享丶宣传，让更多人了解CSA，争取更多新成员。一般情况下，会员都能稳定在30人左右。
义工是经过认真考察後挑选出来的有责任心丶对有机理念理解得比较深入的积极会员，他们组成了小组的核心。当义工唯一的福利就是以成本价（减去运输费）买5斤菜。由於家庭事务已经很多，小组的工作又很繁琐，当义工其实也是精力与毅力的挑战，所以核心的丶长期在做的一般就十几个人。但这样也使小组的工作更有持续性丶更有保障。这些核心成员将成为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以後独立运作的主力——启娟希望，不久之後她就可以抽身到别的社区帮助组织新的共同购买小组。
敏感的价格是主妇们同农夫面对面商量出来的，很透明。生产费时费工的菜会贵一些，或者参考有机农墟上的卖价。运输费是固定开销，如果任何时候都分摊到菜价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旺季{菜多}和淡季（菜少）的单价相差很大；而淡季的高昂价格就很难被接受。义工们来一场头脑风暴，想到了一个办法：运输费在旺季时（冬季）时由农民与会员各分担一半；淡季时（夏季）都由小组来负担。这部分钱来自销售有机乾货的盈馀（这里的有机乾货比原价提高25%）。这个方法让农夫和消费者都觉得很妥帖，真是小女子大智慧不可小窥也！
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义工们还比较拘谨，慢慢说开了，就吱吱喳喳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这个说完那个马上补充，一点都没有家庭主妇的迟疑自负，而更象有所成就的社会工作者——她们是的确有成就的啊！以上我们看到的各种工作上的安排丶表格丶规则丶资讯发布丶活动筹办等等，全都是她们吱吱喳喳地讨论丶一手一脚地做出来的呢！看的出来，共同购买小组的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能力，参与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因此学会了用电脑，从而觉得自己也是有用的，自信心大增。还有人告诉我们，加入小组後认识了更多人，去参观有机农场才发觉一己的消费习惯其实对周围影响很大，於是思想开阔起来，觉得做义工其实收获的比付出的要多，生活也更快乐和积极。
好像有句广告语说“自信的女人最美丽”。在运头塘邨，我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群美丽的女人。
第三站：湾仔时分天地——平民的共和国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在香港居然有人可以不完全靠钱而生活！而这个“共和国”，居然就在寸土尺金的湾仔区内。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不是住在光鲜的高楼大厦里，而是高楼後面那些低矮的旧公寓。在什麽都需要用钱换取的商业社会中，贫穷，常常令人的心情比那些旧楼还要低落。据2003年公布的湾仔社区收入统计：19%家庭收入 <￥5，000 VS 46%家庭收入> ￥30，000
在湾仔社区内，竟然有高达1/5的家庭需要靠政府及社会援助生活！5000元是什麽概念？按普通标准的一间公屋（相当於政府廉租房）计算一个月的水电煤差饷等必须开支，一般用度为2000~2500元，那剩下2000多元可以做什麽？街市上一个汤面也要20元啊。如此巨大的贫富悬殊，可能激生多少社会问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需要解释：社区货币。顾名思义，这是社区交换中具备货币功能的载体。为什麽不乾脆用现金？因为不可以自己印刷嘛！更不能体现社区情怀。货币直观地以时间为单位，所以称为“时分券”，在湾仔社区内流通。我们看到，在参与经济互助计画的机构丶店铺里，时分券与现金经常互为通用！屯门仁爱堂下面的交换站使用的货币叫“屯”。两者殊路同归而已。
圣雅各福群会社区中心位於一栋大楼的7层，周围是普通的社区公屋。除了小面积用作中心职员办公室，其馀基本免费提供给社区居民使用。很多工作小组就灵活安插在这里，如补习班丶兴趣班丶民间智慧课程。每2周一次的来墟也在这里举行，其时，居民把用不着的物品拿到这里摆卖；也有交换服务的，如中医诊断丶电器维修等。在物物交换/服务交换的同时，也交换着人生故事丶问候丶关心丶鼓励，浓浓的人情融化许多人间唏嘘，买卖中多了很多珍惜。
听中心职员介绍，到去年6月为止，入会的小店铺已有23家，以各种生活服务小店为主；连同2家时分天地店，组成了日常的物品/服务交换站，时时陪伴在街坊身边。2家时分天地店面都是政府提供给中心短期内免费使用的。社区中心斜对面就有一家，2房带一个小院，里面堆满各种各样物品：服装鞋帽丶日用品丶摆设装饰品丶书丶电器……差不多衣食住行都齐了。这里还设有附近有机合作社的菜篮子；同时也售卖自家生产的有机蘑菇，部分菜价可以用时分券来冲抵，这样一来低收入阶层也能吃到健康的食物。中心的工作人员主动跟附近一些大集团联系，表达欢迎他们捐赠仓储余货的意愿，於是争取到很多质优物美的产品，真正应了“物尽其用”之愿。
值班的义工主要是社区内的妇女丶儿童丶长者丶失业人士，工作不多，就接听电话，记录丶接纳捐赠丶寄卖物品，收钱，回复顾客问题等。只要是会员都可以申请，报酬为对应工作时间的时分券。工作完，义工少不了也从这里选购一些喜欢的东西，劳动所得，自然格外开心满足。时分天地店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参观时也忍不住买了东西——实在物美价廉啊，呵呵。
佛家云：成物不毁。本着珍惜之心，世间就无所谓无用之物。社区经济互助计画创造了一个平台，留住街坊丶公司丶政府很多本来“没用”的资源，通过回圈再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也留住很多好像“没用”“没本事”的人，让他们在这里释放自由能力，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换取生活所需，重获尊严与价值。根据中心最新的统计，在现有接近700名社区会员中，部分居民80%的生活需要是靠时分券来满足的，其他的也达到30%之强。甚至，街头的露宿者也可以靠时分券解决温饱！
这，算不算某种程度上的“共和”？
结 语
7天的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其他参观的地方还有里仁商店丶湾仔有机农墟丶慈心农场丶帝堡城有机农圃等。仓促间看的难免粗浅，很多背後的艰难丶冲突丶协商来不及细察，相信其中还有不少启发。太多感人的故事无法一一分享，很是遗憾。杨宝熙老师说，香港社区为本有机农业和社区建设近2丶3年来多了不少新鲜喜人的变化，部分专案还是政府与民间团体/社区携手合作。这些立足社区丶以基层社群为主推动的各种生活尝试，尽管大都还处於初级阶段，磕磕碰碰总有很多问题，但是已经让人看到：生活原来可以不一样，可以更自主。在湾仔的有机农墟上，我们国内的朋友把各自的资料摆出来，向香港朋友详细介绍国内民间团体在有机农业丶环保丶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努力工作。
追求和谐丶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活——这是这次活动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发自中西方不同的组织丶个人，又何尝不是现代与过去的共同呼声呢？生活中很多东西，原来一样。
我尝试通过列表来总结比较一下重点访问的3个团体：
| 名称 / 内容 | 老农田 | 运头塘邨共同购买组 | 湾仔•时分天地 |
|---|---|---|---|
| 执行主体 | 叶子盛及太太 （年轻的全职农夫） |
大埔家庭妇女（义工） | 湾仔社区基层人员 |
| 主要服务对象 （消费支持） |
假日农夫丶社会社团 （中高收入人群） |
大埔大众 | 湾仔社区大众 |
| 经营/支持项目 | 有机农业知识培训 | 有机产品共同购买 | 二手物品/服务交换 |
| 起始年份 | 1999~至今 | 2003~至今 | 2003~至今 |
| 启动资金来源 | 自 筹 | 民间捐赠，政府公益资金 | 民间捐赠，政府公益资金丶资源 |
| 主要经验参考 | 台湾丶日本丶澳洲 | 台湾主妇联盟 | 学者建议，本地/外国经验 |
| 对外宣传方式 | 网站，参观交流 | 网站，参观交流，媒体报导 | 网站，参观交流，媒体报导 |
| 经营/运作现状 | 自负盈亏。稍有盈馀 | 义工运作 + 部分仁爱堂的物资支援 | 实行社区货币，提倡经济互助丶交换，为大部分基层人员提供举手可得的生活保证 |
| 经营/运作特色 | 农业教育为主，农业生产为辅 | 家庭妇女为主体，消费者自发联系生产者 | 区内基层社群互助丶互惠构建和谐社区的实践 |
3个团体的执行主体，教育水平丶社会角色有所不同，但香港地方不大，生产者丶消费者其实都同在一个语境丶生活背景之下，有时甚至是角色互为转换。於是沟通就相对容易，人们经常是抱着“自己友”的情怀去参与身边事。
从社会环境来看，香港公民社会程度较高，义工精神普及，民间慈善组织多，慈善资金来源广（这点可从世界各地慈善捐款统计排行榜看出）；政府也有相关的公益基金提供给民众；相对开放的资讯传播，较易获得外来资讯丶观点。民众可以通过多途径，寻求机会丶帮助或者合作。3个团体除了尽量运用已有平台，还很注意通过公共媒介丶参观交流等方式对外宣传自己，这样可以传达基层的呼声，吸引多一些关注丶多一些人参与进来，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所有这些都有利於团体的稳定和发展。
但整体来看，香港的有机农业目前还是难脱“都市休闲农业”的意味。这可能与香港市场经济以贸易为主有关，日常生活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质高度填充，本地产品在价格上斗不过进口货，而“手停口停”的生活压力又很大，只有在经济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会实践，因此早期香港的有机农业还有个备注：富人的玩意。我们参观的几个农场就例外，他们一开始就明确地寻求社区内的扶持而非大市场的承认，并自觉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对“都市休闲农业”的突破，如此才能真正释放农业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不管是生产者发起的有机农业，还是消费者发起的CSA丶共同购买，又或自上而下的社区经济互助计画，“社区为本”已成为其中重要的立足点。促成社区内人们（小众）的互补需求丶互助协作丶和谐相处——这跟我们国内的小农经济多麽相似啊。很多个各自和谐自转的小宇宙并存，总比一个乱哄哄的大摊子强吧？
以上所述，只是香港社区建设的特点，并不等於有利条件，更非必要条件。香港的情况跟台湾丶日本丶外国相比，也有很多不同，皆因立足本地，由现实情况决定最终的方式。有机农业丶CSA丶环保或者社区互助计画等等，属於不同的概念，但并不矛盾，因为根本都追求人与人丶人与自然的和谐。大命不忘，其他不过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已。
这些天，我跟同来的朋友也熟络起来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下乡队把扭秧歌都使上了，好玩！柳州爱农会什麽理论都不懂却先当上模范，无为而为啊！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园之友团队，集天时地利人和，随时都会厚积薄发……一个个酸甜苦辣丶各展奇谋的故事，一张张年轻的脸孔，一幅幅图景在我面前展开，犹如亲历。
然而生活不会仅仅因为美好的心愿就改变。在实际的执行中，更多是令人无奈的挫折。民间力量薄弱，各社团尚有自身管理缺陷，行动力有限；资讯少，资金难筹；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群众宣传工作，却常常事倍工半；人员流动大，社区网路建设进度缓慢——这是目前国内大多数NGO面临的实际情况。从大家的交流中，我发现问题较为集中在两方面：有心的农民和消费者，自身生计却很没保障，常常是有心无力；大多数城市消费者的注意力更多地被效率丶利润所吸引，有耐心进行深层反思的人很少，即使表现出兴趣的，也远未足够促成自发的行动或参与。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能就此论断好与不好。如何有效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来经营自己的事情，就变得更为实际丶需要。神州大地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情况悬殊。外来观念如果不能变化融入当地语境，就很难为当地人理解丶接受。生搬硬套，有时候甚至会误导参与者。也许可以考虑多一点从传统里面“取经”，比如小农经济丶传统农耕，看哪些方面可以联系起来，让外来观念生出“本地的根”；或者从当地当时最迫切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顺理成章做起来。柳州爱农会做得出色，很大原因在於他们一开始就做最实际的事情——保护农业传统，通过城市绿色消费增加农民收入。後来接触到CSA，就吸收CSA里面好的做法，专案越做越成熟。
现在国内不局限於个人得失而从事NGO的，多是七十年代生人，甚至更年轻。这些注定是国家未来希望的年轻人，今天就那麽自觉地参与到关乎全球生命永续生存的探讨及行动中来，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这样有感于良心的召唤而起来行的人，总是太少太少啊！
但是，断乎不会有人是生来没有良心的，只是是否受到感触丶感触有多深的问题。先行者就象一支蜡烛，一直亮着，可能照的并不远；但是後来的丶经过的人因此看到光明，甚至也点亮了，於是光明传递开去——这样想来，好像世界充满希望，每个人都充满可能喔！
後记
从香港回来到现在，我没有停止过向身边的朋友分享此行的观感，谘询他们的看法。本来是想抛砖引玉，没想到招来N多板砖。尽管我已经一而再地强调这是参考参考参考……但是诸位听众还是把我当成理想主义丶浪漫主义的化身，简直是在痴人说梦，恨不能把我摇醒：不可能的丶不现实丶你别浪费时间啦……他们都是普通人，我想这样的反应更客观，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
一位老知识份子，他把香港方面的尝试归为温和的社会改良运动，但是不适合国内。因为目前国内过热的市场经济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农民都抛弃自己的角色，这时候期望农民联合起来复兴农业不啻逆市而行；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破坏原有的社区网路，到处充斥着“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不信任感，重构诚信关系丶和谐社区是一件非常艰难丶长期的事情；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受政府支援的村企合作旅游农业丶生态农业，这些也可以说是农业改良运动，在可预期收益的前景吸引下，没有人会太多地考虑背後长远的问题，正如20多年前政府推导的绿色革命。他觉得“发自良心”的呼声远没有突发事件（如事故丶治安案件等）的震撼力大，自发小范围内的尝试尤似孤芳自赏，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启迪民智丶争取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通过公众言论敦促政策修改，从而促进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治理和改善。
30岁左右的年轻人则着重在效率丶利润上。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判断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就越快速丶越自信。他们大多承认有机农业丶CSA丶社区经济互助计画等理念都是好的，但是按案例的运作方式，就“太没效率丶没利润了，生活会成问题”。很多表示生活节奏太快，就算愿意去支持，但要付出那麽多时间丶精力去参与其中，就不大可能了。什麽情况下会愿意做这些事情？——等有足够的钱，生活安稳有保障，那时候倒可以作为慈善事业来做的。
在对话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马上去到社会现实丶执行方式丶结果等上面，动辄如何“做大”，很少考虑可以从小处着手；很少有人会认真地问我那些理念的出处，那些案例里的人是什麽样的人；当然更少人会知道，其实在外国已经有更多更为成功的例子。我最初的想法，是提供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丶经验给大家参考，讨论其中的积极意义，看是否有某些细节做法可以移植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此时此刻丶一点一滴地改善生活。我没有想到，原来那麽多人都已经习惯“系统”地经营生活，以“可预见成果”为标准去决定做什麽——哎，原来我落後了呀。
他们说的都没有错，这的确就是我们所在的现实。感谢他们让我了解得更清楚。
出发前的大堆问题，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答案——不过我知道，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必须由我，我们自己去挖掘。 我可以做些什麽？
很难“系统”地做些什麽的，更不要说预期什麽结果。不过我想，既然20年前，我们有健康的土地丶淳朴的人情，为什麽就不能相信20年後，这一切可以去而复返？与其浪费时间去想做不好的理由，不如多做一些尝试，一点一点，到处撒些种子——你怎麽就不相信这些种子会成为草原丶会长成大树呢？
现在，除了行动，我觉得多说一点丶多一点说都很有必要。也许很多人只是忘记了他/她有选择和主动改变生活的能力呢？
（作者简介）黄原 广州公益小组“沃土工坊”成员，自由撰稿人，一直关注农村丶农业的发展问题，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社区伙伴举办的香港CSA考察活动。
[1] 社区经济不是“向钱看”的市场经济，而是重视人的价值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广及延续互惠互利丶各展所长的方式改善生计。如设立社区货币丶二手物品交换店及社区居民互换服务等等。这些措施能够将财富留在社区，同时促使邻里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社区的问题，维护自身权益。——摘自仁爱堂社区中心《社区经济发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