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促会，走出原乡经济的路径

後来就每年固定帮丰丘卖葡萄，做一做就想下一步还可以做什麽。由於我们对推生态旅游和文化旅行有兴趣，我们就开始带一些朋友进部落旅游观光，开始推接待家庭，一点一点开始做，刚好碰到台湾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2] ，他们一直在补助部落的受助童。这些受助童长大之後，他们的小孩还是成为受助童，就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完全无法改善，他们无法脱离此结构，所以他们就想从产业做起，透过改变部落的产业，彻底解决他们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要让这个循环一直发生，所以在台湾有机农业还不是那麽普遍之时，他们那时候就找了几个部落，开始辅导他们学习做有机农业。

吴老师成立的公司名为「圆乡」，但帮部落农民卖了两年之後，因为是用营利组织经营，无法取得政府的补助，而且刚开始经营部落的菜品质没有很好，例如虫洞很多丶产量不稳定，所以很快资金就不够了，但她又不想中断这件事，觉得必须要继续做下去。

後来就辗转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也是因为世展会要推部落有机转作时，有委托我们进行部落产业的整体调查，所以我们对当时合作的部落都有一些认识，再加上有朋友的中介协调，所以吴美貌老师就决定把这家店交给我们。考虑了一年後，我们才决定接手，那是在2007年10月底才决定接手这行销平台的工作。对我们而言，从只是季节性的卖一卖葡萄，转为常态经营，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就是要开店做生意了，所以是个很重要的转折。

那时候认识了一个人Dean Cycon，我们去美国时参观了他的工厂。他是一个白人，四十岁转业，以前是个大学教授和人权律师，是人生胜利组。他觉得对抗资本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进去里面打败它」，所以他就开了一家公司，专卖全世界各地原住民的有机咖啡。

我是认识他之後，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指接下「圆乡」这家公司），他告诉我「他几次去产地都差一点死掉」，因为得疟疾。他去的地方都是非洲丶印尼等，但他是做公平贸易咖啡，所以他必须去产地看并直接收购。2009年，因为他的书《来自咖啡产地的急件》出中文版，所以他有来台湾一趟，我也带他去各个部落看看，也听了他二丶三场的演讲，听完之後就更佩服他了。他十几年前就做了一个社会企业的原型，在每个地区都成立妇女的储蓄互助社，所以尤努斯（编按：获诺贝尔奬的孟加拉经济学家，创办乡村银行，贷款给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贫穷村民）根本是在他之後，他一直在协助当地原住民妇女提高她们的生存条件，他在美国募了一笔一万美金的钱。他到一个地方看到这里缺自来水，他就把这一万元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拉水管，有自来水，并请原住民把咖啡卖给他，他每帮忙卖出一包咖啡豆，就帮忙存一块美金，这一万块美金存好之後，再拿到下一个村庄，他就靠这一万块美金，解决那个区域自来水的问题。

2009年Dean来台湾时是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人家了，还精神奕奕跟着我跑部落。我跑部落是拼命三郎似的，他几乎是跟我绕台湾一圈，他应该都没睡饱。他的书出的时候，出版社的行销策略是买这本书的读者就送一张星巴克的咖啡券，而且新书发表会还在星巴克办，Dean在新书发表会上就说：「这真是一件讽刺的事，他要学习和星巴克和平相处」。他是我目前做这工作最佩服的一位老人家。他现在六十几岁还是到处跑，并且落实公平贸易的精神。所以2007年10月回到台湾我就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抱着我不入地狱丶谁入地狱的精神去做。

台湾在2007年有机验证办法通过之後，郑逢喜〔中华验证公司负责人〕就来跟我讨论PGS这件事情。其实之前他提过，但我对验证没有概念，还问做这要干嘛？他一直认为PGS在原住民部落才推得动，原因是原住民部落里面有一些社会连带关系，跟一般平地人的社会不太一样，就一直鼓吹我做。他说：「我跟很多人讲PGS都没有人要理我，只有你要理我」。

後来因为我们为了执行政府委托的「有机大联盟」计画，而开始协助农民做有机验证之後，我才意识到PGS的重要性。台湾的第三方验证，即使是像中华验证公司这样会站在农民立场的机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每年来追查。其中有一位资深的稽核员曾对我说，看那些资料是其次，是因为台湾的验证规定要做出一份报告，他们要有一些佐证的资料，所以他必要拿到那些资料，不然他到现场看一看就可以知道农民是否真的遵守有机规范了。他也跟农民说，你不用按我的表格，你可以自己去买一本日历本做生产纪录，每天把你做的事写下来就行了，然後让我影印回去就可以了。

他们甚至为了帮农民解决填表纪录的问题，还一直帮农民设计表格，给他们最简单的方式。郑逢喜之前也跟我提过，他前二年一直想研发一款APP，让农民用APP就可以做纪录。他们现在的核发标章方式就是透过网站，让农民上网填写申请。

我们就整个傻眼，这有机验证到底是怎麽过的？後来我们碰到那同一区的有一个农民成立有机生产合作社，我问他「你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有些是从南投（与他合作社所在地距离一个多小时车程）」，但他是在台中和平。他说：「人家要树豆，我就去找有种树豆的人，拿他的货来卖。」，但是他是用这个「有机生产合作社」的名义在销售产品，当下心真是凉了半截，我有劝他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产品上面有贴个人的有机标章，可是产品却是从其他县市来，若被抓到不是罚钱这麽简单而己。可是他就搞不清楚。

总之，就是发现这些问题之後，就觉得要找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的问题像是我们自己合作的农民，因为他的家人不知道有机是怎麽一回事，就不小心喷了药或用了化肥，所以我们就更觉得PGS的重要性在於可以弥补第三方验证的问题。

对我来说，PGS在现阶段是在补充台湾现在做有机验证不足的地方，因为有机验证的稽核一年只有一次，农民在这段时间（没有人来稽核的期间）偷偷去做了什麽，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做PGS，就是把农民进行组织之後，住在同一区的农民，甲农民经过乙农民的农地就会稍微看一下，平常也会知道那个区域大概农民都做了什麽。

像是苗栗有个农民种了不少的龙须菜，一直等我们去收菜，终於排出时间去看产地，并谈好接下来的合作机制时，中午和这位农民吃饭时聊到抽验的频率和方法时，我说我们大概没什麽钱去验，但是一些合作的市集或是通路有时会抽我们的产品送去检验，抽到有问题就是罚六万。我走了之後，这农民就传LINE告诉我，表示无法跟我们合作这批龙须菜，因为半个月前才刚喷过杀草剂。这位已经完成有机验证的农民，还是搞不清楚什麽才是真正的有机农业，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PGS是非常重要，除了农民之外，也可以把通路商找进来，所以这些农民的菜根本就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他们不用进入大市场载浮载沉整天在等人家要不要来买，尤其是原住民地区，因为原住民农地多半地处偏远，很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原住民有这麽多的有机农产，而且运费也相对高，产量也不高，所以原住民通常很难找到稳定的通路，用PGS可以稳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产销关系。

现在我们把合作的农民分成四区（依照台湾的交通与区域发展状况），就花莲一区丶屏东一区丶嘉义一区，还有南投和新竹，新竹农民原只有二位，後来他们听到我们在做的事也有意愿再找几位农民，所以2016年新竹会再增加一区。也曾经考虑过阿美族一区丶泰雅族一区，但考量到交通因素所以就放弃，我们现在是每个月坚持农民必须固定来跟我们开一次会，就是每个月要跟大家来见一次面；见面之外，我们会安排一些课程，像是病虫害如何防治或是生产技术的交流，例如下个月要在花莲谈保种，像南投上个月就是去看人家怎麽种番茄，因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想种番茄。在消费者代表部份，我们就是邀请在该区曾经购买过产品的人，在南投我们就找合朴农学市集的陈孟凯先生来参与讨论，消费者代表在原农协同组合中参与会议有个好处是，让农民觉得被支持。

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在每区开会，谈契作丶谈生产管理，会告诉他们菜送来的耗损率和相关问题。这件事从开始到现在有将近十个月的时间了，效果慢慢出来了，我们也透过这方式开始淘汰一些人，那些都不来开会的，或是参与度不高的。因为我会跟他们说，一年只要求他们来每个月给我们一天，我们就维持这样的关系，如果超过三次没有来，那就是再见了。现在已经有处理掉一些人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会愈来愈紧密。

以前在做有机大联盟那段时间我们也是朝PGS理念来进行，可是那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没有很清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纠结在消费者代表的困惑，所以那时虽然同样有找农民开会，但不像现在那麽确定告诉他们什麽是PGS的运作模式。一直到2015年一月开始就清楚的告诉农民，这就是我们要操作这个平台的规矩，愿意就进来一起做。这个平台在以前比较松散，大家就爱来不来，以前我们也没有什麽资源可以请老师，2015年开始因为有政府的计画支持就可以请老师来上课，可以比较稳定丶有系统性的组织农民。

一开始我们先设定一个简单的备忘录，例如：一年出席会议不能少於九次，设一个简单的规则，後来就照这个规则走。现在因为要进入正式的PGS，我就请大家再把规则拿出来看一遍，要加或要删，大家来讨论并且自主决定。我们还有一个阶段还没有完成，就是等各区都讨论组织规则完成後，各区要再选出一个区代表，不管他是生产者或是消费者，我们各区的代表会再形成中央的PGS，这时候我就再考虑要把原民会（台湾在原住民的最高行政机构）找进来，希望有公部门的加入能够有更多资源可以进来，也提升我们PGS的公信力。

所以我们花了十个月的时间默默的做，也没有对外去宣称什麽，只是我们一直再思考怎麽做对农民才是最好。我原本以为农民会觉得这些事很无聊，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满愿意参与的，尽管每个月要挪一天来参与，如果不能来，他们也是会自动来请假，请假通常是不得已。不会因为我们是民间团体就觉得我们没有什麽强制性，坦白讲我们也没有给他们什麽好处，虽然只有跟他们收菜，其实我们也有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个通路不重要，你不来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有些讨论的过程，我们彼此对於原住民有机农业也开始有了共识，虽然备忘录中没有真正很严厉的罚则，但是大家会彼此鼓励和约束。

当我还卡在消费代表时，我还想过那我来组织消费代表好了，但是我们没有什麽时间去组织消费者，而且消费者的面貌太过於模糊，所以真的很难组织。

2015年的原促会有二十位工作者，包含台北丶埔里和部落e购在各区派驻的工作人员。目前部落e购的收入是养不起这麽多人的，所以我们要去接一些政府部门的计画。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家店的日常费用cover掉就差不多了，人事费这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量和规模还不够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部门的资源支持，但货源稳定後，我相信未来是有机会翻转这个状况的。

我们现在操作PGS是有一些共识了，但也会发现农民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我们会去避免农民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当我们去谈契作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资讯公开透明，就是所有契作的讨论都拿到会议上来谈，就不会在背後猜测，我们就是一切公开透明，这也是PGS很重要的精神。但农民之间的矛盾无法一次解决，必须透过一次又一次会议的讨论和厘清。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专业知识的问题，如果我去到现场，其实我看不懂田间有什麽问题，像那次龙须菜事件，我在现场就看不出有用杀草剂，所以专业这部份就会结合第三方验证的稽核员，他们可以给我一些专业知识或是靠他们每年的追查来解决专业程度不足的问题。

第三部份是，我觉得在台湾市场上贴标章不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在小农市集里的信任。虽然我已经解决PGS最纠结我的消费者代表，应该说是跳过，但是消费者教育一直是很大困扰，现在合朴农学市集有在做，但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组织消费者，即便是主妇联盟（以消费者为主的合作社）也很难控管所有社员都对合作社的精神有充分的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台湾的政府一直告诉消费者要认标章，那我们当然可以循着这条路说，我们就再贴一个PGS的标章，请你认标章。但就觉得这件事就很没有意义呀！

在PGS里有一个培力的过程，要有一公开丶透明的培力过程，这个培力除了生产者之外，应该也要培力消费者，培力消费者这事，我会认为是整件事推动上最困难的一部份，因为消费者是一面目模糊的群体。原促会的消费者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带到产地做体验，让他认识农民，你看到农民之後你就会相信他，但那是感动不是知识部份，消费者的知识到底要知到什麽程度，这是我还在思考的。怎麽让PGS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现在是先把目标放在和我们合作的通路商上，先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麽。至於个别消费者教育就是台湾的食物革命，要怎麽让有机农业变成是大家一起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只有去认标章，只认标章就是把责任都丢给农民，这就不是PGS要追求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