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志光（社区伙伴生态农业项目统筹）
实践自然农法的农民铲起野草，用以覆盖他们的生态种植农田。
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农耕、共生经济、社区支持农业（CSA）等一些概念在城市里传播和实践，以及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进入农村推动生态农业,一些原来只是在小众群体里谈论的农法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推动者一方面因这种快速的传播和增多的实践而欢欣，但接下来也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大家对于这些农法的热情源于什么？这些引进的农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发？既然是农法，最终能否为广大农业生产者所应用，还是沦为城市中产和小资的自娱自乐的活动？
国外农法为什么日渐受关注及推广
在“现代化”的逻辑中，一切传统的农耕智慧遂简化为落后的产物，久而久之，农民也忘记了自己原来也是农业技术的创新者。一直以来，国内农业推广体系主要由科研人员与农业部门构建，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扮演积极技术开发与传授角色。
不过，近年越来越多民间组织带着强烈的对“农业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加入国内农业的推广，，希望重构社会对“农”的认识。这些国外的农法普遍源于当地农民的传统耕种知识，立足于对农业现代化的抗逆，慢慢牵起一幕幕农业改革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运动，农法背后必须确立清晰的价值观，通过有系统的文字整理与课程的制定，提供可以复制的条件，再通过各种推广的平台迅速传播。正是这些农法的“系统性”，十分容易与民间组织的工作结合，也包含着“解放”农业技术、把农业技术创新的主导权归还农民作为主体、抗逆长期被科研体制垄断的局面。同时，国外农法亦有助缺乏农业背景的推动者，建立系统性的视角去理解农业。
农法的系统性从何而来呢？这些从农民实践中“活”出来的本土农法，承载着各民族祖先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体现耕种经验的“技术”，是共同实践的成果，本不需要依赖太多外来推动力量。
到了较近代社会，全球不同地方陆续出现有心人士，有系统的整理传统农耕的智慧，把这些传统的经验提炼成为各种农法。细看这些农法的创始人，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哲学家、宗教家、生态学家及农学家等而并非直接是农民，这些由知识分子创立或者总结的农法，一般都会形成系统的文字和培训资料，以凭借各种的推动平台作跨区域性的推广，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回应当代的社会问题。例如，日本自然农法理念源于创办者个人对农业问题的反思，推广途径差异性大，从宗教组织以至民间环保运动系统。像福冈正信的自然农法思想便为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以至“概念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运动，提供了一個实质的精神基础。
整体来说，这些引进的农法既能向农民提供新的技术来源，让推动者及稍欠农业背景的参与者能系统地去掌握，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一些科研人员重新重视传统农耕，构成它们在国内日渐受欢迎的条件。
农法推广：文化视角不可缺
其实，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理解农业还是以顺应自然为主，农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处理好人、自然与农作物的关系，也就是后来科学家说的食物链。因此，农法的根本其实是“关系”的处理，而不是单纯依赖技术作为生产条件的掌控。
农法包含哲学、技术和推广三个要素。像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农法，基于他们传统的自然观发展出来的农耕经验，通过祖祖辈辈的创新、传承，结合历史与文化的沉淀，汇聚出多元的本土农法。
农法的推广关键要避免单一理解成为技术的推广（这正好是现代农业科技推广的误区），不但要了解和秉承农法后面的哲学理念，也不要忽略与本地农耕文化结合，在此基础上再分析和判断是否有引进的必要，以及如何推广。尤其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还保留得比较完整，这些引进的农法如何能够嫁接到我们的传统农耕文化里？
例如，如果当地社区的传统农耕已经近乎消失，推广这些外来农法也许可以促进当地农户的技术创新，不过，推广时一定要能结合当地的资源、农事习惯，不能硬性照搬。相反，如果当地的传统农耕保留得还好，外来农法不一定比传统农耕有优势，就没必要推广。否则，要么就推不开，要么还会扰乱农民原有的耕作。
举个例子，曾经看过一些推广水稻强化栽培（SRI,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的项目，主张在營養生長期保持濕潤但不淹水，實行間歇地“輕度”灌溉，使土壤不长期泡水。这跟我国的水稻文化差异很大，传统认为稻田保水一直是获得高产所必需的条件。像聚居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属于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侗族祖先均居于靠水的地方，稻鸭鱼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这种間歇灌溉或旱地育秧的做法，因此都难以推广，因为农民需要在稻田里放鱼，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庆以及红白事均离不开稻田里的鱼。
自然农法推广：技术与价值观不能分割
农法的技术与其背后的哲学是一体的，不能分割来看待。在推广农法技术的同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作价值观的磨合。举个例子，笔者近年参与过很多自然农法的推广，发现假如我们向相对依赖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作推广时，往往会事倍功半。
自然农法的代表人物福冈正信（1913-2008），身为农技人员对战后日本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质变坏深有感受，认为现代农业是一种病态农业。他在反思农业的弊端时，接受了中国2000多年前老子道家哲学“无为”的观点，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太多。他主张的自然农业也因此以“无为”为基础，福冈的自然农法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无”字，一切无用论，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农药。
当农户的心思还都集中于利用有限的土地来增加收入时，便不会开放心态接受以不追求“农业性增产”为本的自然农法实践。相反，他们往往更希望依赖推广者直接告诉自己，怎样通过免耕及制作营养液来突破产量，而不会以“无为”之心作修炼，也缺乏耐性。这并不是说农业增产不重要，而是要提醒推动者本身，如果把一种外来农法向农户引进的时候技术与价值观培养没能同步，有时候不但看不见效果，误导了农户，造成农户对所推广的农法和推广者的失望。
推广生物动力农业：考虑东西方哲学的差异
相对自然农法源于中国道家的哲学基础，生物动力农业背后人智学的西方哲学，在大陆则少为人知。因此，生物动力农耕在大陆的传播主要通过华德福教育系统，此外还有德米特（Demeter）认证的生物动力农耕农场。
生物动力农业发源于欧洲。二战前，欧洲的工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领域问题层出不穷。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 是奧地利社会哲学家，也是人智学的创始人。人智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智慧、人类以及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称为精神科学。鲁道夫把人智学用于农业，发展出生物动力农业。这是一套配合宇宙律动的适时农作技术，此后，通过有机农业而在西方普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我们推广生物动力农耕所应用的“生物动力液”，而农户还没有接受背后一套宇宙律动的理念时，确实搞不懂把牛角与牛粪收藏地底所谓何事？相反，有时甚至会产生抵制的心态！
朴门永续设计推广：不要忽略农村现存的条件与文化
谈到推广的广度与系统性，朴门永续设计算得上最为成功。在1970年代中期，人口增长、资源过度消费和绿色革命导致严重生态退化，人们对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发出抗议，后来抗议者认为光抗议是不够的，开始思考应对方法，比尔﹒莫里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生态学家、大学教授，被称为朴门永续生活之父。
他与学生David Holmgren为了回应快速扩张而高破坏性的工业化农业，开始构思如何发展出稳固的生态设计系统。他们在1978年的著作“Permaculture One”中，开创了朴门永续设计的主张。通过Bill Mollison 的著作、报道、他本人还在世界各地做咨询，以及建立教育机构朴门学研究所等全球进行推广。从七十年代开始，朴门支持着各地“理念社区”及“生态家园”运动，为参与环保抗争多年的社会运动家，提供另外一条寻找生活的路线。近年，有来自台湾的老师在大陆也组织了多次朴门永续设计培训。
从发展的背景看来，朴门着重人为的规划设计，为一众带着另类生活理念的人，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让大家能走在一起过自主的生活。这几年，我们曾经分别针对农村与城市的对象组织朴门设计培训。我们的发现是针对城市人的效果远比农户要好，一个我们总结的原因是朴门课程的内容经过高度提炼成为课程系统，好处是便于复制培训，但有别于普遍农户理解事情的逻辑。加上农村原有的条件与文化，往往不像理念社区那样，由志同道合者开辟一块新地，重新规划，参与培训后的农户便往往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村里传统原来就有的吗？
理清目标，避免本末倒置
因此，民间组织在推广国外的农法时，需要俱备一定的文化视角，考虑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并结合技术与价值观的培养，以及先细心关注农村现存的条件与文化，作为推动的基础。
但是，退后一步想，毕竟我们先要明确自己引进外来农法的目标是什么？其实，细看部分引进农法的内涵，其实都是源于我国的传统哲学及农民智慧，非得一定要对外求助不可，变得本末倒置， 为了推广而推广。或者，我们应该先花点时间，通过社区调查的手法，挖掘一下各民族的农耕文化核心，收集传统知识，再探讨如何与这些引进的农法“嫁接”，理念与技术紧接，让更多的农民得以接受并尝试。同时，要是想思考分析不同农法在中国落地现状、趋势，还是有必要回溯到创立农法哲学思想和那些农法源起时所回应的时代问题上。
本文原刊于《中国发展简报》：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4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