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社会改变有着不同的想象时，行动者们大概就指向不一样的方向、以及行走的路径。当我们定位在"协作"社会的改变时，我们有清晰的愿景吗？当我们去谈协作的时候，背后有着怎样的假设？
2018年底，善导公益发展举办了全国协作者交流大会，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统筹陈宇辉应邀分享，本文由善导整理，PCD稍作修改。
陈宇辉
社区伙伴（PCD）城市项目统筹，2010年加入社区伙伴，负责城市工作至今。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的工作地域包括北京、成都、广州、贵阳等城市，与在地伙伴共同努力，探索实践可持续生活的路径与方法。
我2010年进入PCD，开始了解和使用“协作”。那什么是“协作”呢？我查找了Facilitate这个词，词根的原意是让事情更加容易发生。后来，我查找台湾词典，相似词是——互助。也就是大家一起来，推动事情更容易发生。那要推动什么样的事情呢？
协作的方向
协作是需要有一个方向的。你想推动的社会改变的方向是改变什么？这是协作者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先分享一下社区伙伴的方向。社区伙伴的愿景是，人与人、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而社区伙伴的使命是，我们与社区和相关人群一起努力，恢复人们内心与大自然的联结，探索实现可持续生活的道路和方法。在这里，可持续生活是指：在有韧性（抗逆力）的社区里，简朴知足，与大自然相互依存，互相关爱，有创造力，充满安全感。
基于这样的想象，我们有这样的工作理念（Theory of Change）：首先，培养社区里面的协作者；其次，协作文化反思（请大家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意识形态是怎样的，是不是朝向我们的方向）；第三，做内在力量的建设（我们在推动社会改变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疲惫、困乏……有很多情绪，如何更有力量的往前走是蛮重要的）；第四，搭建网络（寻找同路人，大家一起向前走）。
觉察词语背后的假设
当我们讲社会改变的时候，会谈到很多词语，而这些词语也带着背后的假设。比如说，使用“服务”这个词，可能会认为有一些问题通过服务就解决了，这里就理解“服务”的对象是跟消费者差不多的——我来做客服，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而我以前是做倡导/倡议的，“倡导/倡议”背后的假设则是，社会变化必须要有一些非常宏观的东西才可以发生，要有一些政策/法律上的改变。此外，有一些人会在理念上比一般大众走的更前一点，所以他们通过倡议把一些信息传出去，让更多人接受，更多人的意识觉醒了以后就改变了等等……也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词汇。
在我们想象中，当我们描述社会改变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些词。"协作"也一样，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背后有其丰富的假设。当我们在谈协作的时候，背后有哪些假设呢？
- 协作是非常尊重主体的，尊重每一个人在里面的角色，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力量，一起解决一件事情。
- 改变，其实是要每一个主动参与的人一起带动的改变，而不是纯粹用一种先锋者、先行者来带动的。
- 非常重视过程，甚至过程本身就是协作的目的。因为，你非常有目的性的时候，反而可能会和问题本身、你想要推动的东西、信守的价值之间变得疏离。
- 重视互动的关系，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互动的关系里面，然后才一起推动改变。
- 协作者的位置或者说整个姿态其实是把自我放的非常小，把自己放在关系里面，去想象我们要带来怎么样的社会改变。
当我们清楚了上述的假设，就会清楚，能带来改变的，是每一个主动参与的人，可能是NGO工作者、组织者、社工、普通老百姓、生活者。那如何让组织者、社工引导老百姓一起就社会问题思考，一起行动，这是个很大的挑战。这里就需要考虑到草根网络的概念，以及协作者在其中的位置。
草根网络与协作者的位置
社区伙伴有一种对草根网络的想象：在这个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点；没有中心，每个点都是中心。有非常多的结点（从PCD的角度来说，这些结点可能是可以特别用力的地方），有多维度的连接，会有更强的韧性（就像我们的神经系统，需要很多的结点和多重的连接，这样反应力会更快，网络更有抗逆力）。因此，我们对网络的想象，不是以PCD作为主导的，而是一种像这样多重结点、没有中心的网络想象。这样的草根网络，可能常常本身就存在，协作者的位置，可以说更多是发现它，而不是去主导它。
在这样的网络里开展工作，协作者除了觉察自己的位置，还需要关注两个点：首先，要关注社区里的能力、社区里的资源等，这是团队建立的很重要一点。其次，协作者要学会超越自己的群体，去和更多其他群体建立连接，当你和其他群体的连接越多，你能做的才会更多。
协作者可以了解的概念
最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概念，包括“国家内卷化”、乡村“细胞化”、“共谋”。之前有伙伴问，能不能分享一些书给大家，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历史人类学家：Helen F.Siu（萧凤霞），她是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经常来中国。她有一个研究发现是，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时候，华南地区的乡村社会其实是非常有活力的，不管是它的商品交易市场，还有地方的宗族组织，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宗教意识和习俗，以及超越本地的身份认同，都促成了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的网络。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乡村变成内向的“农村”细胞（inward-looking “rural” cells），既与外界绝缘，也不能离开“国家”这个身体独立存在。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是乡村细胞化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以前，华南地区这些农村和乡镇有非常紧密的网络，但后来因为现代化，因为国家力量，乡村和外界的有机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不只因为纯粹的外部力量，村民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也是主动/被动地参与其中，所以它是一种共融、可以说“共谋”的过程，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过程里，那些主流的、主导的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内化到了自己本身。
我想说的是，我希望表达的一种社会改变的想象，其实某种程度上想对萧教授谈到当今中国华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的情况，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为了重建网络，我们希望有更多紧密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协作者，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觉察——自己的想象有没有受到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有没有在朝向你想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