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丘慧巧 原载 / 行动源
写在前面
从菲律宾回来已经一个月了，我们又回到了忙碌的生活中。在研习刚刚结束之后的那个评估中没有发现的感觉，好像也在我和菲律宾有了时空的距离之后越来越清晰。
回到上海后的生活，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在匆忙从自己身边踏过的脚步声里，在辗转到不同工作地点的旅途中。那在菲律宾的一个多月里，我知道Natal（导师的姓氏）家门口的植物长得多快，知道卖烧烤的邻居什么时候出来摆摊，耐心地在海滩边看远处的渔船在夕阳里归岸，早晨和C一起卖掉她做的最后一块米蛋糕。
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刚开始确实在我的心里带来了一些激荡，但是平静之后也觉得这些经历的存在是让我看清自己希望过的生活是如何的。我们需要过真实的生活，而这一种生活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真实交流中才存在的。
2019.12.20
他们真的是在观望吗？
在这次研习计划中，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叫马林杜克（Marinduque）的小岛。距离港口城市Lucena不到20公里，搭乘轮船渡海到小岛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在马林杜克的Boac有西班牙风情的小街道、小餐馆，在Gasan有美丽的海岸和碧蓝的海水。我所在的村子叫Quatis。Quatis有着很长的海岸线，灰色的石头被海水冲刷成鹅卵的形状。我在村子里的很多下午时光，是和我导师的女儿J一起在海岸边聊天度过的。在海边，我会经常在夕阳西下之时，看着渔船归航。有的时候，在村里的小路上，可以看到渔民提着条特别大的吞拿鱼回家。
日落时分孩子们在海边嬉戏
这里的人靠着大海生活，从这里获取鱼类资源。对于孩子们来说，浅海的海岸是最好的嬉戏场地。在Quatis生活的时候，我有时也会在早晨和孩子们一起下海游泳，玩起抓人的游戏。然而，在马林杜克美丽又平静的海域之下，在宁静祥和的海岛上，也有着诸多冲突的过往。
导师Delfin把我从马尼拉接到马林杜克的第一天，就和我聊到了许多和环境相关的冲突。他尤其提醒我，要了解马林杜克，就不能忽视在历史上发生的多起采矿导致的污染事件。为了让我更了解马林杜克环境保护的历史，在中期评估后他带我去了Mogpog的一个矿坑，想让我多多了解污染的实际情况。同行的还有在MACEC（Marinduque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马林杜克环境保护委员会）从事环保倡导的R。一路上，风夹杂着马达的嘈杂声，让我们基本没怎么提起进行交流。
三轮摩托车在离开主路之后，就沿着一条几乎不长草的石头路朝深处开。可以说，从下了主路之后，路况变得有些颠簸，过了约莫15分钟，我们就到了Mogpog的矿坑。刚到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平静如镜面一般的碧蓝色的“湖”，周围长得高高的杂草，在微风下和水面的涟漪一起轻轻摆动。如果不是因为重金属污染，这会是一个适合家庭野餐的地方。Delfin看着“湖”面，轻轻叹了口气，一脸难过地说，“这些就是尾矿倾倒的结果，等下了雨，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池。”我和R坐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看着水面，R告诉我，“矿坑里的水溢出污染了河流和土地，人们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食物。”
矿坑和周边环境
根据R说的，我了解到了在1996年，菲律宾历史上发生的一场严重的矿难——Marcopper矿难，这场矿难改变了马林杜克的环境，也极大地恶化了周边居民的生计。根据PRRM的资料，我也了解到这场矿难导致的洪水让700个家庭、4400人口居住的5个村庄就此相互隔离，此外也严重影响了Boac和Makalupnit沿岸3万多个以耕种和捕鱼为生的家庭。
虽然矿难过去了很久，人们提起来还是一阵唏嘘。当地的社会组织MACEC在当地开展了许多环保的项目，包括给人们做环境保护相关的培训、开展海岸线清洁项。R说，“我之所以参与到MACEC的工作当中，是希望人们意识到，生态系统目前并不是处在平衡的状态，通过告诉人们一些基本的环境事实，比如，马林杜克岛曾经有48%是林地，但是现在仅仅只有25%。”但是，她也告诉我，这里的人们并不热衷于参与倡导，很难被组织起来开展环保行动。她在讲的时候，多少有些“恨其不争”的感觉，毕竟环境已经如此糟糕，如果再不去改善，状况只会更加恶劣。
但根据PRRM的同事提供的资料，对于外国煤矿公司的“为所欲为”，当地民众不是没有反抗过。早在1986年，Calancan当地的居民就发起了集体诉讼，当时的国会议员Lorendo Tanada发声支持居民的行动，但是铜矿公司依旧继续将矿废倒在Calancan湾。1991年的时候，Mogpog的居民也反对Macorpper公司在她们的小镇上修建大坝，认为这个工程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生计。
然而，1995年菲律宾出台了矿业法（Philippine Mining Act of 1995），这一法案可以说是规避了1987年菲律宾宪法中关于外国人在开采自然资源企业中只能拥有40%股份的规定，还允许了这些采矿公司将本地人从居住的区域“疏通”出去。虽然在1998年，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杰西多·埃斯特拉达（Joseph Ejercito Estrada）承诺要废除这个法案，他也没有实现承诺，反而批准了这些企业继续采矿和迫使村民搬迁。
环境保护，是居民的事情，但是却不是他们能够去左右的。这或许也会影响到当地人参与其他社区发展项目的心态。至少从这个矿难事件中，我会反思，那些关于人们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说辞——“wait and see attitude”（观望态度）和“laziness”（懒惰），其实背后有的是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这些已经在历史中成形的社会心态，已经经历过的失败以及已经被毁坏的农田海岸，都在拉扯着当地人参与到环保中的意志。
总有人会想做点什么
我对菲律宾社区真正意义上的了解，是从我的导师Lolita和Delfin夫妇开始的。他们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当地人生计的改善，其中不乏涉及性别、环保的议题。这些行动也始于PRRM的召唤。PRRM，即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是这个国家的乡村发展先驱，也是最大、服务时间最长的发展机构，其开展的活动也集中在教育、生计、健康以及社区自治这几个方面。在PRRM服务的60多年间，培育了很多在地的团体，有社会企业、有民间团体。我两位导师，是PRRM在马林杜克岛当地发展的社区领袖。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最朴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问起他们为何要做社区发展，他们总是告诉我，“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做吧。”
我的女导师Lolita，一头短发，带着一副眼镜，给人沉稳和干练的印象。但和她聊天之后，会发现她是一个说话慢慢的，也颇有耐心的一个人。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也会忘记或迟疑自己要提到的事情是什么。在我心里，也是个挺“小迷糊”的人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迷糊”，承担起了水资源管理、海龟保护、妇女社会企业、海岸垃圾清理等多个重要的社区发展项目。她常常带着我去自己负责的不同的项目上进行观察。
Lolita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精英，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在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餐厅打工，做过最脏最累的活，给别人当过裁缝，结婚后又将大多数精力投入到子女的养育当中，可以说，是一个一般意义上大多数菲律宾妇女可能都会经历的人生。
Lolita告诉我，在她和Delfin认识和结婚了之后，曾一起在首都马尼拉生活过。当时Delfin在马尼拉担任邮政人员，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送信上，回到家的时候往往已经很晚了。Lolita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太累，需要丈夫更多地参与进来，就做了回乡的决定。Delfin也因此调回了马林杜克。她在村子里做起了缝枕头套的工作，后来则是通过教堂开展了一些社区生计活动，成立了一个公共小卖部，由教堂成员提供启动资金，通过运营小卖部解决成员的生计问题。后来小卖部的运营出现了困难不得不关闭，她又带着一些社区成员转向制作鱼酱。无论有什么困难，她总是会想“我怎么去解决它”。
Lolita就像Natal家门口橙色的花（后来我发现叫“黄波斯菊”）。这种花可以在有些干燥的海岛绽放。我也曾经在马拉维乡间雨天的小路上为之惊艳过。这种花似乎对生长的土壤要求并不高，随处可以绽放。Lolita对生活给予的磨难，没有太多的抱怨，承受的同时也不断地通过各种策略寻找出路。她和我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眼睛就会四处搜寻一番，看到有塑料绳子，就会俯身去捡起来。“这些废物需要清理，也可以重复利用起来。”后来，这也变成了我们每次去到海边都会做的事情。
Lolita把塑料绳整齐地捆绑起来
我也陆续被她带着去参与了许多她组织的会议，包括她发起的社会企业KKM的集会和其他和环保相关的会议。在会议上，她一改在家里喜欢玩笑的样子，面对着带着疑问前来的居民，沉着冷静地说明来龙去脉。虽然会议后，她总是和我说，“不知道下次会议人们还来吗？”，但她似乎总是抱着希望。
我还记得11月8号那天，天突然变脸了。我当时在想，雨下得那么大，和村民约定在Bancoro组织的会议还要继续前往吗？我猜想，因为天气原因，许多本应该来参加会议的人可能都不愿意冒着雨出门。虽然我们心里都有些犹豫，但最终，我和Lolita，还有KKM的成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辆小小的三轮车里，摇摇晃晃十几公里到了会议地点。一路上由于风大雨大，我们半个身子都湿了。
虽然穿着湿衣服贴着身子很难受，但是大家还是等到了雨停下来好一段时间。等待的时间很漫长，在这过程中，我们在雨打棚屋的声音里昏昏欲睡。然而到最后，还是没有一个村民出现在了会议上。即使是这样，大家似乎也没有沮丧的样子。Lolita说，“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会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知道，有的时候，提前和村民取得沟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真的得到那个地方，你才能知道会议能不能开。
在Natal家生活的日子里，我时常看到她埋首于一摞摞的文件中，慢慢地在电脑上敲打着数字和英文字符，然后抬起头对上我的关切的眼神，深深叹口气，“哎，事情太多了，我好累啊”，然后耸耸肩笑了起来。有的时候，她也会让我帮助她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对于word的一些功能，她仍旧不是很熟悉。可是那又怎么样呢？Rebecca（PRRM妇女协会的主席）也是一位非常令我尊敬的菲律宾女性。她告诉我，“你的导师，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是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在Rebecca培育的社区女性领导者中，最终还在继续开展社区工作，还在当地作出一定影响的并不多，我导师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
Delfin和Lolita一起进行项目说明
Delfin先生是Lolita的丈夫，也是我的另一个导师。他是一个身材挺拔，精神抖擞，做事情一丝不苟的人，喜欢读书，喜欢集邮。他做了30年的邮政工作人员，为数不清的人送过信。因为早年在邮政部门工作的原因，他很早就开始集邮。每个月的工资里，总会存下一些钱用来买自己喜欢的邮票。在结束了邮递员的工作之后，他就参与到了PRRM的工作当中。他作为项目工作人员，在参与过程中成长为具有领导力的社区领袖。虽然这个办公室后来关闭了，他还是继续在社区里开展项目，为当地的农民、渔民提供支持。
在2010-2015年间，他也积极地参与协助Gasan当地的渔民和摩托车司机成立了自组织Fisher Folks Association（渔民协会）和TricycleAssociation(三轮车协会)。这些机构叫People’s Organization（PO，人民组织）。PO和NGO不一样，是由一些具有同质性的群体构成的，可以是小农、渔民、妇女或其他。PO有一定的组织架构，但是没有像NGO那样更加正式的管理。通常来说，这些机构会在外部的项目驱动下形成，但在项目结束后也可能会一直存在。在当地，成立PO的群体，往往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互助和社群的自我管理。
Delfin在和附近居民说明有机农业项目
现在，他和Lolita在尝试推动社区有机农业的项目。项目的地址正是PRRM的办公室旧址。办公室本来已经被台风摧毁了，可是Delfin又把那残破不堪的屋子又重新搭好了。他告诉我，“这块地如果不用起来，就浪费了。把房子搭好，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工作，农民可以在这里做有机农业的尝试，那不是很好么？”他带着我在房子周围走了一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这里要种点蔬菜，那里要搭一个栅栏，旁边的水塘也是可以钓鱼的。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兴奋得有些像小孩子。
但是有机农业的项目也会面临组织的困难。他常常和我说起人们不太愿意来参加活动，“人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也是因为项目还没有让人们看到效果。可是如果不参与、不行动，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改变。”然而，他没有将原因归结于人们太懒，而是告诉我“这些也是收到政府工作路径的影响。在政府的活动中，往往会给予参加会议的人一些好处，人们就为了好处来开会，如果你不给，那可能他们压根就不会来了。”这样的一种做法，在后来我和一位政府官员访谈的过程中也被官员提及，他们都认为，这样会惯坏村民，但是这些都是公共议题，需要大家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利于自己生活的改善的。
Natal家中“循环利用”的一角
他们在我看来是一对过着平凡又良善生活的夫妇。因为一起在看着海岸线清理的工作，他们院子里的篱笆是用软饮料的塑料瓶子搭成的。平日里和他们去到海边，看到有塑料制的绳子，他们也会捡起循环利用。家里的冰箱极少有多余或不得不浪费掉的食物，家里的垃圾会被分成干湿两类，塑料、纸之类的会装在麻袋里，而食物残渣会放置在塑料桶中，可以用来制作堆肥。但是更可贵的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依靠自律和自我驱动，去开展社区里的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知道要解决困难仅仅依靠他们肯定是不行的，但他们还是依旧愿意尝试用更多的呼吁、倡导和实践让更多人加入其中。
以我的两位导师开展的工作为主线，我也逐渐地了解到了马林杜克的一些社群——成群结队在海边玩乐的孩子、出海打鱼的渔民、在路边贩卖小吃的妇女、一起做鱼酱的社会企业成员、有倡导环境保护的青年领袖/专家、地方的政府官员还有社区里会路过的居民们。
我们的海岸线，我们来守护
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社区，我10月20日刚来到小岛，才过了3天Delfin便带我去到了加斯帕岛（Gaspar Island）。小船带我们穿过了绿松石一般平静的海面，来到了一个覆盖着雪白色珊瑚的海岸。海岸向海里延伸了一条细长的黄色沙带，这的孩子喜欢在那沙带上嬉笑打闹，连人带着衣服毫无顾忌地扑向海面。大海是永远向他们敞开的怀抱。在沙滩上，也有一些简陋的棚屋，是专门给渔民和游客休息用的。小岛上几乎没有淡水资源，淡水和小渔船会使用的汽油都需要从大陆运来。虽然我没有找到Gaspar Island的生计数据，但是根据其他研究以及我问到的情况，可以知道平均的家庭人口数大概在5人左右，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屋子（研究数据是82%），有超过20%的家庭使用过贷款，其中大多来自非正规渠道。
加斯帕岛的小伙子们在准备赛船
我上岛的那天刚好碰上了渔民赛船的日子。我看到海岸边集聚了人群里有许多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中有的人是参与赛场的选手。我们的船刚到岸，我就看到看到一个个子有些矮小，皮肤黝黑，头发有些苍白的男子，有些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走来。他对我们友好地微笑，脸上的皱纹一不小心就把眼睛给遮住了。我导师告诉我，“那个就是Roni，是Gaspar Island（加斯帕岛）的传奇人物。”这个身材有些小的老渔民和“传奇”二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当我问起他为何关心环境时，这位从10岁就开始捕鱼的渔民真诚地提起自己早年时期过度捕捞的行为。他提到，这些行为持续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无鱼可捕了，这让他开始看到危机，也促使他逐渐地转变为一个愿意身体力行保护海洋环境的人。
这样的危机意识也推动了岛上渔民联合会的成立，他也联结了其他一些和他一样有危机意识的渔民。我的导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参与协助当地的居民成立这样一个团体，协助他们申请一些小额的资助，来开展社区倡导的工作。一些外部的援助机构为包括Roni在内的一些社区代表开展了领导力培训，希望他们能够在社区中倡导可持续渔业的理念，进而影响其他人的行动。他开展倡导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问题。许多人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停一段时间不捕鱼，解决生计不是更困难了吗？
“一个渔民在运气好的时候，一天可以钓到10公斤鱼，赚到1000比索，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Roni告诉我，他也十分能理解大家生计上的考虑。
阻碍倡导的也有一些非法渔民和一些参与其中的执法者，他们希望通过贿赂，甚至通过威胁的方式，让Roni不要揭发他们非法捕鱼的行为。Roni没有因为这些阻碍放弃倡导：“我不想使用暴力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可以通过和平的对话来促成共识。”他相信和平的沟通才能够清楚地表达彼此的诉求。通过相对温和的方式，Roni也说服了一些非法渔民放弃这种不可持续的捕鱼方式。他还很骄傲地告诉我，其中一个渔民最开始也从事非法捕捞，但是后来他帮助渔民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barangay（菲律宾语，社区）看守，那位渔民就没有再继续参与非法捕鱼。
和岛上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在这个团体中，除了Roni，还有其他的一些持续参与倡导的渔民。G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女渔民，也是这个团体中负责联络集体活动的人。因为出海打鱼，皮肤也被晒成了黑红色。她有着高大健壮的体魄，来的时候手里还拉着自己的女儿。
在我见过的渔民家庭中，很少有女性渔民。渔业可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部门。Lolita告诉我，在这里都是男性出海捕鱼，女性就在家里看家、去卖小零食或者参与一些近岸的活动，比如收集鱼苗、使用鱼网捕鱼，但是G会和丈夫一起出海打鱼。G解释，自己之所以出海捕鱼，是因为她很想帮助丈夫捕到更多的鱼，家里有5个孩子，不努力捕鱼的话，孩子们吃饭和上学都会成为问题。
虽然女性在渔业上的参与十分有限，但是在社区组织中发挥的作用确实相对积极的。尤其是在涉及到海洋资源管理、环保这样的议题。甚至一些妻子会代表家庭出席社区组织的会议。她和Roni一样，也看到了鱼类的大量减少给人们的生计带来了挑战，进而也认同用可持续的方式捕鱼。“加入渔民协会，我可以做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也让自己可以获得锻炼，和社区里的人互相帮助。”说到渔民协会的工作，她的眼睛里也会荡漾更多神采。她特别告诉我，“加入渔民协会之前，她是个害羞的人，不大愿意和人讲话。但是现在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外国人交流”，说罢看着我腼腆笑起来。她和我聊天的时候，淡定自若，也款款而谈，我是完全看不出她以前是个羞怯的人。她告诉我，组织会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召集人们去开会，但也常常会碰壁，“大家觉得开会占用时间，有时间可以去赚钱或干一些其他事情”。对此，G告诉我，“你每家每户不厌其烦地去说活动有多重要，总有人会听的。”因为这些说明，愿意来开会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
虽然要把人们聚起来很难，但是这群渔民们还是进行了持久的尝试。因为这是他们的海岸，他们赖以为生的地方。
“一起做事，我可以交到朋友”
我在Quatis的集体时光，很多时候是和KKM的成员们一起度过的。KKM是Kalipunan ng Kababaihan ng Marinduque的缩写，“马林杜克妇女协会”的意思。同时，KKM又是一家从事鱼类产品加工的企业。妇女和鱼，在这样一个海岛上，也有着特别的联系。
根据BFAR（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部）1991年的一个调查，从事渔业的企业总数超过800家。员工数量超过10人的企业里，女性员工的占比为13%，总体来看，女性在渔业商业中的劳动力占比仅仅为10%。但是其实，当地妇女在销售和加工环节有更多的参与，只是没有体现在这个调查当中。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能让人看到，女性参与的活动其实在整个渔业当中并不被视为是重要的，但其实也具有较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一条鱼在被钓上来之后，是否拿去市场售卖、是否需要加工腌制保存，这些都决定了食物的价值。像KKM这样从事鱼类加工的企业，是女性参与渔业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我也会看到在许多的有关女性参与渔业的研究中被忽视的一环，就是这些社会企业给渔业社区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
访谈KKM的女性成员（左）
KKM的创始人，也就是我的导师Lolita告诉我，这个企业的前身是一个小卖部。当时教堂的成员提供了一些启动资金，一起运营了一个小卖部，为的是让大家有其他的生计方式。但是后来因为小卖部的生意不太好，人们商量着要不就解散了。Lolita不希望就此放弃，就对这个集体进行了转化，做起了鱼酱制作的生意。Lolita就动员了自己家庭里没有收入的成员加入，同时也动员了社区里其他成员进入，这里面大多是妇女。她说：“最开始，我会去主动询问人们加入的意愿，也会观察社区里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人，再进一步去沟通、劝说。”社区动员是KKM开展工作的第一个步骤，村里的一些“单打独斗”获得生计的妇女也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可以抱团的平台和机会。
参与到KKM当中的居民，都是一群留在村里维持家庭照料的妇女。她们中很多人的丈夫在大城市里打工，按时寄钱回家。
除了Lolita和她的家人之外，我认识的第一位KKM成员就是N。第一次见到N，是在KKM的一次会议上。那个时候她很害羞，知道我想问她一些问题，直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话”。后来在Lolita的鼓励下，她才开始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回答的过程中，她也不太看我的眼睛，一边说话，一边脸不由自主地撇开。但是提到在KKM的收获时，她眼睛里也出现了一些自信的神采。她说，“我认识了村里的其他人，获得了友谊，和家人，尤其是和我婆婆的关系也改善了许多。”
N来自Nueva Vizcaya，那是一个山地地区，住着少数民族。她作为外乡人嫁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唯一一个了解她的丈夫，也都到马尼拉打工了。此外，生活中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由于这边的文化、食物和生活方式与家乡的不太一样，她花了好些时间才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刚来的时候，没人认识她，她也一直闷在屋子里，不出门和这里的居民来往。Lolita说，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她是个孤僻的人，因为她不经常出门走动。”但是当Lolita找到她的时候，劝说她加入KKM的工作当中，她似乎找到了真正踏出家门的第一步。
和N的情况有些不同，C是一位来自Quatis的单亲妈妈，单独带着十一岁大的女儿一起生活。早年她带着女儿在Laguna（又叫内湖省，是一个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的省份） 工作，她在一个电子加工工厂上班。那段时间因为吃住生活都在集体宿舍里，她只有周末才能去姐姐家看当时5岁的女儿。一直到女儿9岁才生活在一起。目前在KKM的工作以及米蛋糕的副业，能够让她留在女儿身边。虽然收入没有像在工厂时那么稳定，但她觉得为了陪伴女儿成长，放弃工厂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C告诉我，自己在KKM里担任的是财务的工作，但是在KKM的工作暂停下来的时候，她就会去卖自己做的米蛋糕。她的米蛋糕很甜，是出海打鱼的渔民、去上学的孩子以及早早出发去做摩托车生意的司机最好的早餐，所以常常很早的时候米蛋糕就卖完了。
第一次到访C家，感觉这是个小但是被收拾得干净整洁、得到主人家精心装饰的屋子。她告诉我，她每天都会做一些味道很甜的米蛋糕在家门口的小棚子里售卖。我在一天早晨，8点就来到她卖米蛋糕的小摊，然而那个时候她已经卖得只剩下5块蛋糕来了。“很多摩托车司机很早就出发了，还有孩子们很早上学，所以蛋糕很快就卖完了。”原来这些蛋糕，都是给早早出发去谋生计、去上学的人们。这也意味着，她需要很早就开摊。
她告诉我，“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尤其是现在没有一份持久的工作，她必须努力工作才行”。我开玩笑地问她，“有没有尝试和其他的男人约会，或者考虑结婚？”。她挺坚决地告诉我，“我完全没有这个计划。家里没有男人，我可以随时离开，想出门就出门，也不用做家务。”说完她自己也笑了，她说有朋友在就够了。
C在给我看过她做的账本，那本子里还有一张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鱼酱的销售情况。她一边看着图表，一边告诉我鱼酱什么时候最好卖，什么时候买的人很少。当提起为什么要加入KKM和继续留在这个团体中时，她也像N那样提到了KKM让她交到了更多的朋友。我知道的是，在KKM，N和C都获得了外出参加培训和研讨的机会，她们学习项目管理、学习财务知识，这些外出的机会都让她们感到兴奋，和被重视。
KKM的群体里常常有家庭聚会，大家就会邀请彼此参加。我事后回想起来，Natal家为我和家里几位寿星举行putong仪式的时候，见到的人其实很多都是KKM里的小姐妹和老姐妹们。每次KKM举行集会，或有学习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在旁边看着她们开会。这些会议虽然没有人强制每个人参加，但是她们总是带着非常快乐的情绪参与进来。
有活干的时候，她们就一起洗瓶子、装鱼酱，也一起闲话家常。没活干的时候，大家也常常会互相走动。在刚来到Quatis村时感到有些孤独的N，也通过这个平台有了自己的人际网络，也就是她总说的“和大家一起做事情，我可以交到朋友。”
一起看海的KKM姐妹
从和她们的聊天中，最常常听到的词是“朋友”和“关系”，这大概就是KKM存在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我也了解到，早些时候也有一些妇女退出了KKM，因为KKM没有办法获得持续的盈利，无法充分地发挥提供生计的作用。对此，Lolita告诉我，这也是受制于海洋鱼类的可获得情况，再加上生产的周期需要一年，生产的持续性尚未能保障，市场营销目前也还较多地没有开展。因此，最后留在KKM里的成员，一定是从这个组织中感受到了自己非常需要汲取的能量，在这里她们是被认可、被需要，是彼此的朋友。
鱼酱的生产非常受制于自然环境。Lolita告诉我，“这鱼的个头永远都是小的，是可以用来做鱼酱的，但是很多做鱼酱的人会买没长大的小鱼，这样就对鱼类资源的伤害太大了。”她很忧心，因为过度捕捞，现在市场上能找到的凤尾鱼就愈发地少了。所以在凤尾鱼极少的情况下，她们也会用吞拿鱼肉来制作鱼酱。制作鱼酱前，KKM的妇女成员们会把鱼用水先清洗干净，将盐撒在凤尾鱼堆里，并翻来覆去地搅拌。在这之后，鱼会被放进制作鱼酱的仪器里进行充分碾碎。这些已经被碾得很碎的鱼酱，会被一起装进蓝色的大桶里进行7个月到1年的发酵，最终才能装瓶保存。
鱼酱有好几种装瓶方式，小瓶子的一瓶就只要25比索，容易携带。最大的瓶子就是像酒瓶那样的，要300比索。所有的塑料瓶子都是购买而来，也需要做密封的处理。除此之外，其他玻璃瓶的包装都是回收再利用的，因此妇女们需要在装瓶前对玻璃瓶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杀菌，才能将鱼酱装进去密封保存。虽然洗瓶子，装瓶子，都是非常简单的活动，但是这也让她们有了产生联结的机会，也获得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Palitaw为左下；临走前大家希望让我吃得更饱
在我离开前，N和其他KKM的成员给我做了palitaw。因为她们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口有些粘腻的椰香。当我看着满满的一盘子palitaw时，心里也充满了朴素但充沛的情感，我或许也成为了她们的“朋友”。
一种可持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流
在菲律宾马林杜克岛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我能深入了解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但是最让我觉得有收获的是和当地人密切、深入而且真实的交流。在最后一天的告别餐会上，KKM的一位成员R和我开玩笑，“Tintin（我的菲律宾名字），你都让我们忘了中国是咱们的敌人了。”从国际政治来看，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微妙。菲律宾有被美国殖民的历史，在殖民结束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曾经的宗主国影响。他们所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加工过的中国印象，反之也亦然，从国内要了解到菲律宾，信息还是相对要少的。在海洋资源的使用上，菲律宾和中国也会有相互顾忌的时候。但是在这一刻，好像这些政治化的表达，都显得十分地脆弱。这大概就是民间沟通（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最有力量的地方。我们看见的彼此，不是来自某个经济体的个人，不是代表任何政治立场或政党的个体，而是真真实实的你和我。比起立场，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在眼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的时刻显得尤其宝贵。
临走前一天，大家一起在海边ihawihaw（烧烤）告别
在终期评估中，社区发展伙伴的工作人员问我，你在这次经历获得的成长是什么？我想，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应该是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菲律宾。我所看到的菲律宾，是通过和马林杜克当地社区里的渔民、农夫、妇女、孩子、家人等互动逐渐清晰的。这些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因为背景的差异、国际政治的紧张带来的潜在偏见和不理解。我坚信，真实对促进彼此理解有着非凡的意义，而这些理解是一个和平世界的基础。对我来说，可持续生活是个很大的命题，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还应该尽自己所能去寻求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平等。
因此，我很感恩社区里的人们对我的坦诚和信任，是他们让我对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多了更多的对和平的信心。
后记
在书写下这个后记的时候，已经是次年的4月份。去年12月份，也是我刚离开菲律宾不久后，KKM的生产区域遭到台风破坏，她们的活动不得不因此而停止。今年的1月份，新冠疫情爆发，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处在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人与人之间因为病毒而浮现出的心理上的割裂、国家之间因为疫情而变得更加复杂的国际关系......
当我再回看在菲律宾的这段经历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外部的不确定中（无论是自然灾害、公共健康危机还是不确定的国际局势），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力量，是离不开人本身的培育和能动的。在疫情中，我陆续参与了多个社会行动，也深深体会到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结，可以形成怎样的一股力量，去推动一个良善目标的达至。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成长。
2020.4.21
■ 丘慧巧 曾经在西非和南非地区从事2年的国际组织和社区发展工作，从2018年开始涉足国内公益，关注社区可持续发展。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决心回到家乡从事公民教育相关创业，试图从培育公民行动力的角度来探索区域性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是野生创业者，未来也希望能够用行动研究来获得更多关于公民素养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