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Sunisa Jamwiset Deiters (Om) 翻译 | 吴宜玥 编校 | 缪 睫
引言：社区伙伴以建构“生态中心主义”的组织哲学作为工作的指引，其核心观点是：自然是一个有机体，生活其中的所有生物彼此依存。在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所创立的生态环境哲学“深度生态学”中，这样的观念得到了完整的呈现，而以深度生态学为指引的各式学习体验活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自泰国的协作者Sunisa Jamwiset Deiters（Om）以深度生态学为核心，设计了重新建立人与自然联结的工作坊。从2017年起，社区伙伴每年都有支持伙伴参与Om协作的深度生态学工作坊，或是邀请Om到中国开展工作坊，参与过此学习的伙伴普遍反馈，通过工作坊的学习体会到内在与自然之间的深层连接，启发了他们另一个维度的生态观。受疫情影响，最近一年多我们都无法邀请Om到来，感谢Om以文字的方式分享她探寻的历程和对中国伙伴的寄望，希望在生命的对照中，我们也能收获到力量和启发。
回顾个人的转变之旅，我看到自己的关注点在个体转化和社会改变之间来来回回。直到最近，我开始看到两者逐渐合而为一。
在10-18岁的阶段，我特别关注社会改变。大概10岁的时候，就对社会产生兴趣。当时观察到我的村子所发生的变化，生起许多的问题与质疑，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改变呢？当时我住在偏远地区的一个小村子里，离周围的村庄有点儿远，而通往村子的道路也不是很好，所以算是有点与世隔绝。作为一个孩子，我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每天做的事，一切对我来说都恰到好处，并不会觉得匮乏或者需要什么改变。但是有一天，村子开始发生变化，一种叫做“发展”的东西降临到我们的村子。在此之前，村里中心有一条路，天冷的时候，我们会在晚上和老人家一起练习舞蹈，或和大家一起玩耍，不久这条路变成了水泥路，进而电、电视、机器等也接踵而至。
还是个小女孩的我一直在质疑为什么需要发生这些变化。我没有听到任何人抱怨过去的生活方式，那么到底是谁决定要做出改变，如何改变？以及为什么要改变？
于是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社会改变。脑海中存疑的问题引领我进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学习“社区发展”。在我的印象里，政治家会决定如何、为何要改变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的社会，因为他们在竞选中就是这么说的。基于这种印象，我决定在大学攻读“社区发展”，想着毕业后就能够成为本地省议员的合适候选人，成为一名政治家。我想成为那个能够决定我们社区和社会要改变什么、如何改变及为什么要改变的人。
然而，大学老师教我认识到，很多社会改变受制于多种其他因素，包括企业、国际机构和多政府组织。了解到这一点时，我深感绝望，觉得自己渺小且毫无价值，什么都不是。即使我不懈努力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也只能在大人物、大机构的大型游戏中扮演一个小配角。意识到这一点，我对社会改变的兴趣消失殆尽，进而转向个体转化。当我了解了社会结构和世界上少数有权势的人和机构是如何设计变化和发展的时候，我感到无助、失望、无力和沮丧。感谢所有这些绝望的感受，它迫使我质疑我的生命和我的存在。
“如果我不成为地球的一部分，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
我采取冒险的方式去探索“边缘” ，心想如果我处在生死边缘，我也许能领悟到生命的意义。然而，一些“濒临边缘”的经历并未向我展示生命的意义，但却向我展现了生命的奥秘。我离边缘越近，边缘移动得越远，生命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事情超越了已知的范畴，未知浩瀚无边。于是，生命不再毫无意义，原来有那么多的东西等待探索。这些经历让我生起对生命的希望和信任。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一定有某种美妙与优雅，它就隐藏在生命的奥秘之中。我对我的洞见深信不疑，于是我开始向内探寻。
不过，我相信自己要向那些从事社会改变的人学习，因为正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这必须是一种深刻的意识，才使得他们投身于社会改变，致力于成为改变社会的行动者。所以，我决定去各地拜访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并成为志愿者。
第一站是泰国共识社区旺塞尼特学校（Wongsanit Ashram） 。那是2004年，我到那里后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个旅行者。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我可以做任何你们想让我做的事情” ，他们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只是告诉我住在哪里、要做什么。
我在旺塞尼特学校的八年不仅仅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像生命中的一座山。在学校的最初几年，我深度聚焦在个人成长上。在这里，我第一次学会了静思冥想。我第一次坐下来冥想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安宁。特别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困惑、疑惑和绝望。除了安宁，它还让我更加强烈地洞悉到生命如此神秘，而我只经历了其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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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冥想，我还通过许多工作与活动来学习。我永远感念我的老师 Pracha Hutanuwatra与Jane Rasbash，他们既是我的恩师，亦是我的挚友。我觉得非常安宁，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尽情自由地去学习和探索生命。然而，在我非常关注个人成长的最初几年，我也从事社会改变的工作。但我拒绝称自己为行动者。因为我做这些工作是出于对社区的信念，我只是在以德报德；还因为我相信佛教教义的八正道，其中的正命指我们需要正确的生活。所以我致力于社会改变，因为这是我个人成长的一部分。我优先认同个人成长。
后来，当我开始深入研究深度生态学的哲理并结合起来深化自己的体验时，我才开始意识到个体转变和社会改变实为一体。深度生态学，特别是史蒂芬·哈丁（Stephan Harding）描述的三个要素——深度质疑、深度体验和深度承诺——构成的深度生态学，让我理解了自己年幼时的诸多质疑以及那些疑问如何引导我踏上寻找自我深层意义的旅程，这成为了我承诺捍卫生命的核心。在深度生态学的学习之路上，我开始看到个人成长和社会改变不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它们是一体的。
个体小我和大我之间的一体感是一种力量。我所体验和理解的这种一体感，并不是我失去作为个体的小我而与万物合一。相反，我甚至感到更扎根于自我的独特性，因为我看到在更大的整体中尽己所能是多么重要。当我体验到这种一体感时，我为我的存在而骄傲，我觉得我真的属于这里。我是被需要的，我注定要在这个地球上。我在这里，与生命同在，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捍卫生命，因为我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为社会改变而行动的力量。
意识到我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更大的整体意味着万物相连时，我知道我必须与他人合作。我必须思想开明，心胸宽广。我非常感激和欣赏他人的付出，我也贡献我最好的部分，且不羞于在需要的时候寻求支持，这就是整体运作的方式。
盖娅学校的建立
当我觉得自己扎根于深度生态学，认识到这就是我和我的志向所在时，我就准备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活出这种志向。我和我的伴侣 Tom Deiters 志趣相投，我们在2014年建立了盖娅学校，利用生态村设计指南和朴门永续设计来整全地设计学校，希望创造一种基于深度生态学哲理的文化。盖娅学校是一个学习中心，我们提供教育，帮助人们找到与地球更深层的连结，帮助人们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角色是什么。这些问题将激励我们致力于成为地球自我疗愈或自我再生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包括头-心-手的学习、社区生活与文化。
我们相信教育在社会改变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改变发生在意识觉醒之后，其他方面的改变比如社会结构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整全的方法来教育或转化意识，才能将世界变成一个更公正有爱的世界。作为为这种转变所设计的教育项目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文化在社区或社会中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浸润。个体通过他们所处社会或社区的实践、传统或文化接受教育。孩童如果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即使学校不教，他们也自然会学习他们社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与社区实践。
盖娅学校试图创建一种根植于深度生态学世界观的文化。我们相信来到盖娅学校的人将会学习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一样。文化是不能从表层创造的，它体现在我们精神的深处。能加深我们与地球连结的实践是盖娅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深度生态学运动在中国的潜力之我见
我曾有机会在中国及其他国家为中国的群体协作深度生态学工作坊。老实说，我一直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共事。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他们总是热衷于深入研究哲理并积极体验。有时我认为深度生态学在体验层面更受欢迎，而他们对其哲理也非常感兴趣。我认为那些想用深度生态学作为行动动力的行动者们需要深入哲理，而不止步于那些给我们带来美好感受的体验。然而，我同样观察到人们也需要更多的体验，他们带着许多情绪和痛苦来到工作坊，准备接受适当的引导来处理他们的情绪。当体验式学习和哲理学习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的精神层面就能够更加深化。这会激发我们引领这场运动的力量。看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年轻一代对深度生态学越来越感兴趣，并且热衷于哲理学习和体验式学习，再加上中国文化根源与深度生态学世界观的精髓不谋而合，我对中国的深度生态学运动抱有希望，尤其是重新连结和振兴一种基于整全、互连的世界观的文化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