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個全面生態種植的村莊――雙河村的成功案例

鳥瞰生態種植成功的雙河村,滿眼青蔥豐盈。(袁勇)

(讀者來稿)文 / 李尚勇(現實制度問題研究者,參與推動生態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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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社區伙伴一直喜與理念相同的朋友同行,一起探索及實踐可持續生活。我們的網站分享社區伙伴在中國內地項目的經驗,同時開放予讀者,歡迎同路人投稿交流。較早前,我們獲得李尚勇先生投稿,分享一個在四川的村莊實踐生態種植的成功經驗,以下一文是把逾6,000字的原文濃縮,加插副題,方便讀者閱讀。

  李尚勇先生的專業為經濟學和理工科,亦研究現實制度問題,範圍涵蓋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和生態農業等,發表過多篇研究報告,著有專書《人口困局——中國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國經濟出版社,2014年1月),已完成《求解地震預報的制度困局》書稿,即將正式出版,並正在寫作《求解三農困局》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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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瞰生態種植成功的雙河村,滿眼青蔥豐盈。(袁勇) 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生態油菜。(袁勇)
沉甸甸的稻穗。(袁勇) 稻穗成熟了,覆蓋的油菜秸稈也腐熟變成肥料了。(袁勇)
油菜行間套作的土豆色澤好,個頭大小均勻。(袁勇) 合作社的頻振殺蟲燈。(袁勇)
合作社農耕技術興趣小組成立。(袁勇) 合作社農耕技術興趣小組討論技術方案。(袁勇)
合作社的生態家園工作坊。(袁勇) 技術興趣小組成員在做蔬菜覆蓋試驗。(袁勇)
合作社亦參與農村社區發展工作,這是傳統文化培訓班。(袁勇) 合作社的兒童暑期讀中華經典夏令營。(袁勇)
雙河村農村社區活動中秋節團拜會。(袁勇) 中秋節文藝彙演。(袁勇)
春節游園活動。(李顯俊) 雙河村重陽節老年協會座談會。(袁勇)
婦女協會成立。(袁勇) 作者(右)與農技干部袁勇。(馬小浩)

現代農業危機重重

  從2010年開始,四川省簡陽市雙河村在全村範圍內推廣綠色生態種植,全面拒絕化肥、農藥、激素和除草劑。目前,綠色生態種植已經覆蓋了該村全部農產品品種和半數以上耕地。全面生態種植、綠色食品、社區活動和社區公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該村村民的“幸福指數”。

  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在農業生產方式上,人類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彎路上。這主要表現為,人們拋棄了對環境友好、生態平衡、可持續發展且成本低廉的傳統綠色生態農業,而代之以由“綠色革命”所形成的“現代農業”(或曰“石油農業”)。這種所謂“綠色革命”,主要以靠投入石油資源,以工業化為支撐,借助大量技術和資金,依靠大量使用化肥、殺蟲劑、激素、除草劑、抗生素和農膜,維持所謂“高產、高效”效果。結果是,一方面造成農產品品質下降、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又使環境污染持續惡化。在一些地區,單是農業和農村面源污染,就使得地表水水質超過最低居民集中飲用水源國家標准。

  於是,人們開始探索恢復傳統綠色生態農業,但許多學者的探索實踐都遇到了有效治蟲防病難、除草難、土壤脫毒難以及大量減產的諸多難題。

  然而,於2014及2016年,筆者兩次考察了一個全面進行生態種植且成效顯著的村莊(四川省簡陽市雙河村),令人眼前一亮,因為許多生態種植的難題在這裡似乎有了初步答案。

四川雙河村的實踐喜悅

  這個全面綠色生態種植的村莊,位於四川省簡陽市東溪鎮雙河村,屬於中丘陵地區。該村共有9個社、500余戶、約1,720人左右;耕地面積約1,980畝,人均土地1.15畝,是典型的半工半農模式農村,即家庭的年輕子女外出打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同時照看孫子女。

  該村農作物有水稻、小麥、玉米、油菜、紅薯、豆類小雜糧和蔬菜;山地種有柑橘、梨、桃、李、櫻桃和大棗等果樹。亦每戶養豬1、2頭,雞10只左右。

  2009年,在四川省農科院生態種植技術的支持下,東溪鎮農技干部袁勇在鄉村廣泛宣傳“生態健康文明”理念。2010年3月,該村兩位村干部動員70多農戶組建了“新天地水稻合作社”,從種植綠色、生態水稻入手,開始生態種植。

  當時最大的障礙是,農戶顧慮:近40年來,種地越來越依靠大量化肥、農藥(激素)和除草劑,一下子完全拒絕這些“現代農業”生產要素,會不會大幅減產。

  為了消除農戶的顧慮,合作社選擇在全村3個村民小組70余戶農戶的70多畝水田,進行試驗性生態水稻種植。意外的是,不用農藥化肥的綠色生態水稻並沒有大幅減產,每畝減產僅10%,約100斤左右。更重要的是,綠色生態稻谷(大米)不僅健康,而且銷售價格差不多提高了1倍。其後,合作社將生態種植擴展到油菜、小麥等品種,生態種植面積也隨之擴大到150畝。

  此後,村民普遍接受了綠色生態種植理念。2011年末,合作社社員增加到408戶,占全村農戶總數的81.1%。同時,合作社開始做玉米、紅薯、蔬菜的生態種植試驗,生態種植面積進一步增加到近800畝,約占全村耕地的40%。2012年,村裡開始做生態水果和大豆小雜糧的種植試驗。這樣,綠色生態種植慢慢推廣到了幾乎所有農作物,在全村形成了農作物品種全面生態種植的局面。

  不過,因為缺乏勞動力,矮山上的果樹施用農家肥還有困難,所以仍然需要使用化肥。袁勇說:“我們正在試驗旱地作物、綠肥套作技術,以此解決旱坡地有機肥問題。目前可以說,農作物品種上全面推廣了生態種植,但面積上還談不上‘全面’,實行生態種植的面積僅1000畝,大概占全村總耕地的50%”。

  該合作社全面生態種植成效顯著:一方面,全村村民吃上了綠色生態的健康食品;另一方面,全面提升了該村生態農產品的價格。例如,2013年,雜交稻大米賣到6元/斤,價格提升了3倍;常規稻大米8元/斤,價格提升了4倍(常規稻可以自己留種,但單量比雜交稻低收約100斤/畝右);紅米、黑米10元/斤;菜籽油10~12元/斤;生態豬肉20元/斤。由於可供的銷量有限且宣傳做得好,該村生態農產品僅在周邊城鎮就銷售一空,有些品種甚至供不應求。

  不過,該村生態蔬菜種植的規模並不大。一方面,他們投入的耕地有限(當地農戶還是想優先解決糧食問題);另一方面,他們還在進一步摸索試驗中。目前,在小範圍內,有一些固定客戶的生態蔬菜配送,這包括城鎮居民和都市餐館。

雙河村生態耕作成功的四大因素

  然而,不是每一個實踐生態農作的鄉村都成功,過程中困難重重且結果不討好。就像位於山東平邑縣蔣家莊村的弘毅農場,在2006至2011年的試驗,曾經大幅度減產,五年的探索損失了達20萬元人民幣的經費。(蔣高明:《生態農場紀實》,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5月,第54、166-175頁)

  對比四川雙河村“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成功經驗,根據筆者的初步研究,這與該村地理環境、村民傳統生活方式、生態種植技術創新和全村整體階梯式推進等條件關系密切,同時也與耕地的肥沃程度有關,以下簡述其成功的四大因素。

  (1)該村屬於丘陵地區,坐落在一個由丘陵環繞的相對封閉環境中。該村雖有一條小河從村邊流過,但近些年水越來越少,有時還會斷流,所以,農業生產很少用到這條河的水,主要靠塘堰蓄水和冬水田蓄水。這樣,“靠天吃飯”的耕作模式雖有風險,但卻拒絕了外來河流對耕地的污染。

  (2)村民過著我國鄉村的低成本傳統生活方式。例如,飲用和生活用水取自地下水,在沒有外來污染(其周邊沒有工業企業),且拒絕化肥、農藥、除草劑、動植物激素和抗生素的情況下,地下水水質開始好轉。同時,全村保持著傳統的炊事能源形式,即做飯燒水用農作物桔杆和樹枝,且草木灰還田。因受益於國家的農村沼氣建設補貼政策,截止2010年底,該村農戶都修建了沼氣池。

  村民亦知道,含有洗滌劑的廢水不能倒進沼氣池,以免污染。村民亦拒絕用激素飼料喂豬,避免了激素對沼肥、沼液的污染。

  (3)生態種植技術創新是該村其生態種植成功的關鍵。這包括治蟲防病和養地肥田的一系列綜合措施。

  治蟲防病方面,全面規劃並貫徹了“生物多樣性”原則,盡量做到農作物品種合理搭配,堅決杜絕單一品種的大面積種植;盡量保留雜草,除非雜草高度超過農作物高度並遮光;利用沼液治蟲、防病;安裝頻振殺蟲燈、誘蟲板、性誘劑除蟲;適當調整不同農作物品種的播種期,以避免和常規生產同步,減少病蟲發生;逐步淘汰雜交種,優先選用本地常規自留種,並選擇引進適合本地的常規自留種品種,以增強農作物的抗蟲防病能力。

  養地肥田方面,全面規劃並貫徹了“以地養地”的原則,這包括:將免耕技術(用大量秸稈殘茬覆蓋地表,將耕作減小到保證種子發芽即可的深度)從水稻逐步推廣到旱糧作物、蔬菜和水果;所有作物的秸稈都盡量就地還田覆蓋;沼渣、沼液還田;草木灰還田;野草還田;冬閑田、果園、小麥均套作豆科綠肥;盡量多施油枯;部分作物(如水稻)施用人畜糞便;自制酵素改良土壤等等。

  (4)首先以生態水稻種植入手,然後全村階梯式推進生態技術。在3年內,覆蓋了全村全部農作物品種和半數以上耕地,這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土地受農用化學品交叉“感染” 的機會,也減少了土地“脫毒”(去除農藥的毒害)的過程,並因此令嚴重生態失衡的耕地,大面積快速恢復生態。

村民“幸福指數”顯著提升

  目前的中國農村衰敗明顯,青壯年勞動力迫於生計,遠走他鄉,外出打工謀生,老人和兒童成為農村的主要“常住人口”,農村呈現“空巢”景像。雙河村就是典型的空巢村。由於此前缺乏勞動力,老人們種地越來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激素和除草劑,毒化了土地、水流和農產品,又直接損害人的健康。

  現在,生態種植需要更多勞動力,而生態農產品價格更高,便可以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能夠吸引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村就業,農村的衰敗有望被遏制,“空巢”家庭也有望減少。

  如今的雙河村,綠色、生態、健康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此帶來的明顯變化是,村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大增,該村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其面貌煥然一新。在此基礎上,該村成立了農民田間學校、生態種植興趣小組、老年協會、婦女協會、文藝表演隊等村民組織,並在重陽節、青年節、中秋節和春節等重要節日,開展了一系列交流會、討論會、文娛表演和傳統文化教育等活動。這些活動明顯增強了社區的凝聚力,提升了村民素質,豐富了社區公共文化生活。

  在考察期間,筆者能夠明顯感覺到,生態種植、綠色食品、合作社返利、社區活動和社區公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數”,他們甚至為此而自豪。

  筆者因此感嘆:我們許多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就是看不得農民、牧民、山民的低成本、綠色、生態的傳統生活方式,總認為他們落後、保守、不開放;總想把這些低成本傳統生活方式“趕盡殺絕”,以便把他們納入自己的所謂“現代化”、“城鎮化”的“宏偉規劃藍圖”之中。殊不知,這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們這是輕視人類豐富的創造力,無視人類多元的文明,明顯帶有某種非常惡劣卻又難以言說的偏執和狹隘(其背後往往暗藏私利);他們骨子裡把“美國式現代化”看成是發展方向,把高樓林立看成是“現代化”的標志,把汽車擁堵看成“現代生活方式”,其結果,正如筆者在《人口困局——中國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書描述的那樣:“我國資源早已嚴重超載、透支,環境污染觸目驚心且已經臨近觸發大範圍環境危機的邊緣”。

201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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