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若[1]
插畫 ▏ 全海燕
當我們談社會經濟的時候，一定不會對那些曾經活現在生活裡的美麗故事感到陌生。公平貿易、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聯盟、社會企業、社區支持農業[2]、有機市集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另類經濟實踐發生在主流市場之外，大多從個體行動走向社群聯結，更是一場要求參與者通過自我提升以改變經濟生活模式的社會運動。
社會經濟的興起從側面反映出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所帶來的問題，被狂熱追捧的市場經濟和強大至無處不在的發展政策將普通人的生活裹挾其中。發展導致的遷徙讓大量農民從農村流向城市，脫離和失去土地的人們，在喪失生產資料的同時也失去了原有的社區和社會關系，生存陷入困境，不得不在城市的縫隙中重新尋找生計。
社會經濟大量案例都是分享城市中產的聯合與運動，而隱匿於城市夾縫中的外來打工群體，如何發展社會經濟，重建城市的社群關系和互惠體系？夾縫中的變革會不會發生？怎麼發生？“另一個世界的可能”對於打工階層來說究竟是一個更大的“烏托邦”還是真實具體的日常實踐？帶著種種疑問，筆者走訪了北京城邊村等地的打工群體，看看他們正在努力實踐的行動是否能活化空間。
同心桃園：打工者的世外空間
“古有陶淵明，今有同心桃”，說的是位於北京平谷張辛莊的一群外來打工者創造出的“世外桃園”——“同心桃園”。“同心桃”的桃樹以每棵800元的價格供認購，產銷一體，風險共擔。對於同心桃的認購者來說，不但能吃上健康安全的平谷桃，還能支持生態農業，為改善環境作出貢獻。
“同心桃”如今是一個響亮的名字，這個品牌的創建者和運營者是一個為打工者服務的團隊——工友之家（全稱“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從2002年的新工人藝術團發展至現在的同心桃園，團隊一起走過了十四年的工人合作道路。“從文化合作到教育合作、從消費合作到經濟合作，我們走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工友之家總干事孫恆說起他們的合作經濟時不禁感慨萬千，在中國城市裡的工人合作還是剛剛起步，一切都是一邊探索一邊前行。
2002年，從河南走出來的中學教師孫恆經過幾年雲游四方的民謠之旅，無意間結識了從內蒙來北京想要“上春晚”的王德志、熱愛搖滾的流浪歌手許多等幾位年輕人，因共同的音樂愛好走在一起，組建了“新工人藝術團”。從唱歌開始，走到工地，貼近底層勞動者，聽工人們講故事，教大家一起唱歌……那一年，孫恆有一種被需要的感覺，覺得一起做的事情很有價值。
越是走進底層，這些年輕人越是感到迷茫和絕望。他們看到夢想和現實的距離，看到個體在龐大的社會體系中如螻蟻一般，由是不得不思考，勞動者的出路在哪裡？除了日常勞動，晚上在工地唱歌，大家更多的時間用於聽講座。就在那一年，他們接觸到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合作社。當時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3]在全國各地推廣合作社培訓，這個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推動合作社運動的組織所倡導的原則深深吸引了孫恆和他的團隊伙伴，“我們機構踐行的平等、合作、互助、努力干、一起干、共同發展等原則，都源於工人合作社在上世紀30年代提出的思想。”孫恆認為，工友之家從最初的文化合作到現在的經濟合作，都與合作社的培訓有關。他們堅信合作社的七大原則[4]，致力於鼓勵那些有共同需求、共同願景、共同利益追求的人們，通過民主合作、民主決策的方式，組織起來創造更大的價值。
在孫恆看來，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工作起來沒有動力？根本原因在於大家只是為別人打工，生產生活都被資本掌控，工人沒有任何的自主和自由。想要實現每個個體的勞動價值和人生意義，必須通過合作來實現。只有當工人意識到我們可以不為他人打工，而是選擇和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一切才會變得有可能。
2004年，新工人藝術團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發行了一張專輯，這些傳唱工人故事和情感的歌曲唱出了底層打工群體的心聲，讓專輯出乎意料地賣出了10萬張，孫恆和團隊伙伴因此獲得75000元的版稅。對於幾個每月只掙幾百塊工資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款，他們用了一個星期討論怎麼使用這筆錢，最終協商決定集體辦一所打工子弟小學，為那些在城市裡因沒有戶籍不能上學的孩子提供教育機會。
“那時候對我們來說，雖然還年輕，但也在考慮結婚生子的事情，孩子要上不起學，那只能合作。在分錢和辦學之間，我們選擇了後者。”孫恆說，事實證明這樣的選擇是對的。至今，用這筆款項在皮村建的同心實驗小學已辦學十一年，為一萬多名打工子女創造了教育機會。隨後2006年，為了解決工人生活所需，動員社會閑置資源，工友之家在城鄉結合部開辦了同心互惠二手店。經過近十年的發展，目前在北京已設有十五個連鎖店，覆蓋近三十萬工人，通過消費合作，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
除了通過合作經濟形式不斷改善打工群體的生活和生存狀況之外，工友之家同時也在思考打工者這個群體的發展，尤其是工人教育。工友之家十多年來扎根於典型的城邊村服務社區，隨時面臨拆遷的命運，另外，培訓基地也需要更穩定的空間支持。更重要的是，這一批伴隨著工友之家成長的年輕人，跟大部分的打工者面臨同樣的生活困境，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影響下，他們不得不面對“回不去的鄉村，留不下的城市”。未來，他們如何落地生根，如何謀生糊口？
新的課題擺在面前，孫恆和他的團隊堅信“工人教育是工友之家持續要做的事”。為此，必須找到一種可持續的經濟模式，讓它穩定下來。於是，團隊在工友之家內部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包括創辦工人大學和發展同心桃園。然而，方案遭到了核心團隊大部分成員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同心桃園。一方面大家認為經營桃園和工人工作沒有直接關系，放在戰略裡太牽強，有可能發生本末倒置的結果；另一方面，農業需要專業技術，不是現有團隊所擅長的，投資大風險高。
最後，經過長達半年的內部論證和溝通討論，工友之家在重重困難中開始實施新的戰略。桃園前三年是沒有收成的，意味著沒有任何收入；工人大學改造需要大量資源，但一切還沒有著落……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不確定性讓工友之家最初幾年舉步維艱，“雖然我們做好了三年的預備期准備，但仍要不斷尋找補齊的方法，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壓力也很大。”孫恆說。
為了尋找更好的合作經濟方式，工友之家進行了大量的試驗，經過不斷實踐和探索，終於開發出“同心桃”這個產品，成為實現可持續生計並與當地經濟互動的方式。平谷是一個生態農業區，盛產桃子，但是分散性的生產經營讓農民面對市場的時候根本沒有任何競爭力，而且，桃子的保質期有限，不易保存，到了成熟季節，農民根本沒有談判能力，往往只能低價傾銷。有鑒於此，同心桃園以早年租下的三十畝桃園為基礎，利用社區支持農業模式，進行公開的公益認購，以此方式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聯。消費者的認購，可以讓生產者提前一年做好生產計劃，避免市場價格波動所帶來的損失，而消費者也因此可以吃上健康生態的桃子。
“同心桃”模式不僅在工友之家的桃園推行，而且還帶動了平谷周邊的農民參與合作。為了發展該模式，工友之家和四戶當地農戶組成合作社，工友之家負責品牌和產品營銷，農戶按照同心桃園的要求負責生產，種植過程中不施化肥農藥，不打除草劑。每棵桃樹以800元的價格供認購，由此得到的利潤，50%分配給合作社農戶社員，50%留在合作社用於長遠發展。消費者不僅獲得安全食物，也因此接受到消費者教育，了解生產背後的故事，並支持了生態農業，而農民也因此得到了收入的保證，多方受益。工友之家從“同心桃”中所獲得的利潤，全部返回工人大學，用於工人教育。這是工友之家利用本地資源發展出的一條可持續合作經濟的道路。
訪談之時，2017年的“同心桃”認養已經完成，工人大學的建設也初步落成，未來工友之家在平谷的基地將定期舉辦工人藝術節和工人合作社培訓。另外，工友之家也開始著手籌備集體住房養老計劃，“我們買不起房就用合作經濟的方式來一起蓋房子，我們養老保障也要通過合作經濟解決。”
在孫恆看來，十四年的發展，不僅促進了工友之家這個共同體的成長，更是將缺乏資源的城市打工者的潛能通過合作的方式大大地激發出來；讓打工者這個群體更有力量也更敢去想像光明的前途。“同心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產品，它更蘊涵著獨特的文化理念，借助某種生計形態促進工人的團結互助。一個人難以改變的事情，通過合作、聯結、重構社會網絡的方式變得有可能。組織獲得發展的同時，個人也得到了滋養與成長，獲得更大的價值。
社區廚房：流動的美食生活教育
接下來，目光從遠郊的平谷桃園轉至昌平近郊的半截塔村（下稱半塔村）。半塔村位於北京市昌平區東小鎮，是外來人口的聚集地，有大量隨遷的子女在這裡生活。因為父母都在周邊打工或做小生意，孩子只好托付給附近的打工子弟學校。學校放學了，父母還在干活，孩子們就在社區裡瘋跑，安全和教育都成了父母難以兼顧的難題。
八年前，一個叫“農民之子”的青年公益團體來到了半塔村。農民之子全稱“北京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前身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支農社團，2006年林爐生和衛宏等七位社團老會員聯合成立了草根公益團體“農民之子”，以更好地把在學生時代受過影響的青年人團結起來，延續其公益熱情，投身社會改良運動實踐。
農民之子成立後，在實踐層面以關注流動兒童為主，為外來工子女開設圖書館，讓孩子們放學後有固定的去處，並提供課業輔導，幫助孩子們提高學習能力。同時也為外來工提供二手衣物義賣、中醫診療等服務。除此以外，農民之子也探索自然教育等另類教育實踐。作為關注三農的機構，農民之子有願望搭建城鄉交流互動的平台，讓城市裡的人們認識鄉村，也讓鄉村的孩子增進對城市的了解。在流動兒童社區服務中，工作伙伴發現，從農村來的孩子對鄉村自然的認識也很有限，農民之子於是也開始了流動兒童自然教育的探索。
2007年初，農民之子給流動兒童舉辦了一次獨特的冬令營活動。“我自小在山裡長大，對自然有著天然的熱愛，”林爐生分享說，“我們理解的自然教育，來源之一是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5]《愛彌爾》的自然主義教育，另外則是老莊的道法自然思想。”這次冬令營讓林爐生體認到，教育的關鍵不是給孩子多少知識，而是讓他們主動參與體驗。孩子的世界是經驗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隨著實踐的深入，農民之子的自然教育在不斷的摸索中逐漸成型，成為了團隊的核心價值。
2008年，農民之子帶著大學生志願者進駐半塔村，以流動兒童安全教育和課業督導作為主要手法開展工作，同時也探索把自然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半塔村的流動兒童服務中來。
2012年秋天，半塔社區開始啟動以食物為主題的自然教育。工作伙伴充分利用社區環境，開設自然學堂，將半塔唯一的郊野小公園當作課堂，陪伴孩子們學習認識不同節氣，觀察氣候變化，挖野草、種大蒜，用最簡單的方式開始自然教育。那一年冬至，工作伙伴邀請了大人小孩到社區過節，一起布置像征黑暗光明交替的場景和美麗的“螺旋花園”，在點亮的燭光前分享一年的收獲。每個人都那麼安靜，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
“那一刻，真是太感動了，我感受到了流動的人們渴望安寧、平靜內心的力量。”工作伙伴春泥分享說。在日常生活裡，自然和生活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情。但那一刻，大家一起分享食物，體驗和大地、自然、社區的關系，真切而動人。自然學堂難以彙集的社區凝聚力，在一次小小的食物分享中獲得了啟發。
是次分享引發工作伙伴重新思考，如何讓社區居民更深入地參與社區生活，建立更緊密的社區聯結。隨著探索的深入，大家發現食物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自然教育和社群參與的媒介。外來流動人群生活在垃圾成堆、嘈雜密集的環境當中，又難以脫身到自然情境中體驗，唯一能夠建立和自然、大地聯結的東西，可能就是食物。流動社區的父母繁忙勞作，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的起居飲食，孩子們只好在街上的流動攤位買一些近乎垃圾食品的食物來充飢。忙於生計的父母即便能抽空做飯，也只能滿足果腹的需求，很難顧及食物的安全與健康。由此看來，在食物上做文章，大有可為。
2014年初，“社區廚房”[6]成為半塔可持續生活探索的一部分，被開發出來為社區居民服務。社區廚房提供空間場地，設置每周末一天是每日一餐的活動時間，邀請小朋友帶一些家裡的簡單食材來參加活動。工作伙伴會給孩子們講解食材的生長特性、食用方式，並提供小額零錢讓孩子們組成廚房小幫手，在每周六上午去半塔趕集，然後回來將食材分類清洗，再分工做飯，最後分享食物，並處理廚余用於堆肥。
在社區廚房裡，孩子們是主角，一起學習挑選食材、分工做飯，甚至一起探討吃什麼不吃什麼。他們是社區廚房的小主人，真正扮演起了“當家人”的角色，在家裡一般很難有機會決定的事情，在社區廚房可以拿一回主意。一個學期下來，社區廚房不僅成為深受社區家長和孩子喜愛的活動，而且還影響到家庭廚房——孩子們經常會回家告訴爸爸媽媽，哪些是健康安全的食物。
另外，社區每月會舉辦一次“美食廚房”，讓有手藝的家長大顯身手，做一道地道的家鄉菜，通過手藝喚起鄉土的記憶——很多孩子們因為美食廚房才知道真正的家鄉味道。大人小孩既品嘗了美食，也實現了食物教育，透過食物建立更緊密的關系。
經過一年多以孩子為主體的社區廚房實踐之後，工作伙伴進一步將社區廚房廣泛地開放給其他社區居民。“半塔是一個綜合性社區，流動兒童的教育和社區發展緊密相關”，負責半塔社區工作的王春華老師分享道。2015年底，社區廚房開始經營性嘗試，分不同時段開放給社區的不同群體，有年輕人的廚房活動，有婦女的美食比拼，也有社區工作中不同學習圈子的聚會。王春華說：“一個廚房，將社區裡生活的人聯系在了一起。原來上飯館一頓幾十塊甚至上百塊，又貴又不健康，現在十幾塊甚至各自帶點家裡的剩菜剩飯就可以來社區廚房聚一聚，不但經濟實惠，還加深了情感交流。”
現在，社區廚房作為半塔社區服務的特色，凝聚了外來工社區居民的關系，也支持了大家減少生活開支，享有公共生活。大家聚在一起不只是吃吃喝喝，社區青年人還會被社區廚房動員起來，參與社區治理的討論，包括流動社區居民要過一種怎麼樣的生活等等。
作為社區實務工作者，王春華扎根社區生活，和流動社群一起生活工作多年，雖然沒有孫恆在工人合作意識上的敏感定義，但深知這些流落在城市裡的外來者，需要聚集聯結的機會，以發展出比獨立個體更有價值的事情。社區廚房暫時還只是起到聚合的功能，未來希望能有更多實踐，讓社區廚房真正帶動社區居住者的生活。
真實的烏托邦：城市縫隙中的可持續實踐
無論是已經具備工人合作社條件的工友之家還是仍在社區摸索互助共生的半塔社區廚房，在筆者看來，二者都是一種另類生活實踐，致力於把流動的社群緊密地聚集起來，探索共同生產、共同生活的可能，在不同發展階段尋找一條朝向更利於基層勞動者民主參與和平等合作的路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社會經濟的探索。
“社會經濟”這一詞條已經被用於許多經濟形式。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經濟就已成為公眾討論替代主流經濟的選項，而加拿大魁北克社會經濟[7]和西班牙蒙德拉貢工人合作社[8]的典範案例，則加深了人們對於社會經濟的認知、理解與興趣。筆者更認同的定義是埃裡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9]在《真實烏托邦》[10] 中的描述，“透過某一種形式的社會權力之運用，而被直接組織及控制的社會經濟。社會權力是根植於公民社會的自願結社，同時也立基在組織人們參與各種集體行動的能力之上的權力。社會經濟原則包含運用社會權力所直接組織的商品及勞務生產及分配。”
在工友之家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社會經歷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基層勞動者在資本霸權的控制下已被解構成一個個孤立無援的個體，分散在社會底層。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合作價值體系已徹底瓦解，而城市生計成本又越來越高。失去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城市流動社群需要一種新的合作方式，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才能重建生活和工作的基礎，創造更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與此同時，對於工友之家這樣的組織，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如今的百人團隊，早期依靠政府和基金會項目資助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發展需要。工友之家從最低成本的文化合作開始，到教育合作和消費合作，再到城鄉互動的經濟合作，經過十四年探索式的發展，為何要走到經濟合作？這既是主觀願望的選擇，也是客觀歷史條件的被動轉型。除了回應現實需要以外，工友之家的合作經濟更注重生產目的的民主、過程的民主和結果的民主，讓生產者和消費者充分參與其中。收益主要用於內部成員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再生產的集體資源積累，在合作中更重視參與、民主、個人及集體責任原則。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11]早在2011年就鼓勵發展社會經濟，她在《為什麼要談社會經濟？新烏托邦從理論到實踐的跨越》[12]一文中指出：“我們認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回歸社會，將市場經濟逐漸向社會經濟轉變。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經濟不是服務於資本積累的，而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系中的一種新型模式。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多元化的、開放性的、非壟斷的，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
在這個意義上說，農民之子的社區探索路徑很有意思：從關注流動兒童教育到探索自然教育，到把自然教育引進社區，發現食物更易於成為社區自然教育的載體，以廚房和食材的方式推動社區參與和互動，進而探索各種廚房的經營，活化社區資源和人群，回應居民的生活需求。
親近自然、食物自主和食品安全看起來是中產階級才有余力關心的話題，農民之子在資源匱乏、生活艱難的半塔社區推動反思消費觀念和食物安全的工作，無疑是在城市縫隙中的一種令人感動的努力。社區廚房工作伙伴春泥分享說：“我們知道食物教育對於社區裡生活的每個人都很重要，不僅為人們帶來身體的健康，更讓人們因此有了生活安定的寄托。當人們內心發生了聯系，就會生長出更大的合作可能。”王春華強調，在社區工作中，重要的是如何透過人們的合作支持來達致社區的改變，需要整個社區的參與和治理，環境才能有松動的空間。她同時認為，要回到人本去理解社群服務工作，在探索社會經濟過程中，更要回到社群、回到自然、回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中去理解經濟的價值。無論農民之子的社區廚房試驗是否能夠在“經濟”上持續，該試驗的意義不只限於降低生活成本，更是讓人們看到一種另類可能：缺少資源的基層人群透過合作也可以創造一種更自然、更健康和更具有社會關懷的生活方式。
社會經濟需要穩定的合作基礎。中國近三億的外來打工群體，最大的挑戰是其流動性，但這也是這個群體的特性。在流動過程中，打工者喪失了原有的社會支持網絡，生計方式和生存處境更加脆弱。對於這些缺乏資源的人而言，必須充分地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孕育出更大的力量。我們致力於推動社會經濟在基層勞動者間發揮的價值和作用，必須重視這種經濟方式建基於社群互助合作的基礎，運用和發展的是集體組織的力量。
這正是擺在從事外來工服務社群組織面前的挑戰。可幸的是他們已經邁出探討社群集體生活的第一步，無論如何，有對“烏托邦的美好計劃”的想像和探索，相信終會長出落地實踐的勇氣和行動，所有的思考、討論以及彙集的智慧都會成為社會改變的重要力量。
- 作者是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聯合創始人，慢食運動倡導者，熱愛紀錄片創作與社區劇場實踐。
- 社區支持農業的概念於20世紀60年代起源於德國、瑞士，並在日本得到最初的發展，英文全稱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指社區的消費者對農場運作作出承諾，讓農場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為該社區的農場，讓農民與消費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擔糧食生產的風險和分享利益。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間商來操縱當地的食品經濟，它可以恢復農民和消費者之間的友好關系。這是一種城鄉社區相互支持、發展本地生產、本地消費模式的小區域公平經濟合作方式。在這種合作的基礎上，CSA一方面看重社區中情感及文化的傳遞，另一方面則往往會推行生態農耕、永續生活、整合的健康理念。現在，CSA已經在各地傳播，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草根組織在實踐CSA的同時，都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經驗。
- 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簡稱工合國際（ICCIC），是國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全國性社會組織和國際性社團組織。1939年，為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爭取海外援助，促進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宋慶齡與國際友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了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建國後工合國際停止活動，後於1987年為配合國家改革開放發展戰略而恢復，注冊登記為全國性社團法人，主要從事促進城鄉合作社發展、促進國內外合作事業、扶貧、婦女培訓、生態環境保護、災後重建等社會公益事業。
- 國際合作社聯盟於1995年通過《關於合作社界定的聲明》，提出合作社的七項原則，包括：原則1：自願與開放的社員資格；原則2：民主的社員控制；原則3：社員經濟參與；原則4：自治與獨立；原則5：教育、培訓與告知；原則6：合作社之間的合作；原則7：關注社區。
- 讓·雅克·盧梭（1712—1778），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民主政論家，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開創者，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懺悔錄》、《植物學通信》等，其中《愛彌爾》體現了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觀念，主張降低書面知識的重要性，建議孩子的情感教育先於理性教育，尤為強調通過個人經驗來學習。該觀念深深影響了現代教育理論。
- 關於“社區廚房”的內容，可參閱第七期《比鄰泥土香》的文章《打工者社區的萌芽之路》與《半塔社區的快樂廚房》。
- 加拿大魁北克省於1996年舉辦了一場“就業與經濟高峰會”，成立了社會經濟專案小組，一方面深化魁北克社會經濟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在魁北克社會經濟中承擔協調職責，進一步深化和促進社會經濟的策略。在制度上推動國家提供社會經濟的補貼，鼓勵社會經濟投資基金的發展，透過組織社群方式來完善治理，組織內部實行民主參與運作，其中重要的案例包括托育和居家照料服務等。
- 現名為蒙德拉貢聯合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團，世界首家勞工合作社，創立於1956年，由120家合作社的聯合體組成，股東多為公司雇員，以合作、參與、社會責任和創新作為基本的理念。
- 埃裡克·歐林·賴特（1947 - ），美國維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新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之一，致力於研究階級關系。在其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中，他基於馬克思的關系論視角認為，階級不能被簡單地定義為某種職業分類，而是一種控制資本、決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會關系。
- 《真實烏托邦》，埃裡克·歐林·賴特著，黃克先譯，林宗弘校訂，台灣群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勞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問題。
- 原文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