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轉化社會是嚴肅艱巨的工作，參與其中的人沒有堅韌的意志和持久的魄力，或會半途喪志離去，因而人的心靈健壯是建立美好社會的基礎。泰國一位資深的NGO工作者，分享她個人內在精神力量的發展，如何有助她參與社會轉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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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 孫國嫄、韓紅梅、李健、曾穎芳
文 / 孫國嫄
編者按
這位被稱爲“姐姐”的前輩來自泰國，卻和中國的NGO青年工作者有著不淺的緣分——過去四年裏，每年來中國與大家做工作坊，一起體驗人的內在精神力量的發展，探討可能的社會轉化。她曾說，“我只是比你們早走幾步……但我有了一些新的學習，有了體驗，我就與大家分享。”讓我們在這篇文章中跟隨這位姐姐的脚步，去瞭解她獨特的成長轉化過程，她對人的轉化和社會的轉化有怎樣的理解和行動，以及她與青年人形成的陪伴關係，又是怎樣在分享的過程中被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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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Kijtiwachakul Dhammanond（昵稱Nit），1990年學士畢業於泰國農業大學社區林業專業。做過幾年助教之後，因爲受到自然農法農夫的鼓舞，她前往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繼續農林學的碩士學習。畢業之後，她在亞太地區社區林業培訓中心（The Center for People and Forests，簡稱RECOFTC）工作了五年，積累了與NGO和草根社區工作的經驗。2000年獲得獎學金在亞洲理工學院攻讀流域綜合發展博士學位。她一直對草根賦權感興趣，堅信邊緣個人和群體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帶來改變並促進可持續發展。如今大多數人都失去了與內在靈性的連接，她卻將靈性的追求視作生活道路的根本。爲此，她願傾注此生的心力，願陪伴人們重溯回歸內心靈性世界的入口，尋找個人轉化與社會改變的關係。目前她擔任“培育心靈和社會轉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Nurturing Mind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簡稱INMiST）總幹事。
作者
孫國嫄，進入發展領域的第一份工作就和青年人工作有關，這緣於我對自我的探索和對社會貧困等議題的關切，做發展工作契合我的價值觀。我相信，個人與社區、乃至自然的互相聯結有賴於文化改變和人的改變。
近兩年在香港嶺南大學進行文化研究博士學習，主要研究青年培力協作者的主體性的形成及其過程的關鍵因素，青年主體是如何與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進行互動和角力；我希望通過這個研究助力青年培力協作者反思並理解自身的成長，以及啓發他們理解青年工作如何協作當代中國青年的主體的發展。業餘時間我和伙伴們正在創立一個爲青年工作者提供協作理念和資源分享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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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初秋的日子，生命如吸入一股清新空氣，身體、精神都爲之蕩滌，耳邊響起鳥兒清脆的叫聲，告訴我自然與我一體，自然在供養著我。這美好的感受和生命的轉化，都和一位來自泰國的老師有關，她的名字叫Kijtiwachakul Dhammanond，我們都稱她爲P’Nit——Nit姐姐的意思。
P’Nit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2011年夏天，灕江江畔，從船上跳下來的頭髮短短、皮膚黝黑、戴著眼鏡的小人兒，非常活潑，問這問那，如果不是隨行的朋友告知，我很難將她和我們要迎接的泰國老師聯繫在一起。之後，她每年都來中國，開展名爲“自我覺察與社會發展”的工作坊，將自我覺察、內在力量培養和社會轉化聯結在一起。2012年秋天，我第一次有機會完整地參加P’Nit協作的工作坊。偶然或必然，那也是我的博士班讀書生涯的開始，沒想到，她所教的自我覺察的方法成爲了我後來度過人生低谷的燭光，讓我不至於陷入無盡黑暗，讓我知道生命苦的真相的同時，踏上尋找喜樂的道路。
P’Nit的成長故事
P’Nit出生於1960年代末一個華裔家庭。九歲之前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經歷深深地影響了她，給小P’Nit心中埋下了種子——熱愛自然、喜歡傳統醫學並且關注社會。
由於小時候沒有和父母一起生活，回到父母身邊後，她覺得自己不屬於那裏，因此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和朋友一起玩，幫老師做事情。小P’Nit酷愛讀書，經常去社區圖書館借各種書看。高中時，因爲她所在的學校離泰國農業大學很近，而這所大學經過學生運動時代的洗禮，思想非常活躍，大學裏有一家獨立書店，專門出版一些進步書籍，成了P’Nit高中時經常光顧的地方。她在那裏買了關於聖人、道、禪、自然農法、愛因斯坦、社會工作等各種書。也是在那時，她讀了《一根稻草的革命》，决定大學讀和農業、林業有關的專業。
P’Nit坦言，她的大學學習不是發生在課堂上，而是發生在她參與的社團和社會活動中，透過與不同人的接觸和互動，透過參與不同的小組討論和閱讀，不斷成長。
大一時參加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鄉村訪問活動，由是她開始理解一些政治理念和70年代的泰國社會。她讀大學時，雖然泰國的學生運動(1)已經過去，但是學生運動的遺産仍然留在大學，比如大學中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人民參與——的討論風氣，各種服務民衆的社團以及與校外NGO 的廣泛聯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大學階段，P’Nit就非常關注社會平等，並且開始思考民衆如何參與社會事務以及實現自己的權利。
大學社團和學生骨幹實際上有不同的路綫——包括鄉村建設、民主、人民民主等——都在試圖尋找社會問題的解决之道。P’Nit參加的社團叫做鄉村大學，在寒暑假期間去鄉村開展社區發展工作，包括農業技術、草本醫藥、給鄉村學生組織營隊服務；在開學時，則給城市裏的建築工的孩子補課。在社團裏，有很多討論，也有不少學長提供支持，因此P’Nit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很多。P’Nit正是在大學裏開始接觸到NGO。那時NGO也非常重視學生，會開放一些空間給學生，比如開辦一些座談會、研討會等。學生在設計、組織活動方面也會主動尋找校外NGO的資源。P’Nit也參加過抗議修建水壩破壞農民生計的騎單車游行等活動。這些社會實踐的經歷，以及在實踐自然農法的農場的短期工作，讓她最終决定繼續農業方面的碩士學習。
碩士畢業之後，P’Nit在鄉村林業、農業等領域內工作，後來繼續完成了博士學位，回到大學教書。到此，P’Nit的個人成長和轉化的故事還未完成。她生命道路上的另外一條主綫開始平行發展。
內在精神力量發展的道路
因爲意識到自己對社會發展的批判和思想上的暴力，P’Nit大學時就開始閱讀佛法。多年後，她意識到那時她只是“知道” 很多佛法，佛法都只是存在於頭腦中而已。
在大學教書之前，P’Nit參加了一個對她一生影響巨大的工作坊——靈性和衝突轉化工作坊。
“參加工作坊後，我才知道原來我是沒有真正理解佛法的，原有的認識崩潰了！光是閱讀是不够的。通過禪修竟然可以解决很多問題！比如我們生氣，我們知道自己生氣， 但還是生氣，我們並不能控制自己，做出一些行動；再如，自己想做社會發展的事情，但不是因爲我想對方好，而是我要一種成就感，沒有覺察，就不能做好想要做好的事情。
在讀博士之前我曾經在一個國際機構工作，我是帶著很多想改變的希望和歡樂去做事情的，那時我生命的全部只有工作、工作。可後來我和我的老闆交惡。我曾經很信賴我的老闆，也期望他能信任我對工作的貢獻，但是他並不認可，於是我辭職了，不得不放下工作。我覺得很失落且憤怒。這種憤怒在我心裏持續了很多年，那種感覺就像失戀。我在這次工作坊中才認識到，這是憤怒的循環，也意識到我當時過分自信，傷害了我的老闆，讓他找不到自己在辦公室的位置。但是當時的情緒和自信，沒有讓我覺察到這一點。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工具，去更多地認識自己。不應該讓憤怒燒毀了我們的生命。我不懼怕身體的苦，但是我擔心那些我們自己帶來的苦。就像我說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的理論。第一支箭是發生了的身體的苦，但是我們因爲這個苦有了很多想像、幻象，生出很多想法，這些想法成爲第二支讓我們很受傷的箭，讓我們覺得苦。從那時起我開始覺察自己的生命，也發現自己原來讀的那些佛法只停留在腦子裏。只有通過禪修，才能活在日常生活裏。而且我意識到憑藉禪修練習，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自我覺察。”
從自己的經歷中，P’Nit親身體會到了自我覺察和培養內在精神力量對個人的重要，之後她在自己的生活裏不斷練習內觀禪修、和平教育和慈悲溝通。但是她卻沒有機會將這些融合在大學工作中。她對系所的課程設置不滿，向學校申請成立一個靜心學習中心，也沒有得到積極回應。博士班的學生只是爲了拿學位來學習，令她看不到希望。2010年6月，她辭去了大學的工作。
在大學教書期間，她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在NGO工作，那段經歷讓她覺得僅僅做外在的培力工作是不够的。她清楚自己的身體經驗：內觀能消解憤怒，獲得一顆平靜的心，但是她供職的NGO並不認同這類精神練習的重要性。
2010年7月，P’Nit參加了國際和平正義婦女伙伴中心（International 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Justice，簡稱IWP(2)）的培訓，自那時起就開始有了清晰的想法，要將精神練習帶入社會轉化，將個人轉化與社會轉化結合在一起。
2011年，P’Nit創立了“培育心靈和社會轉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Nurturing Mind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簡稱INMiST），機構名稱有大寫I和小寫i。小寫i是指自己，是很小很小的行動；大寫I代表機構，表達一種將精神與社會轉化結合在一起的本質。
她之所以强調精神修習、內在力量培養的重要性，是因爲她看到做社會工作的人常常面對複雜的社區和社會局面，深刻地體驗到社會和服務人群的苦難，但是如果工作者自身沒有內在力量，將思考、情緒等混雜在一起，無法真正推進社會的進步。所以她覺得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參加者發現、肯定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質，並且通過正念練習——行禪、動中禪等—— 去增强自我覺知能力，在面對苦難的時候，做出更加清明的行動。正念練習同時也是增加人的內在力量的途徑，當內在之光點亮之時，外在世界的黑暗也只會是暫時的存在。
INMiST開展的主要工作有支持年輕人另類生活探索和組織內在力量培養的課程。也就是在2011年，P’Nit開始與社區伙伴合作，在中國開展“自我覺察與社會發展”工作坊，將佛教心理學的觀點和工具與社會批判理論結合，將行動者/人的自我內在力量的培養，與對社會如何塑造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分析結合，讓參加者意識到人的改變、日常文化和價值觀改變的意義——她認爲這是社會轉化的重要基礎和目標。
自我關愛，與參與者共同體驗和創造
第一次參加P’Nit的自我覺察與社會發展工作坊，我便感受到P’Nit非常不同於一些來自香港、西方國家的培訓師。她一點老師的權威、架子都沒有，就像一位鄰家姐姐，非常有親和力。最近一次工作坊，每天晚上工作結束之後，她都願意指導我們小組工作，或進行小範圍的非正式交流。在工作坊的幾天時間裏，她是“全然地把自己交給我們，毫無保留”。
P’Nit的工作坊非常强調體驗和參加者共同創造知識。她很少會自己先講一個模型或者理論，一般都是讓參加者自己有一些體驗和生活經驗分享之後，再共同繪製一個理論或者模型。對此她背後的哲學是，如果參加者沒有自己的體驗，是不會真正領會那些理論、分析框架和工具的。
工作坊强調讓參加者减少頭腦的思考，學會用心感受、用身體去覺知。每天清晨都是以瑜伽或者太極開始，工作坊中也設計了正念練習。參加者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從日常快速、疲憊的工作中抽身出來，面對自己的身體、情緒和妄想，學習安在當下，而且透過不斷練習，將正念的杆子往地裏越打越深，牽住那如野馬般飛奔的思想。這些對於很多參加者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也是走出舒適區的過程。因爲對於從現代教育體制中成長起來並且在現代邏輯中生活的青年人來說，我們常常是過於用腦，去思考、去分析、去預計，所以出現了如P’Nit所說的不平衡——我們失去了用心去感受的能力，失去了感知、覺察身體的能力。而她的工作坊正是試圖讓我們減少用腦，多體驗，去覺察感受和身體。
P’Nit非常强調堅持日常禪修練習的重要性。在工作坊期間，每天晚上也有晚課練習，大家一起行禪、動中禪，最後半小時一起做慈心禪。在P’Nit的帶領下，大家通過正念練習去培育內心慈悲和愛的種子，將慈悲和愛帶給我們愛的人、受苦的人以及那些我們憎恨的人，透過修習去轉化自己和這個世界的苦楚。
在泰國，邀請P’Nit做培訓的機構包括社區組織，參加者既有基層社區的居民，也有NGO中的項目工作人員，從基層勞工到中産階層都有。培訓參加者透過這些工作坊，回到自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比如曾經參加過培訓的漁民社區的女性、城市貧困婦女反饋說，她們獲得了更多的自信。過去她們會帶著恐懼去抗爭，現在則是帶著愛與慈悲，運用內在的力量去抗爭。她們意識到自己是誰，自己的特質，自己作爲女性有什麽樣的能力和權力。她們意識到需要回到自己去看到力量的源泉，要照顧好自己，照顧自己與照顧別人一樣重要。P’Nit和大家一起刮痧、做瑜伽、拔火罐、按摩，通過這些傳統整合醫學和身體護理方法讓大家回到自己的身體，從關愛身體開始，漸漸培養內在力量。
P’Nit對自我成長、自我關愛格外强調：如果你不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沒有成長，你也無法支持其他青年人的成長，無法支持社區的變化。在她看來，自我成長和推動社會進步是一體的。只有深入地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成長及其與大的社會理想圖景的結合，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
參加過工作坊的NGO工作人員反饋，從培訓中看到自己身上內化的價值觀，也看到自己在面對邊緣女性時的歧視。雖然工作中，他們常常討論很多外在的不公平，但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身上也內化了這些自己不喜歡的價值觀。培訓使他們意識到需要不斷回到自己，覺察自己，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長上，這樣才有可能做好社會改變之事。
在與參與者的共同學習中，通過體驗和創造，P’Nit與參與者們一起探索將個人精神發展與社會發展相融合的道路。
導師般的陪伴
P’Nit在大學教書時就發現很多年輕人想返鄉，但是得不到父母的支持。P’Nit覺得這是很讓人傷心的事情，“人們有土地，但是不願意孩子回去，青年人返鄉很難立足，做健康農業更被認爲是瘋子，人們對農業的理解就是爲了掙錢，而不是可持續生活”。她和機構都願意支持青年人返鄉或者從事農業，因此P’Nit籌款成立了青年基金，提供資金給希望返鄉的青年，支持他們回到土地的夢想。這個基金還有個很特別的要求：參加者必須做正念練習，P’Nit會將他們送到寺廟參加多次的十日禪修。
P’Nit陪伴這些年輕人成長，有求必應，雖然她也反思，對他們的支持有些過多了。年輕人的成長真的需要漫長的過程——有時候她也感到有些沮喪，但是她依然持續支持這些年輕人。比如有一個青年在村子裏做另類學校，邀請P’Nit去給孩子的媽媽做培訓，她欣然應邀前往。另外，她也支持了一位老撾的女青年做本土健康的工作。過去三年裏，P’Nit還將青年人送去學華德福教育，支持他們學習靈性教育。
“我希望通過培訓讓大家相信，透過自己的內在力量和集體力量能够促進社會改變，我希望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在每人每日的生活中踐行。給他們一些工具，讓他們更加獨立，既是個人的獨立，也是社區的獨立。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選擇，必須將孩子送到學校，去醫院看病，將産品賣給市場。我想讓他們看到自己有很多選擇。正如整全的醫學可以比醫院更好地照料人們，事實上現在有很多比主流學校更好的教育，主流學校反而會將孩子毀掉。總的來說，我希望通過培養人的內在力量讓他們看到他們有很多選擇，可以創造一個另類的社會。”
P’Nit在過去四年通過和中國的NGO青年工作者相處，對我們也有一些觀察。P’Nit感覺到中國青年伙伴對學習有著非常强的渴求，因此非常積極主動。而且她看到參加培訓的青年伙伴很坦率，有什麽想法都直接表達出來，她能感受到我們是真正地在尋找和學習，而且她看到我們是在尋找我們的“根”，尋找我們自己。
但她也留意到中國的青年一代面臨的一些限制：她認爲獨生子女政策可能讓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在與人相處方面不太靈活和有彈性，有時候不知道如何妥協。另外，她認爲我們這些青年人和泰國的青年人相比，可能身邊的前輩更少。與其說青年人需要偶像或者模範，不如說青年人的成長需要有導師在路上的陪伴和適時的指引。在泰國，社會發展作爲一個領域的歷史較長，因此，40多歲、50多歲、60多歲的前輩都很多。泰國NGO領域的兄弟姐妹情誼也較深，一些學術界的知識分子也和NGO關係緊密，所以泰國的年輕人在這樣的社區裏，可以更容易吸取到養分。
相比之下，中國青年人所處的成長環境更有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她覺得更要建立一個“僧團”——猶如一個互相支持的、由人組成的“社區”。大家在自己的“社區”裏，多做一些動手的工作，多和自然在一起，而且不要覺得自己和“主流”不一樣。P’Nit分享她的經驗，她常常和自己工作領域以外的朋友或者社區居民交流，不讓自己顯得和別人不一樣，而是嘗試去聽每個人的想法、理解他們的生活、在每個人身上看到美。當我們有一個美好、放鬆的心靈時，我們看待事情的角度也會不一樣，我們也更能和對方分擔苦難。
從某種意義上講，P’Nit每年來一次中國，稱得上是位遙遠的老師，而所有參加過她的工作坊受她影響的青年伙伴，或許可以具備組成一個“僧團”的基礎。就像我的同伴所表達的那樣，P’Nit像身邊懂我們的導師和伙伴，在適當的時候擦亮一根小火柴：這裏可能有路，或者，有光和溫暖。於是大家再摸索著，在未知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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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泰國大規模學生運動發生在1970年代，1976年衝突達到極致，有些學生領袖進入了叢林，有一些决定留在社會中進行社會改造。後來一部分學生運動分子開始在泰國組建社會團體，去鄉村開展發展工作；同時出版一些和永續農業、和平、進步佛教（又稱入世佛教，推動社會公平的佛教）有關的書籍。P’Nit的成長就是在這樣逐漸開放的社會脉絡下發生的。
2. IWP是位於泰國清邁附近鄉村的一個將入世佛教與性別平等、社會發展結合的培訓團體，創立於2002年。關於IWP的介紹文字，請參見《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社會行動者》和《喚醒身體力量，點亮靈性心光》，載於《比鄰泥土香》第六期，2014年。
原載：《比鄰泥土香》
http://www.pcd.org.h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7a_0.pdf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