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與山都不會同意

——  深度生態學之經驗、追問與承擔^[1]

文  ▏ 史蒂芬·哈丁（Stephan Harding）^[2]
譯  ▏ 張彩雲、梁笑媚
插畫  ▏ 全海燕

　　1960年代，讀過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3]的《寂靜的春天》之後，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4]深受觸動，隨之將其卓越的哲學才識應用於理解生態危機及其解決方案。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奈斯熱愛智慧，也熱愛大山。他的生命經驗已深深印刻在其生態觀上。

　　“生態”（Ecology）一詞源於科學，指生物之間及其與周遭環境的互動方式。在奈斯看來，僅僅關注事實與邏輯的生態科學並不能回答以下的倫理問題：面對生態科學所講的事實，我們該如何生存呢？由是，他認為我們需要生態智慧，他將之稱為“生態哲學”（Ecosophy）——關於我們如何在這世界存在、思考與行動的不斷演變的個體哲學，其中反映了我們與自然關系的個體經驗。在我看來，深度生態學旨在通過聚焦“深度”的三個相互關聯的面向發展奈斯所講的生態哲學，包括：深度經驗（Deep Experience），深度追問（Deep Questioning）與深度承擔（Deep Commitment）。

　　深度經驗往往是啟發一個人走上深度生態道路的導引。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5]在他自己所寫的《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6]中，就提供了一個很震撼的例子。一次深度經驗完全改變了他作為野生動物管理人員與生態學家的工作方向。1920年代他參與了一個旨在消滅美國境內所有野狼的科學研究計劃。計劃的依據是：野狼與獵鹿的獵人競爭，只要野狼減少，獵人就可以獵獲更多的鹿。作為那個時代的野生動物管理者，利奧波德毫不懷疑地堅守一種信念——人類比自然中的其他萬物高貴，只要是為了改善人類福祉，以任何方式利用和操縱自然，在道德上都是正當的。  

　　一天早上，利奧波德與幾位朋友在新墨西哥州的山裡行走。他們遇見了一群野狼，於是拿起獵槍向野狼開槍。最後一頭老狼倒下了。利奧波德得意洋洋地走上前，想要親眼看著老狼死去。然而，他看到的是一束綠色烈焰在野狼的眼中熄滅，對此，他寫道，“在那雙眼睛裡我看到了某種新的東西，只有牠與山才知道的東西。以前我以為野狼減少意味鹿增加，沒有野狼的世界是獵人的天堂。但自從看到那束綠焰熄滅後，我意識到野狼與山都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這就是讓利奧波德心靈受到震撼的深度經驗。

　　或許我們可以理解利奧波德所說的，野狼並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但一座紋絲不動沒有生命的山怎麼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某件事情呢？利奧波德這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顯然，他是用“山”作為事件在其中發生的荒野生態系統的隱喻。那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一個在其中有鹿、野狼和其他動物，還有雲、泥土、溪流等有生命和有意義的存在。利奧波德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與這廣闊的生態實存融為一體。他感到它具有讓人知悉其偉大壯麗的力量和覺知。他感覺到它有自己的生命，以及自遠古延續至今的故事。他經驗中的生態系統是一個偉大的存在，自有其尊嚴與價值。這是意識極大地擴張且充滿喜悅與能量的一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靈性或宗教經驗。將自然視為一部冰冷的機器，目的是供人類利用的態度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對活著的自然的浩瀚存在，即我們現在稱之為“蓋婭”（Gaia）^[7]的明晰確認。在我看來，利奧波德是“被蓋婭”了。

　　此後，利奧波德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待世界，並發展了他的土地倫理觀。他在其中論述到：人類並不是更高級的、有權管理或控制自然界其他眾生的一個物種，而只是“生物社群中的普通成員”。他同時寫下了其著名的格言：“凡是有助於維護生物社群完整、穩定與美好的事都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

　　深度經驗的一個關鍵面向是覺知到自然中不同事物互相關聯構成的各種網絡。我們直覺知道，世上沒有孤立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一個浩瀚關系網絡的節點。我們對正在感知的事物產生強烈的廣闊認同，包括同理心的提升以及對非人類生命的更大的關懷。我們意識到人類的身心安寧與自然的福祉息息相關，並因此油然生起一種保護非人類生命的意願。責任感與強制變得沒有必要。我們清楚知道，從微生物到多細胞生命，再到生態系統，水系，乃至作為一個整體的地球（蓋婭），它們的變化是顯露其各自天賦潛能的過程，而奈斯將這些過程稱之為“自我實現”。對我們人類而言，自我實現包括建立廣闊的認同，讓自我的意義不再局限於作為個體的我，而相反包含更大以至再大的整全。奈斯將這種對自我的覺知的擴大稱為“生態本我” （Ecological Self）。既然眾生通過各自的方式自我實現，我們就會意識到一切皆有內在價值，不論它們對於人類而言是否有任何經濟上或其他功利上的價值。我們人類所追求的自我實現與其他眾生所追求的自我實現並無二致。原則上人類與非人類的生命根本而言是平等的。這樣的生態中心主義觀點與主流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只承認人類的內在價值，自然的價值只限於她對我們這個物種是否有用。利奧波德的深度經驗是一次自發的和意料之外的經驗，但我們可以有意識地鼓勵和培育讓深度經驗出現和蓬勃生長的土壤。在舒馬赫學院整全科學碩士課程裡，我們通過深入探討亨利·波托夫特（Henri Bortfot）^[8]的現像學研究，並結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9]以感官/直覺觀察自然的方法，實現上述的目標。

　　我們鼓勵同學利用（由深度經驗所引發的）他們對智慧宇宙的歸屬感，深度追問其根本信念，並將這些信念轉化為個體的決擇、生活方式及行動。強調行動是重要的，因為有行動，深度生態學才不只是一門哲學，而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運動。通過在學院附近的樹林與田野中進行的深度追問，同學們互相幫助，各自醒覺到自身的個體生態哲學，而這正指引著他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

　　在對社會作出深度追問時，我們會從生態角度理解社會的一些基本假設。我們會看到生態危機以及相關的和平與社會公義危機的集體心理根源。深入追溯西方歷史有助於我們發現貽害無窮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根源，而我們的科學、哲學與經濟均體現了人類中心主義。我們必須理解當今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趨勢正如何摧毀人類文化與自然。對於我們文化的基本假設的深度追問與主流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往往會為了維持現狀，采取一系列“綠化”商業和工業的舉措，包括污染防治以及因為其藥用的經濟價值或有助調節氣候的作用而對生物多樣性進行保護等。雖然深度生態學支持者常常別無選擇，與主流合作時只能策略性地采取改良的做法，但他們始終持續不斷地對社會作出深度追問。這可能無形地影響著他們在工作中交往的各方人士。

　　最後我們談談深度經驗與深度追問結合後帶來的結果：深度承擔。當一個人在他的生態哲學旅程上走了一段路以後，他的行動是建立在整個人格之上的，因此他會有巨大的能量與承擔精神。這樣的行動是和平和民主的，而目的是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發現生態本我會帶來喜悅，而喜悅帶來的是對世界的具有承擔精神的實際投入。這種投入帶來更廣闊的認同和更大的承擔精神，並讓人“進一步關懷所有人，以及加深對非人類物種的關懷”。從舒馬赫學院整全科學碩士課程畢業的同學們正在世界各地從事令人驚嘆的重要事業，包括：管理緬甸最大的保護自然和原住民的非政府組織；組織2015年巴黎氣候峰會；領導哥倫比亞的綠色和平；在南非建設野生動物走廊；為環保商業與企業家提供咨詢服務；擔任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設計學院院長。這名單很長很長。迄今為止，舒馬赫學院有150位整全科學碩士畢業生，通過他們，生態哲學成為充滿活力的行動，令真正的生態生活方式的種子得以撒播在世界各個角落。

1. 本文內容源自舒馬赫學院整全科學碩士課程之簡介，經作者許可翻譯為中文並編輯刊出，關於該課程的更多信息，詳見：https://www.schumachercollege.org.uk/deep-ecology-in-the-holistic-scien…。
2. 作者是舒馬赫學院的駐留生態學家和整全科學課程負責人。90年代與阿恩·奈斯一起在學院教授深度生態學。2007年與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一同出任奧斯陸大學“全球公義與環境之阿恩·奈斯首席教授”（Arne Naess Chair in Global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著有Animate Earth: Science, Intuition and Gaia一書，也是舒馬赫學院出版的Grow Small, Think Beautiful: Idea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一書的編輯。
3. 蕾切爾·卡遜（1907-1964），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其作品《寂靜的春天》1962年問世，第一次闡述了DDT的危害，以扎實的數據和資料，嚴肅地指出人類不加選擇地濫用農藥、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合成制劑，將會危害鳥類和其他野生生物的生存。該書第一次向人類提出警示，化學合成制劑通過污染食品、空氣和水，直接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生存。有評論認為，該書是二十世紀最早最有說服力的呼吁保護生態平衡、拯救地球的開山之作，引發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環境保護事業。
4. 阿恩·奈斯（1912-2009），挪威哲學家，深度生態學的創始人。他以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為深度生態學的重要發展基礎，並融合甘地的非暴力抗爭與生態學觀點，建立環境運動的“直接行動”准則。
5. 奧爾多·利奧波德（1887-1948），美國生態學家和環境保護主義者，被稱為“美國新環境理論的創始者”。其自然隨筆和哲學論文集《沙鄉年鑒》，是他對於自然、土地和人類與土地的關系與命運的觀察與思考的結晶，被譽為“土地倫理學的開山之作”。他倡導一種開放的“土地倫理”，呼吁人們以謙恭和善良的姿態對待土地。他試圖尋求一種能夠樹立人們對土地的責任感的方式，同時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影響到政府對待土地和野生動物的態度和管理方式。
6. 《沙鄉年鑒》，又譯作《沙郡年記》、《沙鄉的沉思》，是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自然隨筆和哲學論文集。書中記錄了他在沙鄉進行生態恢復實踐的所見所聞，及在美國大陸各個荒野地帶的游歷經歷。
7. 蓋婭是希腊神話中的大地女神，又稱地母。1972年英國獨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首次提出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認為地球就像一個超級有機體，生物演化與環境變化是耦合的過程，生物通過反饋對氣候和環境進行調控，造就適合自身生存的環境。在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之下，能使得地球適合生命持續地生存與發展。後來經過洛夫洛克和美國生物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共同推進，蓋婭假說逐漸受到西方科學界的重視，並對人們的地球觀產生重大影響，也成為西方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理論基礎。
8. 亨利·波托夫特（1938-2012）是英國獨立學者、教師與作家，致力於物理與科學哲學的探討。波托夫特曾根據舒馬赫學院整全科學課程的框架在學院中教授物理和科學哲學，也曾在英國和美國主持眾多關於歌德的科學著作及現代科學發展的研討會，著有The Wholeness of Nature、Taking Appearance Seriously: The Dynamic Way of Seeing in Goethe and European Thought等書。
9.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1749-1832），德國著名的思想家、小說家、劇作家、詩人、自然科學家、博物學家、畫家，是德國乃至歐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歌德的作品在詩歌、戲劇、散文、自然科學、博物學等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浮士德》、劇本《葛茲·馮·伯裡欣根》和中篇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