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Sunisa Jamwiset Deiters (Om) 翻譯 | 吳宜玥 編校 | 繆 睫
引言：社區伙伴以建構“生態中心主義”的組織哲學作爲工作的指引，其核心觀點是：自然是一個有機體，生活其中的所有生物彼此依存。在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所創立的生態環境哲學“深度生態學”中，這樣的觀念得到了完整的呈現，而以深度生態學爲指引的各式學習體驗活動也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來自泰國的協作者Sunisa Jamwiset Deiters（Om）以深度生態學爲核心，設計了重新建立人與自然聯結的工作坊。從2017年起，社區伙伴每年都有支持夥伴參與Om協作的深度生態學工作坊，或是邀請Om到中國開展工作坊，參與過此學習的夥伴普遍反饋，通過工作坊的學習體會到內在與自然之間的深層連接，啓發了他們另一個維度的生態觀。受疫情影響，最近一年多我們都無法邀請Om到來，感謝Om以文字的方式分享她探尋的歷程和對中國夥伴的寄望，希望在生命的對照中，我們也能收穫到力量和啓發。
回顧個人的轉變之旅，我看到自己的關注點在個體轉化和社會改變之間來來回回。直到最近，我開始看到兩者逐漸合而爲一。
在10-18歲的階段，我特別關注社會改變。大概10歲的時候，就對社會産生興趣。當時觀察到我的村子所發生的變化，生起許多的問題與質疑，爲什麽需要這樣的改變呢？當時我住在偏遠地區的一個小村子裏，離周圍的村莊有點兒遠，而通往村子的道路也不是很好，所以算是有點與世隔絕。作爲一個孩子，我對外面的世界沒有多少瞭解，只知道每天做的事，一切對我來說都恰到好處，幷不會覺得匱乏或者需要什麽改變。但是有一天，村子開始發生變化，一種叫做“發展”的東西降臨到我們的村子。在此之前，村裏中心有一條路，天冷的時候，我們會在晚上和老人家一起練習舞蹈，或和大家一起玩耍，不久這條路變成了水泥路，進而電、電視、機器等也接踵而至。
還是個小女孩的我一直在質疑爲什麽需要發生這些變化。我沒有聽到任何人抱怨過去的生活方式，那麽到底是誰决定要做出改變，如何改變？以及爲什麽要改變？
于是我的興趣逐漸轉向社會改變。腦海中存疑的問題引領我進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學習“社區發展”。在我的印象裏，政治家會决定如何、爲何要改變我們的社區以及我們的社會，因爲他們在競選中就是這麽說的。基于這種印象，我决定在大學攻讀“社區發展”，想著畢業後就能够成爲本地省議員的合適候選人，成爲一名政治家。我想成爲那個能够决定我們社區和社會要改變什麽、如何改變及爲什麽要改變的人。
然而，大學老師教我認識到，很多社會改變受制于多種其他因素，包括企業、國際機構和多政府組織。瞭解到這一點時，我深感絕望，覺得自己渺小且毫無價值，什麽都不是。即使我不懈努力成爲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也只能在大人物、大機構的大型游戲中扮演一個小配角。意識到這一點，我對社會改變的興趣消失殆盡，進而轉向個體轉化。當我瞭解了社會結構和世界上少數有權勢的人和機構是如何設計變化和發展的時候，我感到無助、失望、無力和沮喪。感謝所有這些絕望的感受，它迫使我質疑我的生命和我的存在。
“如果我不成爲地球的一部分，那我爲什麽會在這裏? ”
我采取冒險的方式去探索“邊緣” ，心想如果我處在生死邊緣，我也許能領悟到生命的意義。然而，一些“瀕臨邊緣”的經歷幷未向我展示生命的意義，但却向我展現了生命的奧秘。我離邊緣越近，邊緣移動得越遠，生命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事情超越了已知的範疇，未知浩瀚無邊。于是，生命不再毫無意義，原來有那麽多的東西等待探索。這些經歷讓我生起對生命的希望和信任。我們人類在地球上的存在一定有某種美妙與優雅，它就隱藏在生命的奧秘之中。我對我的洞見深信不疑，于是我開始向內探尋。
不過，我相信自己要向那些從事社會改變的人學習，因爲正是他們已經意識到了一些問題。這必須是一種深刻的意識，才使得他們投身于社會改變，致力于成爲改變社會的行動者。所以，我决定去各地拜訪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幷成爲志願者。
第一站是泰國共識社區旺塞尼特學校（Wongsanit Ashram） 。那是2004年，我到那裏後這樣介紹自己：“我是一個旅行者。我來這裏是爲了學習，我可以做任何你們想讓我做的事情” ，他們似乎幷不感到驚訝，只是告訴我住在哪裏、要做什麽。
我在旺塞尼特學校的八年不僅僅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像生命中的一座山。在學校的最初幾年，我深度聚焦在個人成長上。在這裏，我第一次學會了靜思冥想。我第一次坐下來冥想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度安寧。特別是在那段時間裏，我的腦子裏充滿了困惑、疑惑和絕望。除了安寧，它還讓我更加强烈地洞悉到生命如此神秘，而我只經歷了其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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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冥想，我還通過許多工作與活動來學習。我永遠感念我的老師 Pracha Hutanuwatra與Jane Rasbash，他們既是我的恩師，亦是我的摯友。我覺得非常安寧，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盡情自由地去學習和探索生命。然而，在我非常關注個人成長的最初幾年，我也從事社會改變的工作。但我拒絕稱自己爲行動者。因爲我做這些工作是出于對社區的信念，我只是在以德報德；還因爲我相信佛教教義的八正道，其中的正命指我們需要正確的生活。所以我致力于社會改變，因爲這是我個人成長的一部分。我優先認同個人成長。
後來，當我開始深入研究深度生態學的哲理幷結合起來深化自己的體驗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個體轉變和社會改變實爲一體。深度生態學，特別是史蒂芬·哈丁（Stephan Harding）描述的三個要素——深度質疑、深度體驗和深度承諾——構成的深度生態學，讓我理解了自己年幼時的諸多質疑以及那些疑問如何引導我踏上尋找自我深層意義的旅程，這成爲了我承諾捍衛生命的核心。在深度生態學的學習之路上，我開始看到個人成長和社會改變不是兩個獨立的部分，它們是一體的。
個體小我和大我之間的一體感是一種力量。我所體驗和理解的這種一體感，幷不是我失去作爲個體的小我而與萬物合一。相反，我甚至感到更扎根于自我的獨特性，因爲我看到在更大的整體中盡己所能是多麽重要。當我體驗到這種一體感時，我爲我的存在而驕傲，我覺得我真的屬這裏。我是被需要的，我注定要在這個地球上。我在這裏，與生命同在，無論發生什麽，我都會捍衛生命，因爲我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爲社會改變而行動的力量。
意識到我是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更大的整體意味著萬物相連時，我知道我必須與他人合作。我必須思想開明，心胸寬廣。我非常感激和欣賞他人的付出，我也貢獻我最好的部分，且不羞于在需要的時候尋求支持，這就是整體運作的方式。
蓋婭學校的建立
當我覺得自己扎根于深度生態學，認識到這就是我和我的志向所在時，我就準備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活出這種志向。我和我的伴侶 Tom Deiters 志趣相投，我們在2014年建立了蓋婭學校，利用生態村設計指南和朴門永續設計來整全地設計學校，希望創造一種基于深度生態學哲理的文化。蓋婭學校是一個學習中心，我們提供教育，幫助人們找到與地球更深層的連結，幫助人們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的角色是什麽。這些問題將激勵我們致力于成爲地球自我療愈或自我再生過程的一部分。我們的教育包括頭-心-手的學習、社區生活與文化。
我們相信教育在社會改變中起著重要作用。因爲改變發生在意識覺醒之後，其他方面的改變比如社會結構也是一樣。我們需要一個整全的方法來教育或轉化意識，才能將世界變成一個更公正有愛的世界。作爲爲這種轉變所設計的教育項目的一部分，我們相信文化在社區或社會中是一種强有力的教育浸潤。個體通過他們所處社會或社區的實踐、傳統或文化接受教育。孩童如果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即使學校不教，他們也自然會學習他們社區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世界觀與社區實踐。
蓋婭學校試圖創建一種根植于深度生態學世界觀的文化。我們相信來到蓋婭學校的人將會學習我們的生活方式，就像在這裏長大的孩子們一樣。文化是不能從表層創造的，它體現在我們精神的深處。能加深我們與地球連結的實踐是蓋婭學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深度生態學運動在中國的潜力之我見
我曾有機會在中國及其他國家爲中國的群體協作深度生態學工作坊。老實說，我一直很喜歡和他們一起共事。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們總是熱衷于深入研究哲理幷積極體驗。有時我認爲深度生態學在體驗層面更受歡迎，而他們對其哲理也非常感興趣。我認爲那些想用深度生態學作爲行動動力的行動者們需要深入哲理，而不止步于那些給我們帶來美好感受的體驗。然而，我同樣觀察到人們也需要更多的體驗，他們帶著許多情緒和痛苦來到工作坊，準備接受適當的引導來處理他們的情緒。當體驗式學習和哲理學習結合在一起時，我們的精神層面就能够更加深化。這會激發我們引領這場運動的力量。看到中國的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和年輕一代對深度生態學越來越感興趣，幷且熱衷于哲理學習和體驗式學習，再加上中國文化根源與深度生態學世界觀的精髓不謀而合，我對中國的深度生態學運動抱有希望，尤其是重新連結和振興一種基于整全、互連的世界觀的文化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