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1年5月，適逢社區伙伴成立20周年之際，我們以“工作理念”為主題製作完成《社區伙伴年報2019-2020》，與伙伴分享“培育社區協作者”、“協作文化反思”、“建立內在力量”、“搭建網絡”四個工作理念在具體工作中的實踐，旨在探尋如何超越項目框架的工作理念和手法，去思考“什麼是社會改變”、“改變是怎樣發生的”、“應該如何採取行動”等問題，以此紀念一起走過的20年。以下內容摘自其中的綜述部分，與伙伴共饗——
社區伙伴於2001年5月正式成立，面對當時以經濟增長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貧富及城鄉差距擴大、城市化發展的極化、農村脆弱性加深、生態環境惡化等現狀，成立之初的社區伙伴基於對全球化、現代化、城市化等趨勢帶來生態及社會的不可持續性的反思，立意要探尋不同於主流發展的另一條道路。
長遠的目標和方向既定，我們便開始思考，究竟我們的工作希望帶來怎樣的改變？具體會呈現出一些什麼樣的圖景？在機構最初規劃策略時，我們就工作目的與內涵進行了提煉，比如：鼓勵個人及社區的自我價值肯定，加深對社區和環境的認同感；鼓勵人們反思自身處境，更好地發揮潛質，以實現有尊嚴的生活，珍視合作精神，尊重自然；協作以社區為本的行動，由當地居民集體策劃，自力自主；促進本土文化和知識的傳承與創新；通過尋找並培育協作者，推動社區裡的變革；可持續的將來是建立在對所有生物的熱愛，以及對我們與環境互為依存的認同上，人們需要長養出自覺承擔的勇氣。
作為一個帶著另類發展視角的新機構，社區伙伴讓同事有機會和空間去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其中較為核心的是對傳統項目發展框架的反思。當我們重新思考社會改變的特性與本質時，會發現社會改變實為複雜、不可控和具轉化性的，如果發展工作以線性思維來設計，例如把多元素問題簡化成單元素問題，認為單一因素即可導致某一結果等，勢必與真實的社會改變相違背。同時，“發展”應該理解為“社會改變”，而不是狹義的指由外來機構推動的“項目”，改變是更為根本和長遠的，不能以有限的項目週期而論。項目思維導向的工作方法不僅難以完全回應社會的互動過程，還會限制了我們對社會改變的理解和關注。因此，我們必須要探尋超越項目框架的工作理念和手法，而思考“什麼是社會改變”、“改變是怎樣發生”、“應該如何採取行動”等問題，就變得尤為重要。
這階段的社區伙伴就帶著對“改變是如何發生”的追問，開始在實踐中探索。
培育社區協作者
在機構的第一個策略規劃（2002-2005年）裡，培育社區協作者作為基本項目手法便確定下來，並在之後各個策略規劃裡不斷深化。培育社區協作者的前提是相信個人和群體是改變的主體，我們把這些行動者視為協作者。社區伙伴一開始便用“協作者”這個詞，而不突顯領袖，是因為我們相信個人和社區的能動性，個體與集體、群體之間應該是相互滋養的關係。協作者不僅是個人，也包括社區組織、公民團體等以群體面貌呈現的團體，他們有的來自社區和社群內部，也有來自外部。社會改變的關鍵是人的改變，社區協作者能為草根社區和社群能力的培養做出貢獻，讓人們透過集體的力量帶來改變，而協作者本身的成長也必須受到重視，獲得支持。
協作者的培養貫穿社區伙伴的所有工作，我們看重人的培育甚於事的推動。從最初開始，社區伙伴就沒有把協作者能力提升只聚焦於項目管理技巧和知識，而是包含了覺醒和批判主流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問題，進而讓協作者能夠協助社區分析自身處境，通過行動為社區帶來正面的改變。隨著機構逐漸深化對人的成長和改變的理解，我們也不斷為協作者的培養注入新的元素，比如強調內在力量和身體力行。
協作者的能力建設沒有定式，需要因應不同群體的需要，考慮不同的成長階段，配合不同的場景，可能的方式包括：培訓、對話、長期陪伴、實踐、經驗交流、經驗梳理……我們支援社區協作者懷著更廣闊的文化、社會和生態視角，尋找本地適宜的方法，去應對他們所關心的事情。
協作文化反思
在社區伙伴第一個策略規劃期間，不同策略領域的一些項目已包含了文化的內涵，例如有關農村生計與傳統知識的項目，或是在城市裡推行社區支持農業。雖然這些項目還沒有明確突出文化反思的目的，亦沒有把文化作為項目的核心組成部分，但相關的實踐讓機構越來越意識到文化對於改變的重要力量。到第二個策略規劃（2005-2008年），文化反思作為機構的項目策略之一便正式提出，旨在恢復文化根基和價值觀。隨後，文化反思逐漸融入所有工作，並成為項目基本手法。
從廣義來說，文化差不多包含生活的每個面向。目前人類社會面對的生態與社會危機，背後有著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深層原因，導致人與自然和社會各種關係失衡。我們若要改變現有的社會文化，恢復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那價值觀和態度的改變是先決條件。因此社會改變應該是轉化性的，指向新文化的構建，目的是重建滋養生命的各種關係。文化反思可以理解為一種方法，一個過程，這個方法要求批判的視角，對問題的覺醒，然後以創造力和行動來回應，它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創造具有更多可能的未來，是一個有力量感的過程。
過往的工作讓我們有機會接觸不同民族的社區文化傳統，這些經歷豐富了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文化——風俗習慣、知識、價值系統與信仰，往往反映了一個社區內的人如何看待身處的環境及如何與其共處，同時也規範了社區內的人際關係，主導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和想像。文化是動態而非一成不變的，在發展領域裡談文化，並不是要保留文化的形本身，而是要理解一個文化背後的價值觀。如果我們能夠激勵社區和社群重新發現自身的文化，理解深藏在文化裡的核心價值，從而以這些價值為支撐，在發展路向上作有原則的選擇，那就是文化反思。也因此，文化反思在城市裡同樣有著巨大的實踐空間，例如對主流發展模式、城鄉關係、消費與物質主義、人與自然關係、社區關係等向度的反思。
建立內在力量
社區伙伴不斷尋找自己在參與社會改變過程中的角色和工作方法。經過不斷的實踐，與社區和伙伴共學，以及從海外網絡汲取養分，我們逐漸意識到，當工作的重點落在人的改變上時，改變則需要從心出發，建立內心的平靜、慈悲和力量。社區伙伴經過一系列的學習和實踐，在2010-2015年的策略規劃裡，提出“從心出發”的理念，我們理解的“從心出發”，是一個內在轉化的過程，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獲得內心力量的管道是因人而異的，比如有些人覺得處於自然中很有效，有些人則覺得和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根源或個人成長歷程重新建立聯結更具啟發。重點是需要我們在慣性的頭腦層面的學習之外，發展用心去體會、感知的能力，當我們回到內在、對自我有更多的覺察、認識和接納時，改變就會發生。
2013年，機構展開針對長遠發展的討論，“從心出發”的理念得到一致確認，並轉化成“內在力量”的表述：“幫助社區協作者建立內在的力量是我們一個主要的項目手法。”在社區伙伴的理解裡，內在力量的核心源自內心與大自然的聯結，它能使個人和社區推動改變的動力得以持續，並以一種滋養而非消耗的狀態，努力不懈地實踐可持續生活。
過去這些年，我們在工作中更加注重關注人的內在，也嘗試發展多樣的學習內涵及方式，例如將土地倫理或深度生態學發展為體驗式的學習，讓參與者體會到與自然一體的感覺，確認自己在生態及社會中的位置，並激發出行動的力量。
搭建網絡
在社區伙伴的工作裡，推動網絡是常用的手法，因為在探索可持續生活的道路上，行動者常會感到孤立無援，迫切需要與他人連接，相互看見和支持。而由個人轉化要達至社會改變，勢必需要更多的連接以及共同行動。網絡有不同的層次，如主題式的、本地的、區域性的、國家層面的、國際範圍的。不同網絡裡參與的人群也非常多樣，如生活實踐者、草根社群、社區組織、協作者、民間組織、政府部門、有專業背景或特長的機構和個人等。
在2013年機構長遠發展的討論裡，我們展開了對網絡發展的想像。過去當我們說搭建網絡時，容易把自己放在網絡的中心，但在長遠發展規劃裡，社區伙伴確認重塑我們跟網絡的關係——將自己重新定位為成長中的可持續生活網絡一員。而發展網絡的主要目的，是增強及堅定草根社區和社群推動可持續生活的力量，以建立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基礎。
以長遠發展規劃裡的精神為指引，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就搭建網絡進行了多樣實踐，這讓我們更深地認識到，網絡的特質是承載相互依存的關係，網絡搭建作為工作手法，不是要建立界限分明的群組或是圈子，而是建立關係與連結。網絡建設的其中一個意義是營造健康的生態環境，讓網絡中多元節點的內在價值得以呈現和生長。一個有活力且健康的網絡，需要有共同的理念、多元的節點，成員皆能自主參與，並不斷編織出綿密的關係，不斷湧現新的生長點。
回顧社區伙伴過去二十年的歷程，猶如一條河流，在不同的時間節點，因為不同的機緣與思考，與以上這些理念相遇，它們在實踐中又相互交織，順流而下，充盈了整條河流。在2015-2020年策略規劃的討論中，過往的經驗和體會彙聚成了機構對“改變如何發生”的理解，整合為機構的工作理念：協作文化反思、培育社區協作者、建立內在力量、搭建網絡。
工作理念的形成，除了日常的工作實踐外，也不乏在不同理論中的學習啟發，例如：生態學中強調的關係與系統觀；深度生態學強調不以人類為中心思考，以及從“自我”到“生態我”的成長與力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觀及整全的生活視野等。我們也在過程中受教於不同的學習體系，如生態家園設計、朴門永續設計、科學與靈性相關的學習、文化反思學習、自我覺察與社會發展體系等。
剛剛年滿二十周歲的社區伙伴，從蹣跚學步，長到羽翼漸豐，“改變如何發生”一直是心底最深的探問和指引，它是催化的風，是流淌的水，是堅定的山，也是孕育的土。在朝向社會改變的路上，理解和探索沒有終點，我們都在途中。
（以上內容摘自《社區伙伴年報201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