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促會，走出原鄉經濟的路徑

後來就每年固定幫豐丘賣葡萄，做一做就想下一步還可以做什麼。由於我們對推生態旅遊和文化旅行有興趣，我們就開始帶一些朋友進部落旅遊觀光，開始推接待家庭，一點一點開始做，剛好碰到台灣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2] ，他們一直在補助部落的受助童。這些受助童長大之後，他們的小孩還是成為受助童，就是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完全無法改善，他們無法脫離此結構，所以他們就想從產業做起，透過改變部落的產業，徹底解決他們經濟結構的問題，不要讓這個循環一直發生，所以在台灣有機農業還不是那麼普遍之時，他們那時候就找了幾個部落，開始輔導他們學習做有機農業。

吳老師成立的公司名為「圓鄉」，但幫部落農民賣了兩年之後，因為是用營利組織經營，無法取得政府的補助，而且剛開始經營部落的菜品質沒有很好，例如蟲洞很多、產量不穩定，所以很快資金就不夠了，但她又不想中斷這件事，覺得必須要繼續做下去。

後來就輾轉找到我們，找到我們也是因為世展會要推部落有機轉作時，有委託我們進行部落產業的整體調查，所以我們對當時合作的部落都有一些認識，再加上有朋友的中介協調，所以吳美貌老師就決定把這家店交給我們。考慮了一年後，我們才決定接手，那是在2007年10月底才決定接手這行銷平台的工作。對我們而言，從只是季節性的賣一賣葡萄，轉為常態經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就是要開店做生意了，所以是個很重要的轉折。

那時候認識了一個人Dean Cycon，我們去美國時參觀了他的工廠。他是一個白人，四十歲轉業，以前是個大學教授和人權律師，是人生勝利組。他覺得對抗資本主義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進去裡面打敗它」，所以他就開了一家公司，專賣全世界各地原住民的有機咖啡。

我是認識他之後，才決定要做這件事（指接下「圓鄉」這家公司），他告訴我「他幾次去產地都差一點死掉」，因為得瘧疾。他去的地方都是非洲、印尼等，但他是做公平貿易咖啡，所以他必須去產地看並直接收購。2009年，因為他的書《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出中文版，所以他有來台灣一趟，我也帶他去各個部落看看，也聽了他二、三場的演講，聽完之後就更佩服他了。他十幾年前就做了一個社會企業的原型，在每個地區都成立婦女的儲蓄互助社，所以尤努斯（編按：獲諾貝爾奬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創辦鄉村銀行，貸款給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貧窮村民）根本是在他之後，他一直在協助當地原住民婦女提高她們的生存條件，他在美國募了一筆一萬美金的錢。他到一個地方看到這裡缺自來水，他就把這一萬元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拉水管，有自來水，並請原住民把咖啡賣給他，他每幫忙賣出一包咖啡豆﹐就幫忙存一塊美金，這一萬塊美金存好之後，再拿到下一個村莊，他就靠這一萬塊美金，解決那個區域自來水的問題。

2009年Dean來台灣時是一位將近六十歲的老人家了，還精神奕奕跟著我跑部落。我跑部落是拼命三郎似的，他幾乎是跟我繞台灣一圈，他應該都沒睡飽。他的書出的時候，出版社的行銷策略是買這本書的讀者就送一張星巴克的咖啡券，而且新書發表會還在星巴克辦，Dean在新書發表會上就說：「這真是一件諷刺的事，他要學習和星巴克和平相處」。他是我目前做這工作最佩服的一位老人家。他現在六十幾歲還是到處跑，並且落實公平貿易的精神。所以2007年10月回到台灣我就下定決心做這件事，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去做。

台灣在2007年有機驗證辦法通過之後，鄭逢喜〔中華驗證公司負責人〕就來跟我討論PGS這件事情。其實之前他提過，但我對驗證沒有概念，還問做這要幹嘛？他一直認為PGS在原住民部落才推得動，原因是原住民部落裡面有一些社會連帶關係，跟一般平地人的社會不太一樣，就一直鼓吹我做。他說：「我跟很多人講PGS都沒有人要理我，只有你要理我」。

後來因為我們為了執行政府委託的「有機大聯盟」計畫，而開始協助農民做有機驗證之後，我才意識到PGS的重要性。台灣的第三方驗證，即使是像中華驗證公司這樣會站在農民立場的機構，他們能做的也就是每年來追查。其中有一位資深的稽核員曾對我說，看那些資料是其次，是因為台灣的驗證規定要做出一份報告，他們要有一些佐證的資料，所以他必要拿到那些資料，不然他到現場看一看就可以知道農民是否真的遵守有機規範了。他也跟農民說，你不用按我的表格，你可以自己去買一本日曆本做生產紀錄，每天把你做的事寫下來就行了，然後讓我影印回去就可以了。

他們甚至為了幫農民解決填表紀錄的問題，還一直幫農民設計表格，給他們最簡單的方式。鄭逢喜之前也跟我提過，他前二年一直想研發一款APP，讓農民用APP就可以做紀錄。他們現在的核發標章方式就是透過網站，讓農民上網填寫申請。

我們就整個傻眼，這有機驗證到底是怎麼過的？後來我們碰到那同一區的有一個農民成立有機生產合作社，我問他「你這些產品是從哪裡來的」，他說「有些是從南投（與他合作社所在地距離一個多小時車程）」，但他是在台中和平。他說：「人家要樹豆，我就去找有種樹豆的人，拿他的貨來賣。」，但是他是用這個「有機生產合作社」的名義在銷售產品，當下心真是涼了半截，我有勸他這樣是不行的，因為產品上面有貼個人的有機標章，可是產品卻是從其他縣市來，若被抓到不是罰錢這麼簡單而己。可是他就搞不清楚。

總之，就是發現這些問題之後，就覺得要找一些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還有的問題像是我們自己合作的農民，因為他的家人不知道有機是怎麼一回事，就不小心噴了藥或用了化肥，所以我們就更覺得PGS的重要性在於可以彌補第三方驗證的問題。

對我來說，PGS在現階段是在補充台灣現在做有機驗證不足的地方，因為有機驗證的稽核一年只有一次，農民在這段時間（沒有人來稽核的期間）偷偷去做了什麼，你根本不知道。我們做PGS，就是把農民進行組織之後，住在同一區的農民，甲農民經過乙農民的農地就會稍微看一下，平常也會知道那個區域大概農民都做了什麼。

像是苗栗有個農民種了不少的龍鬚菜，一直等我們去收菜，終於排出時間去看產地，並談好接下來的合作機制時，中午和這位農民吃飯時聊到抽驗的頻率和方法時，我說我們大概沒什麼錢去驗，但是一些合作的市集或是通路有時會抽我們的產品送去檢驗，抽到有問題就是罰六萬。我走了之後，這農民就傳LINE告訴我，表示無法跟我們合作這批龍鬚菜，因為半個月前才剛噴過殺草劑。這位已經完成有機驗證的農民，還是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有機農業，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PGS是非常重要，除了農民之外，也可以把通路商找進來，所以這些農民的菜根本就不用擔心賣不出去，他們不用進入大市場載浮載沉整天在等人家要不要來買，尤其是原住民地區，因為原住民農地多半地處偏遠，很多消費者根本不知道原住民有這麼多的有機農產，而且運費也相對高，產量也不高，所以原住民通常很難找到穩定的通路，用PGS可以穩定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產銷關係。

現在我們把合作的農民分成四區（依照台灣的交通與區域發展狀況），就花蓮一區、屏東一區、嘉義一區，還有南投和新竹，新竹農民原只有二位，後來他們聽到我們在做的事也有意願再找幾位農民，所以2016年新竹會再增加一區。也曾經考慮過阿美族一區、泰雅族一區，但考量到交通因素所以就放棄，我們現在是每個月堅持農民必須固定來跟我們開一次會，就是每個月要跟大家來見一次面；見面之外，我們會安排一些課程，像是病蟲害如何防治或是生產技術的交流，例如下個月要在花蓮談保種，像南投上個月就是去看人家怎麼種番茄，因為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想種番茄。在消費者代表部份，我們就是邀請在該區曾經購買過產品的人，在南投我們就找合樸農學市集的陳孟凱先生來參與討論，消費者代表在原農協同組合中參與會議有個好處是，讓農民覺得被支持。

所以我們就是每個月在每區開會，談契作、談生產管理，會告訴他們菜送來的耗損率和相關問題。這件事從開始到現在有將近十個月的時間了，效果慢慢出來了，我們也透過這方式開始淘汰一些人，那些都不來開會的，或是參與度不高的。因為我會跟他們說，一年只要求他們來每個月給我們一天，我們就維持這樣的關係，如果超過三次沒有來，那就是再見了。現在已經有處理掉一些人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會愈來愈緊密。

以前在做有機大聯盟那段時間我們也是朝PGS理念來進行，可是那時候我們的想法也沒有很清楚，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糾結在消費者代表的困惑，所以那時雖然同樣有找農民開會，但不像現在那麼確定告訴他們什麼是PGS的運作模式。一直到2015年一月開始就清楚的告訴農民，這就是我們要操作這個平台的規矩，願意就進來一起做。這個平台在以前比較鬆散，大家就愛來不來，以前我們也沒有什麼資源可以請老師，2015年開始因為有政府的計畫支持就可以請老師來上課，可以比較穩定、有系統性的組織農民。

一開始我們先設定一個簡單的備忘錄，例如：一年出席會議不能少於九次，設一個簡單的規則，後來就照這個規則走。現在因為要進入正式的PGS，我就請大家再把規則拿出來看一遍，要加或要刪，大家來討論並且自主決定。我們還有一個階段還沒有完成，就是等各區都討論組織規則完成後，各區要再選出一個區代表，不管他是生產者或是消費者，我們各區的代表會再形成中央的PGS，這時候我就再考慮要把原民會（台灣在原住民的最高行政機構）找進來，希望有公部門的加入能夠有更多資源可以進來，也提升我們PGS的公信力。

所以我們花了十個月的時間默默的做，也沒有對外去宣稱什麼，只是我們一直再思考怎麼做對農民才是最好。我原本以為農民會覺得這些事很無聊，可是我發現他們還滿願意參與的，儘管每個月要挪一天來參與，如果不能來，他們也是會自動來請假，請假通常是不得已。不會因為我們是民間團體就覺得我們沒有什麼強制性，坦白講我們也沒有給他們什麼好處，雖然只有跟他們收菜，其實我們也有跟他們講「如果你們覺得我們這個通路不重要，你不來沒有關係」，但是因為有些討論的過程，我們彼此對於原住民有機農業也開始有了共識，雖然備忘錄中沒有真正很嚴厲的罰則，但是大家會彼此鼓勵和約束。

當我還卡在消費代表時，我還想過那我來組織消費代表好了，但是我們沒有什麼時間去組織消費者，而且消費者的面貌太過於模糊，所以真的很難組織。

2015年的原促會有二十位工作者，包含台北、埔里和部落e購在各區派駐的工作人員。目前部落e購的收入是養不起這麼多人的，所以我們要去接一些政府部門的計畫。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家店的日常費用cover掉就差不多了，人事費這塊不太可能，因為我們的量和規模還不夠大到可以撐起這個平台，所以我們現在是靠政府部門的資源支持，但貨源穩定後，我相信未來是有機會翻轉這個狀況的。

我們現在操作PGS是有一些共識了，但也會發現農民彼此之間會有一些矛盾，我們會去避免農民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當我們去談契作的時候，我們就把所有的資訊公開透明，就是所有契作的討論都拿到會議上來談，就不會在背後猜測，我們就是一切公開透明，這也是PGS很重要的精神。但農民之間的矛盾無法一次解決，必須透過一次又一次會議的討論和釐清。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是專業知識的問題，如果我去到現場，其實我看不懂田間有什麼問題，像那次龍鬚菜事件，我在現場就看不出有用殺草劑，所以專業這部份就會結合第三方驗證的稽核員，他們可以給我一些專業知識或是靠他們每年的追查來解決專業程度不足的問題。

第三部份是，我覺得在台灣市場上貼標章不是很重要，因為大家都很習慣在小農市集裡的信任。雖然我已經解決PGS最糾結我的消費者代表，應該說是跳過，但是消費者教育一直是很大困擾，現在合樸農學市集有在做，但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去組織消費者，即便是主婦聯盟（以消費者為主的合作社）也很難控管所有社員都對合作社的精神有充分的理解，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因為台灣的政府一直告訴消費者要認標章，那我們當然可以循著這條路說，我們就再貼一個PGS的標章，請你認標章。但就覺得這件事就很沒有意義呀！

在PGS裡有一個培力的過程，要有一公開、透明的培力過程，這個培力除了生產者之外，應該也要培力消費者，培力消費者這事，我會認為是整件事推動上最困難的一部份，因為消費者是一面目模糊的群體。原促會的消費者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帶到產地做體驗，讓他認識農民，你看到農民之後你就會相信他，但那是感動不是知識部份，消費者的知識到底要知到什麼程度，這是我還在思考的。怎麼讓PGS做得更紮實，所以我們現在是先把目標放在和我們合作的通路商上，先讓他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至於個別消費者教育就是台灣的食物革命，要怎麼讓有機農業變成是大家一起承擔的責任，而不是只有去認標章，只認標章就是把責任都丟給農民，這就不是PGS要追求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