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宇辉[1]
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百年孤寂》，贾西亚·马奎斯
缘起
犹记得我与同事在2012、2013年听闻参与式保障体系成为国内社区支持农业圈子新兴的热门话题时，我还抱着侥幸的心态以为这新概念不过又是昙花一现，搞不好它三天半月就会消失在日新月异的词汇当中，于是乎问了一下同事，大概知道了它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抛出来的、平衡商业性第三方认证体系的东西，接着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到我比较认真地去看待它时，时间已跳到2014年下半年了。事缘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团队举办了“PGS的本土化”工作坊，邀请了我与一些同事参加，同时来自多个省市、在过去几年CSA运动中的重要组织者们都参与了这次工作坊；在工作坊前我才临时抱佛脚地去看资料、了解背景。在工作坊上听IFOAM的伙伴分享国际经验，参与到各地伙伴的热烈讨论中，一方面增加了我对PGS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我心里勾起了不少的疑问。
比如说，IFOAM的分享者多番声明PGS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这样我们如何理解与会者们希望有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以供参考？在PGS的落实当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以如何发生？北京的工作坊的主要参加者多为做销售的中间平台，那农民与小生产者如何参与呢？他们是否愿意参与？
退一步去看，PGS在国际上出现的背景是怎样的？它其实是在回应什么样的问题？当中国的行动者把这概念嫁接到其行动场景当中，他们的关注点、需求、特点甚至弱点会是什么？当有论者说PGS是CSA的高级阶段而此观点并非不无争议时，在做另类食物系统、支持返乡青年、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伙伴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在推动PGS的同时，该如何回应上述的说法？
如果换个角度看，与中国有差不多社会背景、都是以小农为主的一些地方，他们又如何处理上述一大堆的问题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希望找到与伙伴们对话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不少伙伴已经迈出了脚步开始建立自己的PGS，也许提供一些空间让大家梳理、分享自己的想法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于是我们萌生了利用《比邻泥土香》的出版，做一个名为“城乡信任与PGS”的专题的想法。利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更细致地聆听在地的行动者们的想法与尝试，也可以藉此了解其他地方的经验与思考。
国内脉络
专题首两篇文章率先为我们介绍了两个国内团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与沃土工坊——的经验。蒋亦凡的文章清晰地带出：对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来说，与其说PGS是为了建立质量保障的制度，不如说它就像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努力去做的其他事情（比如举办公众教育的活动、积极参与CSA运动的讨论）一样，是为了彰显这团队所信守的价值，比如说消费者的组织与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尊重与支持等。文章也同样清晰地表达出：对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团队来说，PGS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区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其体系的建立本身。
对于透过销售平台的经营来支持返乡青年的沃土工坊来说，他们最重视的也是与返乡青年的互信与相互支持，而不是某一种保障体制。在访谈沃土负责人郝冠辉时，我与陈靖都充分感受到，不管是与返乡青年或与消费者，相互的信任是在日常的互动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厚度的关系才是重点。透过相互支持、共同学习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某种程度上沃土其实是在建立一个跨地的社群。
由于小农户分散，加上网络物流的便利等，现在国内逐渐出现更多的与以上两团队相类似的中间平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和沃土工坊的经验与坚持应该能为不少新伙伴带来可以借鉴的经验。
泰国和印度小农的身影
在泰国生活多年的迈克尔（Michael Commons），本身既是农民，也是推动生态农业、PGS等的NGO工作者。他的文章以自己亲身参与的小农组织Wanakaset网络的经验为基础，分享了小农与小生产者在PGS的系统中所扮演的主动的角色。这个小组织从保护森林、保障小农生计出发，在面对市场时充分展示出小农所有的主体性——以自给自足为最高原则，在有剩余时才把农产品卖向市场。IFOAM提到PGS的一个要素就是“参与”，并提出标准应当充分考虑生产者所处的场景；而迈克尔与伙伴们也展示出了在地的小农组织如何因其本土条件、自然情况以及农民对自给自足的理解等，提出适合自己小组的生产规则，我们不难从迈克尔的文字中感受到他们因此而为自己带来的满足感。白亚丽与另一位来自梁潄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伙伴去年年底在泰国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他们走访了一些有建立PGS小组的泰国农村社区，她的文章为我们添上了另一个视角——以在中国推动农民合作社为己任的组织者如何从泰国的农村社区取经。她与同事的观察与学习，对所有关心中国乡村建设并希望将PGS带给中国农村的伙伴来说，应该是来得十分及时的提点。
印度与中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小农在发展主义之下的生存困难；为此我们特别想了解印度的经验。张春的文章帮我们整理了在这样的脉络下印度在生态农业与PGS推动上的历程；而她也在印度民间PGS的重要组织者、印度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IIRD）的负责人乔伊·丹尼尔先生（Joy Daniel）来中国参与国际CSA大会的时候访问了他。作为关心印度农村及农民的工作者，丹尼尔先生多番强调民间PGS系统对真正意义的小农的重视与支持，应该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来自海峡对岸的思考
因想了解PGS的发展及相关的思考，我特意于去年10月到台湾一趟。感谢浩然基金会的仝仁与张雅云的支持，我们在五天之内拜访了七、八个单位，与不同的伙伴讨论了他们怎么看待城乡互信、有没有采纳PGS以及背后的原因。张雅云的文章最后挑了两个案例来写[2]，即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及喜愿共合国。相比起一些开宗明义地说在使用PGS的平台而言，喜愿共合国只是宣称采纳了IFOAM的PGS的部分原则，而台湾主妇联盟合作社的“自主管理系统”的建立和运作与PGS更是完全没有关系。
雅云的文章清晰地梳理出上述两个平台的发展脉络，及在这脉络下发展出来的与小农户合作的“产品管理体制”。顺着雅云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团队的“产品管理体制”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理念与思考，而这些接地气的设计一方面暗合IFOAM的PGS理念，另一方面也容让这些团队在PGS这一概念舶来时有与之对话的可能。
在走访台湾的过程里边有几个片段反映了台湾伙伴在城乡互信、支持小农的事业上的思考，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姑且以它们来做本文的总结。
与花莲好事集的吴其璁先生聊了一个下午关于他们的PGS运作后，他在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的见面啦，这样子才有信任。”
在与台湾最早做PGS系统的“部落E购”负责人金惠雯聊时，她提及，因无法做好消费者组织而一直都感到自己在做的PGS不完善，直到最近受一位印度朋友的启发她才想通——“我的平台就是要做农民组织的参与呀，消费者的参与可以由其他平台如跟我们合作的合朴农学市集做；作为一个把农产品从部落带到都市的通路商，我们本身某程度上也是个消费者代表了。”
与喜愿共合国的施明煌先生聊天是件赏心乐事，十分有意思的是虽然我道明来意说想了解喜愿在建立城乡信任上的经验，但施先生却（后来才知道是必须）把喜愿走过的历程娓娓道来，从国际粮食市场投机对小麦价格的影响到粮食自主的重要，以及与农友形成有共同追求的群体云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只有在理解清楚喜愿对问题的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喜愿的产品管理系统等相关的选择与安排。
为了这个专题的名字我们编辑团队纠结了很久：专题其实是跟“参与式保障体系”相关，但又怕以“参与式保障体系”来命名专题让人误会我们要谈很技术性的事情。“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叫“阿猫阿狗”也无所谓，我们就是想和大家好好地谈一谈：在生态农业、城乡互动的领域里边，真正的信任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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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凡例：
参与式保障体系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PGS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
该三个概念多以英文缩写表示，本专题内不另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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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雅云也另外写了一篇名为《原促会，走出原乡经济的路径》的文章， 记录了台湾原住民族学院促进会秘书长金惠雯讲“部落E购”的PGS的实践，文章发布于社区伙伴微信公众号及网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