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宇輝[1]
世界新生伊始，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提到的時候尚需用手指指點點。
——《百年孤寂》，賈西亞·馬奎斯
緣起
猶記得我與同事在2012、2013年聽聞參與式保障體系成爲國內社區支持農業圈子新興的熱門話題時，我還抱著僥幸的心態以爲這新概念不過又是曇花一現，搞不好它三天半月就會消失在日新月异的詞彙當中，於是乎問了一下同事，大概知道了它是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拋出來的、平衡商業性第三方認證體系的東西，接著就把它束之高閣了。
到我比較認真地去看待它時，時間已跳到2014年下半年了。事緣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團隊舉辦了“PGS的本土化”工作坊，邀請了我與一些同事參加，同時來自多個省市、在過去幾年CSA運動中的重要組織者們都參與了這次工作坊；在工作坊前我才臨時抱佛脚地去看資料、瞭解背景。在工作坊上聽IFOAM的伙伴分享國際經驗，參與到各地伙伴的熱烈討論中，一方面增加了我對PGS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我心裏勾起了不少的疑問。
比如說，IFOAM的分享者多番聲明PGS沒有一個固定的樣式，這樣我們如何理解與會者們希望有標準化的操作方法以供參考？在PGS的落實當中，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可以如何發生？北京的工作坊的主要參加者多爲做銷售的中間平台，那農民與小生産者如何參與呢？他們是否願意參與？
退一步去看，PGS在國際上出現的背景是怎樣的？它其實是在回應什麽樣的問題？當中國的行動者把這概念嫁接到其行動場景當中，他們的關注點、需求、特點甚至弱點會是什麽？當有論者說PGS是CSA的高級階段而此觀點幷非不無爭議時，在做另類食物系統、支持返鄉青年、關心中國三農問題的伙伴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在推動PGS的同時，該如何回應上述的說法？
如果換個角度看，與中國有差不多社會背景、都是以小農爲主的一些地方，他們又如何處理上述一大堆的問題呢?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希望找到與伙伴們對話的空間。與此同時，我們知道，不少伙伴已經邁出了脚步開始建立自己的PGS，也許提供一些空間讓大家梳理、分享自己的想法是我們能做的事情。
於是我們萌生了利用《比鄰泥土香》的出版，做一個名爲“城鄉信任與PGS”的專題的想法。利用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更細緻地聆聽在地的行動者們的想法與嘗試，也可以藉此瞭解其他地方的經驗與思考。
國內脉絡
專題首兩篇文章率先爲我們介紹了兩個國內團隊——北京有機農夫市集與沃土工坊——的經驗。蔣亦凡的文章清晰地帶出：對於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來說，與其說PGS是爲了建立質量保障的制度，不如說它就像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在努力去做的其他事情（比如舉辦公衆教育的活動、積極參與CSA運動的討論）一樣，是爲了彰顯這團隊所信守的價值，比如說消費者的組織與參與、對小生産者的尊重與支持等。文章也同樣清晰地表達出：對於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團隊來說，PGS更重要的是作爲一個社區發展的工具，而不是其體系的建立本身。
對於透過銷售平臺的經營來支持返鄉青年的沃土工坊來說，他們最重視的也是與返鄉青年的互信與相互支持，而不是某一種保障體制。在訪談沃土負責人郝冠輝時，我與陳靖都充分感受到，不管是與返鄉青年或與消費者，相互的信任是在日常的互動中慢慢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有厚度的關係才是重點。透過相互支持、共同學習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某種程度上沃土其實是在建立一個跨地的社群。
由於小農戶分散，加上網絡物流的便利等，現在國內逐漸出現更多的與以上兩團隊相類似的中間平台，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和沃土工坊的經驗與堅持應該能爲不少新伙伴帶來可以借鑒的經驗。
泰國和印度小農的身影
在泰國生活多年的邁克爾（Michael Commons），本身既是農民，也是推動生態農業、PGS等的NGO工作者。他的文章以自己親身參與的小農組織Wanakaset網絡的經驗爲基礎，分享了小農與小生産者在PGS的系統中所扮演的主動的角色。這個小組織從保護森林、保障小農生計出發，在面對市場時充分展示出小農所有的主體性——以自給自足爲最高原則，在有剩餘時才把農産品賣向市場。IFOAM提到PGS的一個要素就是“參與”，幷提出標準應當充分考慮生産者所處的場景；而邁克爾與伙伴們也展示出了在地的小農組織如何因其本土條件、自然情况以及農民對自給自足的理解等，提出適合自己小組的生産規則，我們不難從邁克爾的文字中感受到他們因此而爲自己帶來的滿足感。白亞麗與另一位來自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伙伴去年年底在泰國生活了一個月的時間，期間他們走訪了一些有建立PGS小組的泰國農村社區，她的文章爲我們添上了另一個視角——以在中國推動農民合作社爲己任的組織者如何從泰國的農村社區取經。她與同事的觀察與學習，對所有關心中國鄉村建設幷希望將PGS帶給中國農村的伙伴來說，應該是來得十分及時的提點。
印度與中國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小農在發展主義之下的生存困難；爲此我們特別想瞭解印度的經驗。張春的文章幫我們整理了在這樣的脉絡下印度在生態農業與PGS推動上的歷程；而她也在印度民間PGS的重要組織者、印度農村綜合發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IIRD）的負責人喬伊·丹尼爾先生（Joy Daniel）來中國參與國際CSA大會的時候訪問了他。作爲關心印度農村及農民的工作者，丹尼爾先生多番强調民間PGS系統對真正意義的小農的重視與支持，應該會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來自海峽對岸的思考
因想瞭解PGS的發展及相關的思考，我特意於去年10月到臺灣一趟。感謝浩然基金會的同仁與張雅雲的支持，我們在五天之內拜訪了七、八個單位，與不同的伙伴討論了他們怎麽看待城鄉互信、有沒有采納PGS以及背後的原因。張雅雲的文章最後挑了兩個案例來寫[2]，即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及喜願共合國。相比起一些開宗明義地說在使用PGS的平台而言，喜願共合國只是宣稱采納了IFOAM的PGS的部分原則，而台灣主婦聯盟合作社的“自主管理系統”的建立和運作與PGS更是完全沒有關係。
雅雲的文章清晰地梳理出上述兩個平台的發展脉絡，及在這脉絡下發展出來的與小農戶合作的“産品管理體制”。順著雅雲的文字我們不難發現，這兩個團隊的“産品管理體制”充分反映了他們的理念與思考，而這些接地氣的設計一方面暗合IFOAM的PGS理念，另一方面也容讓這些團隊在PGS這一概念舶來時有與之對話的可能。
在走訪台灣的過程裏邊有幾個片段反映了台灣伙伴在城鄉互信、支持小農的事業上的思考，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姑且以它們來做本文的總結。
與花蓮好事集的吳其璁先生聊了一個下午關於他們的PGS運作後，他在開車送我們去火車站的路上說：“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人與人的見面啦，這樣子才有信任。”
在與台灣最早做PGS系統的“部落E購”負責人金惠雯聊時，她提及，因無法做好消費者組織而一直都感到自己在做的PGS不完善，直到最近受一位印度朋友的啓發她才想通——“我的平台就是要做農民組織的參與呀，消費者的參與可以由其他平台如跟我們合作的合樸農學市集做；作爲一個把農産品從部落帶到都市的通路商，我們本身某程度上也是個消費者代表了。”
與喜願共合國的施明煌先生聊天是件賞心樂事，十分有意思的是雖然我道明來意說想瞭解喜願在建立城鄉信任上的經驗，但施先生却（後來才知道是必須）把喜願走過的歷程娓娓道來，從國際糧食市場投機對小麥價格的影響到糧食自主的重要，以及與農友形成有共同追求的群體云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只有在理解清楚喜願對問題的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地瞭解爲什麽他們會做出喜願的産品管理系統等相關的選擇與安排。
爲了這個專題的名字我們編輯團隊糾結了很久：專題其實是跟“參與式保障體系”相關，但又怕以“參與式保障體系”來命名專題讓人誤會我們要談很技術性的事情。“名可名，非常名”，其實叫“阿猫阿狗”也無所謂，我們就是想和大家好好地談一談：在生態農業、城鄉互動的領域裏邊，真正的信任關係是如何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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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凡例；
參與式保障體系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PGS
社區支持農業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
該三個概念多以英文縮寫表示，本專題內不另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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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雅雲也另外寫了一篇名爲《原促會，走出原鄉經濟的路徑》的文章， 記錄了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金惠雯講“部落E購”的PGS的實踐，文章發布於社區伙伴微信公衆號及網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