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个全面生态种植的村庄――双河村的成功案例

鸟瞰生态种植成功的双河村,满眼青葱丰盈。(袁勇)

(读者来稿)文 / 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参与推动生态农耕)

本文由社区伙伴编辑按作者原文浓缩篇幅,经作者核实无误,请按此阅读原文足本

编按:

  社区伙伴一直喜与理念相同的朋友同行,一起探索及实践可持续生活。我们的网站分享社区伙伴在中国内地项目的经验,同时开放予读者,欢迎同路人投稿交流。较早前,我们获得李尚勇先生投稿,分享一个在四川的村庄实践生态种植的成功经验,以下一文是把逾6,000字的原文浓缩,加插副题,方便读者阅读。

  李尚勇先生的专业为经济学和理工科,亦研究现实制度问题,范围涵盖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和生态农业等,发表过多篇研究报告,着有专书《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已完成《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书稿,即将正式出版,并正在写作《求解三农困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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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生态种植成功的双河村,满眼青葱丰盈。(袁勇) 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生态油菜。(袁勇)
沉甸甸的稻穗。(袁勇) 稻穗成熟了,覆盖的油菜秸秆也腐熟变成肥料了。(袁勇)
油菜行间套作的土豆色泽好,个头大小均匀。(袁勇) 合作社的频振杀虫灯。(袁勇)
合作社农耕技术兴趣小组成立。(袁勇) 合作社农耕技术兴趣小组讨论技术方案。(袁勇)
合作社的生态家园工作坊。(袁勇) 技术兴趣小组成员在做蔬菜覆盖试验。(袁勇)
合作社亦参与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这是传统文化培训班。(袁勇) 合作社的儿童暑期读中华经典夏令营。(袁勇)
双河村农村社区活动中秋节团拜会。(袁勇) 中秋节文艺汇演。(袁勇)
春节游园活动。(李显俊) 双河村重阳节老年协会座谈会。(袁勇)
妇女协会成立。(袁勇) 作者(右)与农技干部袁勇。(马小浩)

现代农业危机重重

  从2010年开始,四川省简阳市双河村在全村范围内推广绿色生态种植,全面拒绝化肥丶农药丶激素和除草剂。目前,绿色生态种植已经覆盖了该村全部农产品品种和半数以上耕地。全面生态种植丶绿色食品丶社区活动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该村村民的“幸福指数”。

  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人类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弯路上。这主要表现为,人们抛弃了对环境友好丶生态平衡丶可持续发展且成本低廉的传统绿色生态农业,而代之以由“绿色革命”所形成的“现代农业”(或曰“石油农业”)。这种所谓“绿色革命”,主要以靠投入石油资源,以工业化为支撑,借助大量技术和资金,依靠大量使用化肥丶杀虫剂丶激素丶除草剂丶抗生素和农膜,维持所谓“高产丶高效”效果。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丶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又使环境污染持续恶化。在一些地区,单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就使得地表水水质超过最低居民集中饮用水源国家标准。

  於是,人们开始探索恢复传统绿色生态农业,但许多学者的探索实践都遇到了有效治虫防病难丶除草难丶土壤脱毒难以及大量减产的诸多难题。

  然而,於2014及2016年,笔者两次考察了一个全面进行生态种植且成效显着的村庄(四川省简阳市双河村),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许多生态种植的难题在这里似乎有了初步答案。

四川双河村的实践喜悦

  这个全面绿色生态种植的村庄,位於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双河村,属於中丘陵地区。该村共有9个社丶500余户丶约1,720人左右;耕地面积约1,980亩,人均土地1.15亩,是典型的半工半农模式农村,即家庭的年轻子女外出打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同时照看孙子女。

  该村农作物有水稻丶小麦丶玉米丶油菜丶红薯丶豆类小杂粮和蔬菜;山地种有柑橘丶梨丶桃丶李丶樱桃和大枣等果树。亦每户养猪1丶2头,鸡10只左右。

  2009年,在四川省农科院生态种植技术的支持下,东溪镇农技干部袁勇在乡村广泛宣传“生态健康文明”理念。2010年3月,该村两位村干部动员70多农户组建了“新天地水稻合作社”,从种植绿色丶生态水稻入手,开始生态种植。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农户顾虑:近40年来,种地越来越依靠大量化肥丶农药(激素)和除草剂,一下子完全拒绝这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会不会大幅减产。

  为了消除农户的顾虑,合作社选择在全村3个村民小组70余户农户的70多亩水田,进行试验性生态水稻种植。意外的是,不用农药化肥的绿色生态水稻并没有大幅减产,每亩减产仅10%,约100斤左右。更重要的是,绿色生态稻谷(大米)不仅健康,而且销售价格差不多提高了1倍。其後,合作社将生态种植扩展到油菜丶小麦等品种,生态种植面积也随之扩大到150亩。

  此後,村民普遍接受了绿色生态种植理念。2011年末,合作社社员增加到408户,占全村农户总数的81.1%。同时,合作社开始做玉米丶红薯丶蔬菜的生态种植试验,生态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到近800亩,约占全村耕地的40%。2012年,村里开始做生态水果和大豆小杂粮的种植试验。这样,绿色生态种植慢慢推广到了几乎所有农作物,在全村形成了农作物品种全面生态种植的局面。

  不过,因为缺乏劳动力,矮山上的果树施用农家肥还有困难,所以仍然需要使用化肥。袁勇说:“我们正在试验旱地作物丶绿肥套作技术,以此解决旱坡地有机肥问题。目前可以说,农作物品种上全面推广了生态种植,但面积上还谈不上‘全面’,实行生态种植的面积仅1000亩,大概占全村总耕地的50%”。

  该合作社全面生态种植成效显着:一方面,全村村民吃上了绿色生态的健康食品;另一方面,全面提升了该村生态农产品的价格。例如,2013年,杂交稻大米卖到6元/斤,价格提升了3倍;常规稻大米8元/斤,价格提升了4倍(常规稻可以自己留种,但单量比杂交稻低收约100斤/亩右);红米丶黑米10元/斤;菜籽油10~12元/斤;生态猪肉20元/斤。由於可供的销量有限且宣传做得好,该村生态农产品仅在周边城镇就销售一空,有些品种甚至供不应求。

  不过,该村生态蔬菜种植的规模并不大。一方面,他们投入的耕地有限(当地农户还是想优先解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还在进一步摸索试验中。目前,在小范围内,有一些固定客户的生态蔬菜配送,这包括城镇居民和都市餐馆。

双河村生态耕作成功的四大因素

  然而,不是每一个实践生态农作的乡村都成功,过程中困难重重且结果不讨好。就像位於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的弘毅农场,在2006至2011年的试验,曾经大幅度减产,五年的探索损失了达2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蒋高明:《生态农场纪实》,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5月,第54丶166-175页)

  对比四川双河村“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这与该村地理环境丶村民传统生活方式丶生态种植技术创新和全村整体阶梯式推进等条件关系密切,同时也与耕地的肥沃程度有关,以下简述其成功的四大因素。

  (1)该村属於丘陵地区,坐落在一个由丘陵环绕的相对封闭环境中。该村虽有一条小河从村边流过,但近些年水越来越少,有时还会断流,所以,农业生产很少用到这条河的水,主要靠塘堰蓄水和冬水田蓄水。这样,“靠天吃饭”的耕作模式虽有风险,但却拒绝了外来河流对耕地的污染。

  (2)村民过着我国乡村的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例如,饮用和生活用水取自地下水,在没有外来污染(其周边没有工业企业),且拒绝化肥丶农药丶除草剂丶动植物激素和抗生素的情况下,地下水水质开始好转。同时,全村保持着传统的炊事能源形式,即做饭烧水用农作物桔杆和树枝,且草木灰还田。因受益於国家的农村沼气建设补贴政策,截止2010年底,该村农户都修建了沼气池。

  村民亦知道,含有洗涤剂的废水不能倒进沼气池,以免污染。村民亦拒绝用激素饲料喂猪,避免了激素对沼肥丶沼液的污染。

  (3)生态种植技术创新是该村其生态种植成功的关键。这包括治虫防病和养地肥田的一系列综合措施。

  治虫防病方面,全面规划并贯彻了“生物多样性”原则,尽量做到农作物品种合理搭配,坚决杜绝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尽量保留杂草,除非杂草高度超过农作物高度并遮光;利用沼液治虫丶防病;安装频振杀虫灯丶诱虫板丶性诱剂除虫;适当调整不同农作物品种的播种期,以避免和常规生产同步,减少病虫发生;逐步淘汰杂交种,优先选用本地常规自留种,并选择引进适合本地的常规自留种品种,以增强农作物的抗虫防病能力。

  养地肥田方面,全面规划并贯彻了“以地养地”的原则,这包括:将免耕技术(用大量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将耕作减小到保证种子发芽即可的深度)从水稻逐步推广到旱粮作物丶蔬菜和水果;所有作物的秸秆都尽量就地还田覆盖;沼渣丶沼液还田;草木灰还田;野草还田;冬闲田丶果园丶小麦均套作豆科绿肥;尽量多施油枯;部分作物(如水稻)施用人畜粪便;自制酵素改良土壤等等。

  (4)首先以生态水稻种植入手,然後全村阶梯式推进生态技术。在3年内,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和半数以上耕地,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土地受农用化学品交叉“感染” 的机会,也减少了土地“脱毒”(去除农药的毒害)的过程,并因此令严重生态失衡的耕地,大面积快速恢复生态。

村民“幸福指数”显着提升

  目前的中国农村衰败明显,青壮年劳动力迫於生计,远走他乡,外出打工谋生,老人和儿童成为农村的主要“常住人口”,农村呈现“空巢”景像。双河村就是典型的空巢村。由於此前缺乏劳动力,老人们种地越来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丶农药丶激素和除草剂,毒化了土地丶水流和农产品,又直接损害人的健康。

  现在,生态种植需要更多劳动力,而生态农产品价格更高,便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能够吸引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村就业,农村的衰败有望被遏制,“空巢”家庭也有望减少。

  如今的双河村,绿色丶生态丶健康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带来的明显变化是,村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大增,该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其面貌焕然一新。在此基础上,该村成立了农民田间学校丶生态种植兴趣小组丶老年协会丶妇女协会丶文艺表演队等村民组织,并在重阳节丶青年节丶中秋节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开展了一系列交流会丶讨论会丶文娱表演和传统文化教育等活动。这些活动明显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提升了村民素质,丰富了社区公共文化生活。

  在考察期间,笔者能够明显感觉到,生态种植丶绿色食品丶合作社返利丶社区活动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他们甚至为此而自豪。

  笔者因此感叹:我们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就是看不得农民丶牧民丶山民的低成本丶绿色丶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总认为他们落後丶保守丶不开放;总想把这些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赶尽杀绝”,以便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所谓“现代化”丶“城镇化”的“宏伟规划蓝图”之中。殊不知,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是轻视人类丰富的创造力,无视人类多元的文明,明显带有某种非常恶劣却又难以言说的偏执和狭隘(其背後往往暗藏私利);他们骨子里把“美国式现代化”看成是发展方向,把高楼林立看成是“现代化”的标志,把汽车拥堵看成“现代生活方式”,其结果,正如笔者在《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描述的那样:“我国资源早已严重超载丶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

201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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