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缪芸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蓝天白云，日出日落，霞光满天，这是外来人眼里，大理的洱海所代表的诗和远方。而对于洱海边的村民来说，这个地方承载着他们正在改变的生活。
上关村地处大理市喜洲镇北端。一侧看苍山，一侧近洱海，半农半渔曾是这里主要的生计方式。近些年来，自然环境在变化，社会在变化，经济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传统文化也在变化。对于个体生活及村庄未来的探索，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及应对。个体需求的多样性，社区内部的丰富性和不同质性，或许将给村庄发展带来不同的可能性。
渔业的改变
穿过窄窄的巷子，拐了几道弯，我和朋友来到上关村北登甲本主庙。正在筹建的社区展览室就在里面。
那是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院子的一侧是本主庙。筹建中的展览室在另一栋楼的二层。
上次来是下午，楼下一群老爷爷在打麻将，自有热腾腾的生活之气。
这次来是早上，院子只有赵圭铭和王清两位特意等我们的老人。
三个月前我们来的时候，房间里摆放着村民自愿捐赠的物品，有渔网、背篓等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略显杂乱地堆放着，有待进一步的归类和整理。这一次来，全部物品都进行了归类，每件上都写着物品的名字和捐赠者的姓名。
村民整理的文字材料里记录了捐赠者的信息。
1．赵圭铭，于2018年7月19日捐赠：手撒网1张、沙窗箩2个、三层鲫渔网1张、尼龙丝大渔网2张、单层大渔网3张、三层丙丙鱼也叫非洲渔网1张、小麻鱼也叫小满渔网1张、手搬木桨 1根; 11月22日捐赠：大杆称1套和算盘1架。
2. 王清，于 2018 年8月1日捐赠：铅把2块、篾针3个、篾箩1个、小称1杆、秋木浮漂10个、烧簊1个、尼龙丝和棉沙线各1板、篾制养鱼箩1个、织网模板大中小共17块、倒须笼1个、鲫鱼网1张、打鱼笼1个、海中稳船石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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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36户人家合计捐赠了168件物品。
记录很简单。但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其故事，都曾陪伴过主人，见证过风雨。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手拉风箱曾是做饭的好帮手，加大火力，提高效率，现在已没人使用。大渔船用的浮漂，曾经见证村民集体捕鱼的劳作场面。
为了保护洱海，自1995年起，洱海开始每年一定时段封湖禁渔。自2017年起，洱海实行全年封湖禁渔。菜市场卖鱼档都相当谨慎，不会说自己卖洱海的鱼。
如今，那些与打渔有关的物品的去处，只有博物馆了。同去的朋友说，那么长时间没有用，主人却没有扔掉这些物件，一定是有感情的。
村民整理资料时有写到渔业相关的变化：
打渔的船，从木头船(独木船)到小中大木板船、铁皮船、各种各样的旅游船。渔网，从蚕丝网至麻线网、尼龙丝网、银渔网等。洱海曾有 12 个品种的鱼：弓鱼、鳔鱼、老头鱼、春鱼、细鲤鱼、春鲤鱼、夏鲤鱼、灰白色鲤鱼、油鱼、大嘴巴鱼、厚唇鲤鱼、鲫鱼。新增草鱼、青鱼、武昌鱼、蛇鱼、非洲鱼、小满鱼、十勾嘴鱼、银鱼、西太弓鱼。
在展览室门口，赵圭铭和王清与我们聊着跟打渔有关的故事。
这是两位普通的老人。坐在村子的某棵树下，或是在巷道里擦肩而过，大概不会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而一些知识，一些记忆，就在春天的日光里，缓缓地翻涌出来。
老人说，以前的技术不先进，没有机械化，织网要靠手工。织网的线是丝线或是麻线，材质容易腐烂，得用猪血、牛血浸泡，并反复地蒸，起到防腐的作用。尽管如此，花20天织的网，也只能用两个月。
基于日常的观察，大家会发现洱海的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引进外地的其他鱼种，影响了本地鱼的生长。现在新品种的虾，头上有大夹子，会吃鱼。以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现在是虾吃鱼。
面对自然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两位老人谈及展览室的两个目的。
这是对下一代的教育:“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年轻人吃喝玩乐，打麻将。要让他们了解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忆苦思甜。”他们感叹。
“还有就是弘扬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他们进一步升华和总结。
前一个理由，能感受到是他们切身的体会，觉得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后一个理由，表述比较笼统，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政策宣传或是项目的影响。大家都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但如何做，仍在摸索之中。
旅游发展的想象
对于筹备展览室，赵学奎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动员村民把不用的物品捐赠出来。
社区展览室兼具历史传承、文化教育等功能。从社区展览室介绍文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赵学奎对旅游发展的想象，及与主流话语体 系的对接。“文化引领旅游，旅游促进传统文化创新，二者相辅相承，促进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从日常交往中则看得出，以展览室为基础，他个人对于发展上关村旅游的期待。
赵学奎今年62岁，是一个很活络，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
我和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上关村，一次是在大理古城举办的摄影展。
他住在下关镇，离上关村有40多公里。第一次见面，他特意赶过来，侃侃而谈已经消失了的江村渔火的场景。洱海上游的海面窄得如江一样，周围的各村都有打渔的人家。晚间渔船上的灯火在湖光里摇曳，星星点点洒满湖面。
我问到渔船上的灯。以前的煤油灯已经不用了，一起聊天的年轻女孩拿出一盏现在用的可以充电的灯。
赵学奎和我们说起上关花。大理的“风花雪月”，说的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徐霞客曾在游记中写道:“其花黄如钯，大如莲，花开香闻甚远，土人谓之十里香。”上关花的神奇之处在于，平年有十二瓣，而遇到有闰月的年份就会开十三瓣。那株花，现在也没有了。
赵学奎说得很激扬，声情并茂的。他并没有太多缅怀的感伤，仿佛走出院子，走到村头，那些场景就能见到似的。他想把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也把骄傲展现出来。而说到的这些场景，是发展旅游的文化资本。
三个月后，我们第二次去展览室。赵学奎电话里说，因为在下关镇接送孙子上学，就不来见我们了。一再客客气气地表示歉意。
他安排了赵圭铭和王清带我们看展览室，并要张罗我们的午饭。因为要到老年协会张会长家吃饭，所以我们谢绝了。到了展览室后，他又通过视频和我们打招呼，并打电话问张会长要不要去展览室见见我们，傍晚还发来微信询问今天的行程怎么样。
这样周到的考虑，能感觉出他急切想推动展览室的进程，想看到进展，看到结果。
我对赵学奎的个人情况不了解，听赵圭铭和王清说，赵学奎是在做公益，参与展览室的事，并没有任何收入，只要求一个奖状作为鼓励。
联系到上关村的变迁，特别是生计的改变，及大理古城与周边发展的背景，不难理解赵学奎的急切。
半农半渔曾是上关村主要的生产方式。因为保护洱海的原因，打鱼被禁止了。在2010年至 2014年期间，上关村曾发展过旅游业，有鱼鹰表演，村民可以带游客到洱海划船。现在，载客的船只能开到附近的湖里，不能进洱海，为此，上关村的旅游业也就萧条了。
除了渔业，农业也发生了改变。曾在苍山上的一间茶室喝茶，远眺洱海。朋友说，之前洱海边是大片绿色的田地，而现在却是越来越多的房子，越来越少的绿地。上关村的田地前些年种大蒜，经济效益好。但大蒜种植需要大量的农药化肥，土地板结严重，对洱海造成污染。为了整治洱海，政府已经禁止洱海边的村子种大蒜。村里的地，有的村民种上自家吃的菜，有的租给外人种花，有的就空着，或免费给村里的其他人种。
村里人对土地仍然保持着朴素的感情。大家会说，“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养活人……租出去可以，但不能改变性质。土地就是土地，就要种植，不能搞房地产……外来人多了，会带来很多事情”。
现在的上关村村民，有的在村附近做生意，有的在大理古城打工。比起周围以古镇为特色的喜洲，以扎染为特色的周城，及更远一些，以洱海湖景为标志的双廊，上关村还在默默地寻找发展旅游的落脚点。
新家谱的意义
比起赵学奎的急切与务实，老年协会的张会长更关注传统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向内作用。
张会长人长得瘦，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
家中院落的一角是他日常工作的地方，不乏高原阳光的猛烈直射。
桌子上堆放着书籍和文稿。张会长不用电脑，写东西都是手写在信笺纸上。信笺是有红色抬头的那种，上面的笔迹工工整整。
从小就生活在上关，他对村子的感情，饱含儿时的记忆。
他说起小学时候湖边的情景。那时候，经济不富裕，有时两个小孩子穿一双鞋。去湖边玩的时候，老师交代不能游泳。有个同学，个子特别高，没有听老师的话，偷偷地跑去游泳，被水草缠住了。
“后来呢？没出什么危险的事吧？”
“他大声地呼救，附近渔船听到就把他救了上来。”张会长简简单单地叙述着，没有刻意渲染情绪。他今年69岁，听他讲那时候的场景，像是在翻看一张有些模糊的旧照片。
见过张会长好几次，他说得最多的是家谱和传统文化调查两个项目。张会长说，原有的家谱，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了。这几年通过家谱项目，把口述的、凌乱的信息落实到文字，并将血缘关系搞清楚。这些事，做起来就知道为什么要写家谱了。他的记录扩展了家谱的外延，包含了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传统的耕作方式，村里的祭祀活动，等等。他说，这是现代的家谱，与传统的家谱不一样。以前的家谱主要记录男性，而他在家谱里也记录女性。以前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他更希望通过这些家谱的记录追寻文化的根，也是作为对后代的道德教育。张会长强调道德，是担心“经济上去了，道德下滑了”。他会提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这样的一些说法。还说，在办丧事的时候，要想想逝去的人在我们思想上留下什么。
上关村有十九个姓氏，因此有十九本家谱。在记录的过程中，村民也曾有过很多讨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值得记录，是不是记录女性，等等。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出人才，希望多记录一些值得自豪的事;有的人家没有什么名人，但对家里母亲、奶奶很有感情，记得她们勤劳、朴实、节俭等美好的品质，感念她们含辛茹苦持家糊口，希望带着情感和记忆把这些女性记录下来。
在张会长身上，可以看到老派文人的风范。
他以前是小学校长，身上散发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感。
作为老年协会会长，他觉得协会有义务做一些传统文化的收集与梳理工作。这是又一层的责任感。
多年来参与到各种项目当中，也培养了他的“项目思维”。他会对照着项目书，一步一步地把事情做好。说起社区展览室，他觉得现在主要工作是要把调查做好。上次开会的时候说到下一步的规划，鼓励年轻人多参与，在村里组织五好家庭等一些评选，在精神鼓励的同时，也有物质奖励。这一次见到张会长时，他已经把奖状词写好了。
与张会长聊起地方感，他的理解是，我是这个地方的人，大家在一起生活。
与很多村子的空心化及原子化不同，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上关村的村民很少在外打工，即使出去相隔也不远，大部分村民都是留在村子里。女儿嫁出去后，张会长与他儿子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
这些因素会让张会长在做事时，更多考虑日常生活中增强大家在一起的凝聚力，从群体层面来考虑道德感的维系与重建。
在他看来，即使没有外来项目的支持，很多事协会也会做。从他的谈话里，能感觉到他与项目正在做的事之契合。
土话的味道
在张会长家吃午饭的时候，聊起了2019年初的戏剧活动。活动邀请本地村里的小学生，以戏剧的方式来讲述本地的传说故事，让孩子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为期十天的活动，刚开始我有些担心，天性活泼好动的孩子能不能坚持下来。
第一天活动的间隙，我和几个小女孩聊天。
“喜欢上关村吗?”
“我喜欢昆明。”
“为什么喜欢昆明?”
一个女孩说:“买东西方便。”另一个女孩补充说:“我最喜欢去昆百大(昆明百货大楼)。”
虽然为城市生活所吸引，但家乡的影响和印记，还是不时会闪现出来。
活动的负责人剑飞挑选了几个备选的传说故事，由孩子自己撰写台词。
其中一个是上关花的故事。
大家聊起了传说中的那株上关花被砍的不同版本。一个女孩说，看的人多了，当地人觉得来的人多了会打扰自己的生活，所以砍了。另一个女孩说，官方把树围起来，只让官老爷看，不让老百姓看，所以老百姓把树砍了。她加了一句:“这是一种反抗。”想必大多的说法都是孩子们从爷爷奶奶辈那里听来的。
排演的另一个故事里有讲到男主人公向邻居请教如何种地，孩子们就回去采访自己的家人。
拟了故事线，小孩子自己写台词。三五人一组，一边用方言操练着现编的台词，一边在纸上记下来。不时因为自己的发挥而得意，笑得前仰后合的。
编好故事，写好台词，孩子们就开始确定演员，制作服装和道具。
导演、统筹、道具管理等职务都是由孩子们担任的。担任导演的男孩带领着大家排戏，不时会说“再来一遍”，行使他作为导演的权威。
十天的时间，孩子们都坚持下来了。最初有七个孩子，后来路过排练场地看热闹的小孩子也加入进来，参加的小朋友又邀约其他的小伙伴，最终一共十一个孩子参加了演出。
“放手让孩子们去做”，这是剑飞最大的感受。
“那样土味的话很地道。”张会长对方言创作很满意。剑飞在活动过程中会把孩子们讨论后写在纸上的台词整理、打印出来，方便排练，并保留了孩子们口语化的语言。张会长再用铅笔在上面把一些方言用普通话标注出来。活动结束了，他仍然收藏着那些稿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甚感欣慰和自豪。
“现在他们只是感受到好玩，到一定时候，六七十岁，就不仅是好玩了。”这是张会长的感慨，也是他的期待。
如何润物细无声地把对地方的情感和责任感，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是一个挑战。
放在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上看，上关村不甚特别，却也是一个当下乡村的缩影。一个小村子，在自然、经济、社会、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回应，而村庄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又与每个人紧密相连。每个人的理解和行动，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出于对文化、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考虑，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对外的展示，也是对内的认知与实践。而它的意义不仅是传承，更是不断地反思与创新，重新寻找其对当下生活的意义。在变化中，寻找个体的走向，也寻找村庄的未来。
■ 缪芸 毕业于伦敦大学人类学专业。曾任记者、图书撰稿人，现入职大理大学，涉猎人类学众多领域。长期关注社区发展，曾参与多家非政府组织的调研与培训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