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甘宁
这两年，我在德国读书和生活，遇到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分享说：我是广州人，我的母语是粤语。其实，可能对方并不知道粤语是中文里的哪家方言，广州位于地球上的哪个角落。然而，我对广州就是有着浓浓的身份认同，如我身上亮丽的纹身印记，我愿意它被更多人看见。
话说“老广州”，认识我的人也许会说，你才30岁出头，就敢戴个“老”字在头上！实话说，我觉得我真的够老了，如果廿年树木的话，我这30年还蕴含着上一辈的记忆和足迹。
一条约
就从小时候说起吧。我是在广州西华路长庚三约长大的。事实上这里是我奶奶的家，广府典型的竹筒屋1。因为妈妈经常到外地工作，所以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在我的脑海里，这房子的主人是奶奶、姑妈、表姐还有我。长庚三约的“约”是如街、巷一类的道路单位，但它是比街或巷都要小的聚居点。当年，长庚三约的一头位于人民路和西华路的交界处，那是一个小高地，所以从西华路的入口处有一道麻石大阶梯，光滑的麻石经年累月已经被 踩出一个个凹陷的弧形，遇上下雨天就成了音乐喷泉，因为每下一级石阶就“吧嗒”一下，水花四溅，这是只有孩子才会欣赏的风景。
在这条约，从这个大阶梯再往前走 300 米左右就到下一条街。短短的一段“约”承载着我的很多回忆——最深的印记是味道。当年在大阶梯上面有一档云吞面铺，给我的印象总是热气腾腾的，面汤的香气化为白雾往街上飘，弥漫在空气中，必定将过往的行人逮个正着。说到味道，就不能不提那时的竹筒屋，它是当时城区里最“普通”的房子，鳞次栉比地挤在短短的巷子里。一般有两层楼，除了瓦面做的斜房顶，还有典型的南方住家标配的三件头——矮脚花门、 趟栊门和大木门。相比之下，室内可谓“精致”：面积小，楼面矮，没窗户(只有天窗)，没有房间，也没有厕所和厨房。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挤在二楼的两张大通铺上，夏天就在一楼打地铺。楼下还有一张床给奶奶睡，在楼梯底有布帘遮挡，是放痰盂的地方，小便就在痰盂解决。因为家家户户的状况都差不多，所以全部人家都是在街上煮食，在街上乘凉，在家门口做手工活，街道俨然成了各家各户的厨房和客厅。人们走过街道的时候，就如穿堂过室，各家的事务都一览无遗。当时，作为小朋友的我，从巷头回家，见人都要打招呼，因为整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你。左边叫一声“四嫂”，右 边叫一声“梁伯”，左边再叫一声“八姑”，右边再叫一声“莲姨”， 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叫一声“奶奶”“姑妈”，为这一路的招呼画上句号。逢年过节，街道从来都不缺节日气氛，一路上可谓精彩绝伦:这家在杀鸡，那家在斩烧肉，这家在清蒸皖鱼，那家在炒粉丝，看得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口水更加是从巷头流到巷尾，各种香味编织交错，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如果这时候走过，总会被招呼“吃饭啦”“埋黎(过来)坐啦，加双筷子咋”“过黎(来)饮几杯，贺贺佢(庆祝它)”！
因为街道成了公共空间，作为小朋友的我，要打发闲暇时间就会往各家里钻，首先在八姑那里帮忙“拉沙士”——用夹子把碎布重新拨回棉花状，给专人收购用于清洁机器；然后到莲姨家穿珠片；再到对面家玩过家家；或者玩最有难度的捉迷藏——因为需要到不同的家里把人揪出来，运气不好的时候会被打赏一顿痛骂。所以，做孩子的总闲不下来，如果哪天我只待在家里，家人会怀疑我是不是生病了。
在这道巷子里，各人真实地做着自己，真实地生活，每家每户都或紧或松地相互交织，你尽情地演绎着你的生命故事，也成为了我的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这段在长庚三约的生活经历在我五年级时戛然而止，那一年，它被开发商征收了。现在的西华路，在广州也算得上是小明星，近十几年来这里的本土饮食小店为它打开了名堂，什么萝卜牛杂、芝麻糊、肠粉、云吞面应有尽有。如今每每走过，我心里还是惦记那条短短的只有 300米的小巷子，缅怀那种回到巷子就是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庄
成年后，我嫁入了广州郊区的一个庄。在那里，庄是比村还要小的村落单位，一个庄通常就聚居一房人。回家的时候，就如历史重演，得向在街上的人左右打招呼，因为他们都是我家亲戚。要记住他们的称呼，是一大挑战。同时，年纪轻轻的我就被称为“大婆”， 两个毛头娃儿就被尊称为“大叔”，没办法，因为我家相公的辈分大。
在庄里，家族的公共空间是一间祖屋。庄口有一棵上百年的大榕树，在重大节日，各家各户都要去祖屋上香奉神，最后一站必是到大榕树下拜一拜，才算礼成。而到了清明节，更需要全房人出动，到祖坟扫墓。在外打工的人能回来的都会赶回来，各家带上元宝蜡烛香、烧肉艾糍白饭、白酒、茶水，还有锄头和镰刀，浩浩荡荡上山去。山是荒山，需要排头兵用镰刀开路，一路老老少少互相扶持前后跟随。到山上后，集体铲杂草、除乱木、平整坟头，然后轮流上前拜祭，最后点上大鞭炮作为结束。可以说这一天比新年还要隆重，因为新年是家庭过的节日，而清明则是一房人一起过的节日。因为节日和仪式，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了回家的节奏，回到那片自然的山林中去，回首那些古老的灵魂。
到了过年，庄里的人家会做糖环过节。做糖环的功夫一点也不少，先要用柴火烧大锅，炒热糯米粉后，徒手趁热搓粉，然后捏出造型，再下油锅炸。以前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做，各家轮流来帮忙。红白喜事的时候也一样，在家里摆酒席，各家都派人来帮忙。可谓“一家办事，全村支持”。只可惜，时代的脚步没能留住这些集体共生的文化，现在庄里人家摆酒席往往都是上大酒店去，过年办年货都是上超市去。年依然是那个年，但味道淡了许多。
一个岛
当两个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个教育的梦，我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家庭，合办了一个家长互助式的家庭幼儿园，选址在广州的另一个乡郊——长洲岛。当时吸引我的是这里的地貌，它是一个小岛，还有频密的渡轮连接岛上居民出行广州。同时，它还保留有大片的果园菜地，河涌交织，基田相错。岭南的田基是一行田基一行水道，水道与周边河涌相连，如果田基上种的是杨桃就称为“杨桃基”，种荔枝就称为“荔枝基”，儿歌就有唱“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基”。从小到大，头脑中的岭南水乡就长这个样子，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定居在此，过起出门有街坊，天天能趁墟的日子。
岛上有早市和墟日，不少本地阿姨卖自家种的菜;岛上也有自己的宗族、庙宇。最隆重的节日是端午节，在真正的水乡自然会有龙舟。村里保存了很多岭南过端午的习俗，如提前一个月，乡老就敲锣鼓穿街过巷为端午募集捐款；在约定的日子，就会在河涌起龙舟；初一到初五划龙舟出海到其他村落探亲；端午前后在祠堂免费派龙舟饭，寓意乐善好施，老少同乐。不得不提的是，村里还存了一只有着180年历史的老龙头，每每提到，70多岁的族长总是娓娓道来，他爷爷怎样把龙头传给他爸爸，他爸又是怎样把龙头传到他手上的。我们这些外地人，装着本村人的样子认真地凑热闹，还办起端午亲子故事会，让非本地的朋友也能体味到这浓浓的水乡文化。
现在想来，除了端午节，我最想念的是在长洲岛每天和宝贝们一起走绿道下田的时光。我们还编了一段顺口溜:“手拉手，慢慢走，下到田里找蝌蚪!”就这样，无论风雨，我们慢慢地在荔枝树、龙眼树、杨桃树和香蕉树下经过；在鱼塘旁、河涌边逛过；在悠闲的鸡群中嬉笑跑过；在吠叫的看门狗前无声溜过。看着荔枝四月花开，五月挂果，七月成熟，我们总是满心欢喜。阿姨大叔忙着收获的时候，只要大声打个招呼，一束果子就会惊喜地掉到手上。鲜红娇嫩的外壳，晶莹剔透的果肉，是一年中最好的美味！然而，近年来，我们也体会到气候的极端化，有过连绵数周的阴雨，或是连日的暴晒，还飘过雪。植物来不及应对，人也屡屡感觉不适应。或许因为离自然近了，亲身经历了人与自然之间这份深刻的相互关联，我时常惊叹，在同一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世界。因为，时间就在自然中，以植物的多姿，以四季的轮换，以气候的无常，诉说着最绚烂最深刻的生活意义。一花一木一世界，万事万物自天成。
在做家庭园的几年，我和周娅办起了三粒豆亲子工作室，旨在推动城市的可持续生活，希望美好的生活有自然的参与，有社群的参与，人能谦卑简朴地生活，从一点一滴做起。慢慢地，我们聚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定期举办各种故事会，生活探索计划，工作坊、游学、分享会，或纯粹的“吹水会”，每个周末都排得满满的。互相倾听、分享、支持的氛围令这个社群越来越温暖，以致让我一直有个渴望，如果我们可以住在一起该多好！
就在这丰盛的四年里，本土文化、大自然、食物及可持续生活的理念，如埋藏在我内心的种子，慢慢苏醒过来。我隐约觉得，它们或许可以交错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群人身上产生共鸣。即便在巨大的城市，还是有那么一个角落让我们可以安放理想。
从一条约到一个庄再到一座岛，看着都是些平白无奇的生活日常。但恰恰是这些琐碎日常，让我感受到与一个地方，与大自然，与历史，与祖先，与一群人，无形地连接在一起。我的生活空间不再是房子的四面墙，而是有时间跨度、有空间纬度的小宇宙。这种感觉，如同人站在满天繁星的夜空下，突然惊觉自己与天地为一体，宇宙在演绎着雄伟的篇章，而我也是这部史诗中的一个章节。
最近两年，我和两个宝来到了德国读书。我这个老广州，顿时觉得过节没了气氛，聚会没了对象，学习换了模式，不由地热切想回家。无奈只能安慰自己，这段新旅程或许正如此文，让我有机会跳出自己的位置，回看过去，辨别出什么对我而言是重要的，我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现在还要为未来，准备些什么。
1. 竹筒屋，因其门面窄小，纵深狭长，形似竹筒而得名，也叫“商铺屋”。广州的竹筒屋产生于19世纪工商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内地皮开始紧张，地价上升，在这种形势下，商住两用的竹筒屋应运而生，成为近代广州传统住宅形式之一。
■ 甘宁 曾任广州灯塔计划青少年促进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三粒豆亲子工作室和推动家长互助式教育的豆丁生活园。现与两个孩子在德国斯图加特自由学院读书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