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志光（社區伙伴生態農業項目統籌）
實踐自然農法的農民鏟起野草，用以覆蓋他們的生態種植農田。
最近幾年，隨著城市農耕、共生經濟、社區支持農業（CSA）等一些概念在城市裏傳播和實踐，以及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進入農村推動生態農業，一些原來只是在小衆群體裏談論的農法也開始進入公衆視野。推動者一方面因這種快速的傳播和增多的實踐而歡欣，但接下來也帶來一些新的思考：大家對這些農法的熱情源於什麽？這些引進的農法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啓發？既然是農法，最終能否爲廣大農業生産者所應用，還是淪爲城市中産和小資的自娛自樂的活動？
國外農法爲什麽日漸受關注及推廣
在“現代化”的邏輯中，一切傳統的農耕智慧遂簡化爲落後的産物，久而久之，農民也忘記了自己原來也是農業技術的創新者。一直以來，國內農業推廣體系主要由科研人員與農業部門構建，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他們扮演積極技術開發與傳授角色。
不過，近年越來越多民間組織帶著强烈的對“農業現代化”的反思與批判，加入國內農業的推廣，，希望重構社會對“農”的認識。這些國外的農法普遍源於當地農民的傳統耕種知識，立足對農業現代化的抗逆，慢慢牽起一幕幕農業改革運動。之所以能够成爲運動，農法背後必須確立清晰的價值觀，通過有系統的文字整理與課程的制定，提供可以複製的條件，再通過各種推廣的平台迅速傳播。正是這些農法的“系統性”，十分容易與民間組織的工作結合，也包含著“解放”農業技術、把農業技術創新的主導權歸還農民作爲主體、抗逆長期被科研體制壟斷的局面。同時，國外農法亦有助缺乏農業背景的推動者，建立系統性的視角去理解農業。
農法的系統性從何而來呢？這些從農民實踐中“活”出來的本土農法，承載著各民族祖先如何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體現耕種經驗的“技術”，是共同實踐的成果，本不需要依賴太多外來推動力量。
到了較近代社會，全球不同地方陸續出現有心人士，有系統的整理傳統農耕的智慧，把這些傳統的經驗提煉成爲各種農法。細看這些農法的創始人，他們當中很多都是哲學家、宗教家、生態學家及農學家等而並非直接是農民，這些由知識分子創立或者總結的農法，一般都會形成系統的文字和培訓資料，以憑藉各種的推動平台作跨區域性的推廣，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回應當代的社會問題。例如，日本自然農法理念源創辦者個人對農業問題的反思，推廣途徑差異性大，從宗教組織以至民間環保運動系統。像福岡正信的自然農法思想便爲七、八十年代開始的樸門永續設計(permaculture)，以至“概念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y)運動，提供了一個實質的精神基礎。
整體來說，這些引進的農法既能向農民提供新的技術來源，讓推動者及稍欠農業背景的參與者能系統地去掌握，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一些科研人員重新重視傳統農耕，構成它們在國內日漸受歡迎的條件。
農法推廣：文化視角不可缺
其實，工業革命之前，人們理解農業還是以順應自然爲主，農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處理好人、自然與農作物的關係，也就是後來科學家說的食物鏈。因此，農法的根本其實是“關係”的處理，而不是單純依賴技術作爲生産條件的掌控。
農法包含哲學、技術和推廣三個要素。像原住民或少數民族的農法，基於他們傳統的自然觀發展出來的農耕經驗，通過祖祖輩輩的創新、傳承，結合歷史與文化的沉澱，匯聚出多元的本土農法。
農法的推廣關鍵要避免單一理解成爲技術的推廣（這正好是現代農業科技推廣的誤區），不但要瞭解和秉承農法後面的哲學理念，也不要忽略與本地農耕文化結合，在此基礎上再分析和判斷是否有引進的必要，以及如何推廣。尤其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底蘊還保留得比較完整，這些引進的農法如何能够嫁接到我們的傳統農耕文化裏？
例如，如果當地社區的傳統農耕已經近乎消失，推廣這些外來農法也許可以促進當地農戶的技術創新，不過，推廣時一定要能結合當地的資源、農事習慣，不能硬性照搬。相反，如果當地的傳統農耕保留得還好，外來農法不一定比傳統農耕有優勢，就沒必要推廣。否則，要麽就推不開，要麽還會擾亂農民原有的耕作。
舉個例子，曾經看過一些推廣水稻强化栽培（SRI,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的項目，主張在營養生長期保持濕潤但不淹水，實行間歇地“輕度”灌溉，使土壤不長期泡水。這跟我國的水稻文化差異很大，傳統認爲稻田保水一直是獲得高産所必需的條件。像聚居黔東南地區的侗族，屬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侗族祖先均居靠水的地方，稻鴨魚是傳統農耕文化的核心，這種間歇灌溉或旱地育秧的做法，因此都難以推廣，因爲農民需要在稻田裏放魚，他們的日常生活、節慶以及紅白事均離不開稻田裏的魚。
自然農法推廣：技術與價值觀不能分割
農法的技術與其背後的哲學是一體的，不能分割來看待。在推廣農法技術的同時，可能需要更長時間作價值觀的磨合。舉個例子，筆者近年參與過很多自然農法的推廣，發現假如我們向相對依賴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戶作推廣時，往往會事倍功半。
自然農法的代表人物福岡正信（1913-2008），身爲農技人員對戰後日本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土質變壞深有感受，認爲現代農業是一種病態農業。他在反思農業的弊端時，接受了中國2000多年前老子道家哲學“無爲”的觀點，認爲人類對大自然的干預太多。他主張的自然農業也因此以“無爲”爲基礎，福岡的自然農法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無”字，一切無用論，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農藥。
當農戶的心思還都集中利用有限的土地來增加收入時，便不會開放心態接受以不追求“農業性增産”爲本的自然農法實踐。相反，他們往往更希望依賴推廣者直接告訴自己，怎樣通過免耕及製作營養液來突破産量，而不會以“無爲”之心作修煉，也缺乏耐性。這並不是說農業增産不重要，而是要提醒推動者本身，如果把一種外來農法向農戶引進的時候技術與價值觀培養沒能同步，有時候不但看不見效果，誤導了農戶，造成農戶對所推廣的農法和推廣者的失望。
推廣生物動力農業：考慮東西方哲學的差異
相對自然農法源於中國道家的哲學基礎，生物動力農業背後是人智學的西方哲學，在大陸則少爲人知。因此，生物動力農耕在大陸的傳播主要通過華德福教育系統，此外還有德米特（Demeter）認證的生物動力農耕農場。
生物動力農業發源於歐洲。二戰前，歐洲的工業、經濟、環境和社會等領域問題層出不窮。魯道夫•斯坦納(1861-1925) 是奧地利社會哲學家，也是人智學的創始人。人智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的智慧、人類以及宇宙萬物之間的關係，稱爲精神科學。魯道夫把人智學用農業，發展出生物動力農業。這是一套配合宇宙律動的適時農作技術，此後，通過有機農業而在西方普及。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我們推廣生物動力農耕所應用的“生物動力液”，而農戶還沒有接受背後一套宇宙律動的理念時，確實搞不懂把牛角與牛糞收藏地底所謂何事？相反，有時甚至會産生抵制的心態！
樸門永續設計推廣：不要忽略農村現存的條件與文化
談到推廣的廣度與系統性，樸門永續設計算得上最爲成功。在1970年代中期，人口增長、資源過度消費和綠色革命導致嚴重生態退化，人們對許多社會和環境問題發出抗議，後來抗議者認爲光抗議是不够的，開始思考應對方法，比爾﹒莫裏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生態學家、大學教授，被稱爲朴門永續生活之父。
他與學生David Holmgren爲了回應快速擴張而高破壞性的工業化農業，開始構思如何發展出穩固的生態設計系統。他們在1978年的著作“Permaculture One”中，開創了樸門永續設計的主張。通過Bill Mollison 的著作、報道、他本人還在世界各地做諮詢，以及建立教育機構樸門學研究所等全球進行推廣。從七十年代開始，樸門支持著各地“理念社區”及“生態家園”運動，爲參與環保抗爭多年的社會運動家，提供另外一條尋找生活的路綫。近年，有來自台灣的老師在大陸也組織了多次樸門永續設計培訓。
從發展的背景看來，朴門著重人爲的規劃設計，爲一衆帶著另類生活理念的人，提供技術上的支持，讓大家能走在一起過自主的生活。這幾年，我們曾經分別針對農村與城市的對象組織樸門設計培訓。我們的發現是針對城市人的效果遠比農戶要好，一個我們總結的原因是樸門課程的內容經過高度提煉成爲課程系統，好處是便複製培訓，但有別於普遍農戶理解事情的邏輯。加上農村原有的條件與文化，往往不像理念社區那樣，由志同道合者開闢一塊新地，重新規劃，參與培訓後的農戶便往往覺得這些東西不是我們村裏傳統原來就有的嗎？
理清目標，避免本末倒置
因此，民間組織在推廣國外的農法時，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化視角，考慮東西方哲學的差異，並結合技術與價值觀的培養，以及先細心關注農村現存的條件與文化，作爲推動的基礎。
但是，退後一步想，畢竟我們先要明確自己引進外來農法的目標是什麽？其實，細看部分引進農法的內涵，其實都是源於我國的傳統哲學及農民智慧，非得一定要對外求助不可，變得本末倒置， 爲了推廣而推廣。或者，我們應該先花點時間，通過社區調查的手法，挖掘一下各民族的農耕文化核心，收集傳統知識，再探討如何與這些引進的農法“嫁接”，理念與技術緊接，讓更多的農民得以接受並嘗試。同時，要是想思考分析不同農法在中國落地現狀、趨勢，還是有必要回溯到創立農法哲學思想和那些農法源起時所回應的時代問題上。
本文原刊於《中國發展簡報》：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4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