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馬島的守衛者(們)

文 / 丘慧巧     原載 / 行動源

寫在前面

從菲律賓回來已經一個月了,我們又回到了忙碌的生活中。在研習剛剛結束之後的那個評估中沒有發現的感覺,好像也在我和菲律賓有了時空的距離之後愈來愈清晰。

回到上海後的生活,在地鐵擁擠的人群裏,在匆忙從自己身邊踏過的腳步聲裏,在輾轉到不同工作地點的旅途中。那在菲律賓的一個多月裏,我知道Natal(導師的姓氏)家門口的植物長得多快,知道賣燒烤的鄰居什麼時候出來擺攤,耐心地在海灘邊看遠處的漁船在夕陽裏歸岸,早晨和C一起賣掉她做的最後一塊米蛋糕。

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剛開始確實在我的心裏帶來了一些激蕩,但是平靜之後也覺得這些經歷的存在是讓我看清自己希望過的生活是如何的。我們需要過真實的生活,而這一種生活是在人和人之間的真實交流中才存在的。

2019.12.20

他們真的是在觀望嗎?

在這次研習計畫中,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叫馬林杜克(Marinduque)的小島。距離港口城市Lucena不到20公里,搭乘輪船渡海到小島需要3個小時的時間。在馬林杜克的Boac有西班牙風情的小街道、小餐館,在Gasan有美麗的海岸和碧藍的海水。我所在的村子叫Quatis。Quatis有著很長的海岸線,灰色的石頭被海水沖刷成鵝卵的形狀。我在村子裏的很多下午時光,是和我導師的女兒J一起在海岸邊聊天度過的。在海邊,我會經常在夕陽西下之時,看著漁船歸航。有的時候,在村裏的小路上,可以看到漁民提著條特別大的吞拿魚回家。

菲律宾马岛的守卫者们

日落時分孩子們在海邊嬉戲

這裏的人靠著大海生活,從這裏獲取魚類資源。對於孩子們來說,淺海的海岸是最好的嬉戲場地。在Quatis生活的時候,我有時也會在早晨和孩子們一起下海游泳,玩起抓人的遊戲。然而,在馬林杜克美麗又平靜的海域之下,在寧靜祥和的海島上,也有著諸多衝突的過往。
 
導師Delfin把我從馬尼拉接到馬林杜克的第一天,就和我聊到了許多和環境相關的衝突。他尤其提醒我,要了解馬林杜克,就不能忽視在歷史上發生的多起採礦導致的污染事件。為了讓我更了解馬林杜克環境保護的歷史,在中期評估後他帶我去了Mogpog的一個礦坑,想讓我多多了解污染的實際情況。同行的還有在MACEC(Marinduque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馬林杜克環境保護委員會)從事環保宣導的R。一路上,風夾雜著馬達的嘈雜聲,讓我們基本沒怎麼提起進行交流。
 
三輪摩托車在離開主路之後,就沿著一條幾乎不長草的石頭路朝深處開。可以說,從下了主路之後,路況變得有些顛簸,過了約莫15分鐘,我們就到了Mogpog的礦坑。剛到的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平靜如鏡面一般的碧藍色的「湖」,周圍長得高高的雜草,在微風下和水面的漣漪一起輕輕擺動。如果不是因為重金屬污染,這會是一個適合家庭野餐的地方。Delfin看著「湖」面,輕輕歎了口氣,一臉難過地說,「這些就是尾礦傾倒的結果,等下了雨,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水池。」我和R坐在「湖」邊的一塊石頭上,一邊看著水面,R告訴我,「礦坑裏的水溢出污染了河流和土地,人們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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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坑和周邊環境

根據R說的,我了解到了在1996年,菲律賓歷史上發生的一場嚴重的礦難——Marcopper礦難,這場礦難改變了馬林杜克的環境,也極大地惡化了周邊居民的生計。根據PRRM的資料,我也瞭解到這場礦難導致的洪水讓700個家庭、4400人口居住的5個村莊就此相互隔離,此外也嚴重影響了Boac和Makalupnit沿岸3萬多個以耕種和捕魚為生的家庭。
 
雖然礦難過去了很久,人們提起來還是一陣唏噓。當地的社會組織MACEC在當地開展了許多環保的項目,包括給人們做環境保護相關的培訓、開展海岸線清潔項。R說,「我之所以參與到MACEC的工作當中,是希望人們意識到,生態系統目前並不是處在平衡的狀態,通過告訴人們一些基本的環境事實,比如,馬林杜克島曾經有48%是林地,但是現在僅僅只有25%。」但是,她也告訴我,這裏的人們並不熱衷於參與宣導,很難被組織起來開展環保行動。她在講的時候,多少有些「恨其不爭」的感覺,畢竟環境已經如此糟糕,如果再不去改善,狀況只會更加惡劣。
 
但根據PRRM的同事提供的資料,對於外國煤礦公司的「為所欲為」,當地民眾不是沒有反抗過。早在1986年,Calancan當地的居民就發起了集體訴訟,當時的國會議員Lorendo Tanada發聲支持居民的行動,但是銅礦公司依舊繼續將礦廢倒在Calancan灣。1991年的時候,Mogpog的居民也反對Macorpper公司在她們的小鎮上修建大壩,認為這個工程會嚴重影響到她們的生計。
 
然而,1995年菲律賓出台了礦業法(Philippine Mining Act of 1995),這一法案可以說是規避了1987年菲律賓憲法中關於外國人在開採自然資源企業中只能擁有40%股份的規定,還允許了這些採礦公司將本地人從居住的區域「疏通」出去。雖然在1998年,菲律賓總統約瑟夫·埃傑西多·埃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承諾要廢除這個法案,他也沒有實現承諾,反而批准了這些企業繼續採礦和迫使村民搬遷。
 
環境保護,是居民的事情,但是卻不是他們能夠去左右的。這或許也會影響到當地人參與其他社區發展項目的心態。至少從這個礦難事件中,我會反思,那些關於人們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說辭——“wait and see attitude”(觀望態度)和“laziness”(懶惰),其實背後有的是社會的、歷史的原因。這些已經在歷史中成形的社會心態,已經經歷過的失敗以及已經被毀壞的農田海岸,都在拉扯著當地人參與到環保中的意志。

總有人會想做點什麼

我對菲律賓社區真正意義上的了解,是從我的導師Lolita和Delfin夫婦開始的。他們一直堅持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動當地人生計的改善,其中不乏涉及性別、環保的議題。這些行動也始於PRRM的召喚。PRRM,即菲律賓鄉村建設協會,是這個國家的鄉村發展先驅,也是最大、服務時間最長的發展機構,其開展的活動也集中在教育、生計、健康以及社區自治這幾個方面。在PRRM服務的60多年間,培育了很多在地的團體,有社會企業、有民間團體。我兩位導師,是PRRM在馬林杜克島當地發展的社區領袖。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最樸素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問起他們為何要做社區發展,他們總是告訴我,「這些事情總得有人做吧。」
 
我的女導師Lolita,一頭短髮,帶著一副眼鏡,給人沉穩和幹練的印象。但和她聊天之後,會發現她是一個說話慢慢的,也頗有耐心的一個人。有的時候說著說著,也會忘記或遲疑自己要提到的事情是什麼。在我心裏,也是個挺「小迷糊」的人了。但是就是這樣的一個「小迷糊」,承擔起了水資源管理、海龜保護、婦女社會企業、海岸垃圾清理等多個重要的社區發展項目。她常常帶著我去自己負責的不同的項目上進行觀察。
 
Lolita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精英,沒有接受過高中教育。在她年輕的時候,曾經在餐廳打工,做過最髒最累的活,給別人當過裁縫,結婚後又將大多數精力投入到子女的養育當中,可以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大多數菲律賓婦女可能都會經歷的人生。
 
Lolita告訴我,在她和Delfin認識和結婚了之後,曾一起在首都馬尼拉生活過。當時Delfin在馬尼拉擔任郵政人員,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在送信上,回到家的時候往往已經很晚了。Lolita在照料孩子的過程中,覺得自己一個人照顧孩子實在太累,需要丈夫更多地參與進來,就做了回鄉的決定。Delfin也因此調回了馬林杜克。她在村子裏做起了縫枕頭套的工作,後來則是通過教堂開展了一些社區生計活動,成立了一個公共小賣部,由教堂成員提供啟動資金,通過運營小賣部解決成員的生計問題。後來小賣部的運營出現了困難不得不關閉,她又帶著一些社區成員轉向製作魚醬。無論有什麼困難,她總是會想「我怎麼去解決它」。
 
Lolita就像Natal家門口橙色的花(後來我發現叫「黃波斯菊」)。這種花可以在有些乾燥的海島綻放。我也曾經在馬拉威鄉間雨天的小路上為之驚艷過。這種花似乎對生長的土壤要求並不高,隨處可以綻放。Lolita對生活給予的磨難,沒有太多的抱怨,承受的同時也不斷地通過各種策略尋找出路。她和我在海邊散步的時候,眼睛就會四處搜尋一番,看到有塑膠繩子,就會俯身去撿起來。「這些廢物需要清理,也可以重複利用起來。」後來,這也變成了我們每次去到海邊都會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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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ita把塑膠繩整齊地捆綁起來

我也陸續被她帶著去參與了許多她組織的會議,包括她發起的社會企業KKM的集會和其他和環保相關的會議。在會議上,她一改在家裏喜歡玩笑的樣子,面對著帶著疑問前來的居民,沉著冷靜地說明來龍去脈。雖然會議後,她總是和我說,「不知道下次會議人們還來嗎?」,但她似乎總是抱著希望。

我還記得11月8號那天,天突然變臉了。我當時在想,雨下得那麼大,和村民約定在Bancoro組織的會議還要繼續前往嗎?我猜想,因為天氣原因,許多本應該來參加會議的人可能都不願意冒著雨出門。雖然我們心裏都有些猶豫,但最終,我和Lolita,還有KKM的成員,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輛小小的三輪車裏,搖搖晃晃十幾公里到了會議地點。一路上由於風大雨大,我們半個身子都濕了。
 
雖然穿著濕衣服貼著身子很難受,但是大家還是等到了雨停下來好一段時間。等待的時間很漫長,在這過程中,我們在雨打棚屋的聲音裏昏昏欲睡。然而到最後,還是沒有一個村民出現在了會議上。即使是這樣,大家似乎也沒有沮喪的樣子。Lolita說,「我知道這樣的情況會發生,但是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知道,有的時候,提前和村民取得溝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真的得到那個地方,你才能知道會議能不能開。
 
在Natal家生活的日子裏,我時常看到她埋首於一摞摞的檔中,慢慢地在電腦上敲打著數位和英文字元,然後抬起頭對上我的關切的眼神,深深歎口氣,「哎,事情太多了,我好累啊」,然後聳聳肩笑了起來。有的時候,她也會讓我幫助她解決一些「技術難題」,對於word的一些功能,她仍舊不是很熟悉。可是那又怎麼樣呢?Rebecca(PRRM婦女協會的主席)也是一位非常令我尊敬的菲律賓女性。她告訴我,「你的導師,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但是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人。」在Rebecca培育的社區女性領導者中,最終還在繼續開展社區工作,還在當地作出一定影響的並不多,我導師是為數不多的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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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fin和Lolita一起進行項目說明

Delfin先生是Lolita的丈夫,也是我的另一個導師。他是一個身材挺拔,精神抖擻,做事情一絲不苟的人,喜歡讀書,喜歡集郵。他做了30年的郵政工作人員,為數不清的人送過信。因為早年在郵政部門工作的原因,他很早就開始集郵。每個月的工資裏,總會存下一些錢用來買自己喜歡的郵票。在結束了郵遞員的工作之後,他就參與到了PRRM的工作當中。他作為項目工作人員,在參與過程中成長為具有領導力的社區領袖。雖然這個辦公室後來關閉了,他還是繼續在社區裏開展項目,為當地的農民、漁民提供支援。
 
在2010-2015年間,他也積極地參與協助Gasan當地的漁民和摩托車司機成立了自組織Fisher Folks Association(漁民協會)和TricycleAssociation(三輪車協會)。這些機構叫People’s Organization(PO,人民組織)。PO和NGO不一樣,是由一些具有同質性的群體構成的,可以是小農、漁民、婦女或其他。PO有一定的組織架構,但是沒有像NGO那樣更加正式的管理。通常來說,這些機構會在外部的項目驅動下形成,但在項目結束後也可能會一直存在。在當地,成立PO的群體,往往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互助和社群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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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fin在和附近居民說明有機農業項目

現在,他和Lolita在嘗試推動社區有機農業的項目。項目的地址正是PRRM的辦公室舊址。辦公室本來已經被颱風摧毀了,可是Delfin又把那殘破不堪的屋子又重新搭好了。他告訴我,「這塊地如果不用起來,就浪費了。把房子搭好,人們就可以在這裏工作,農民可以在這裏做有機農業的嘗試,那不是很好麼?」他帶著我在房子周圍走了一圈,興致勃勃地告訴我,這裏要種點蔬菜,那裏要搭一個柵欄,旁邊的水塘也是可以釣魚的。這種時候,我就會覺得他興奮得有些像小孩子。
 
但是有機農業的項目也會面臨組織的困難。他常常和我說起人們不太願意來參加活動,「人們都不願意來,但是也是因為項目還沒有讓人們看到效果。可是如果不參與、不行動,事情永遠不會發生改變。」然而,他沒有將原因歸結於人們太懶,而是告訴我「這些也是收到政府工作路徑的影響。在政府的活動中,往往會給予參加會議的人一些好處,人們就為了好處來開會,如果你不給,那可能他們壓根就不會來了。」這樣的一種做法,在後來我和一位政府官員訪談的過程中也被官員提及,他們都認為,這樣會慣壞村民,但是這些都是公共議題,需要大家意識到解決這些問題是有利於自己生活的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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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家中“循环利用”的一角

他們在我看來是一對過著平凡又良善生活的夫婦。因為一起在看著海岸線清理的工作,他們院子裏的籬笆是用軟飲料的塑膠瓶子搭成的。平日裏和他們去到海邊,看到有塑膠制的繩子,他們也會撿起迴圈利用。家裏的冰箱極少有多餘或不得不浪費掉的食物,家裏垃圾會被分成幹濕兩類,塑膠、紙之類的會裝在麻袋裏,而食物殘渣會放置在塑膠桶中,可以用來製作堆肥。但是更可貴的是,更多的時候,他們也需要依靠自律和自我驅動,去開展社區裏的工作,雖然困難重重,他們也知道要解決困難僅僅依靠他們肯定是不行的,但他們還是依舊願意嘗試用更多的呼籲、宣導和實踐讓更多人加入其中。
 
以我的兩位導師開展的工作為主線,我也逐漸地了解到了馬林杜克的一些社群——成群結隊在海邊玩樂的孩子、出海打魚的漁民、在路邊販賣小吃的婦女、一起做魚醬的社會企業成員、有宣導環境保護的青年領袖/專家、地方的政府官員還有社區裏路過的居民們。

我們的海岸線,我們來守護

為了讓我更好地瞭解社區,我10月20日剛來到小島,才過了3天Delfin便帶我去到了加斯帕島(Gaspar Island)。小船帶我們穿過了綠松石一般平靜的海面,來到了一個覆蓋著雪白色珊瑚的海岸。海岸向海裏延伸了一條細長的黃色沙帶,這的孩子喜歡在那沙帶上嬉笑打鬧,連人帶著衣服毫無顧忌地撲向海面。大海是永遠向他們敞開的懷抱。在沙灘上,也有一些簡陋的棚屋,是專門給漁民和遊客休息用的。小島上幾乎沒有淡水資源,淡水和小漁船會使用的汽油都需要從大陸運來。雖然我沒有找到Gaspar Island的生計資料,但是根據其他研究以及我問到的情況,可以知道平均的家庭人口數大概在5人左右,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屋子(研究資料是82%),有超過20%的家庭使用過貸款,其中大多來自非正規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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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帕島的小夥子們在準備賽船

我上島的那天剛好碰上了漁民賽船的日子。我看到海岸邊集聚了人群裏有許多年輕的小伙子,他們中有的人是參與賽場的選手。我們的船剛到岸,我就看到看到一個個子有些矮小,皮膚黝黑,頭髮有些蒼白的男子,有些一瘸一拐地向我們走來。他對我們友好地微笑,臉上的皺紋一不小心就把眼睛給遮住了。我導師告訴我,「那個就是Roni,是Gaspar Island(加斯帕島)的傳奇人物。」這個身材有些小的老漁民和「傳奇」二字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當我問起他為何關心環境時,這位從10歲就開始捕魚的漁民真誠地提起自己早年時期過度捕撈的行為。他提到,這些行為持續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無魚可捕了,這讓他開始看到危機,也促使他逐漸地轉變為一個願意身體力行保護海洋環境的人。
 
這樣的危機意識也推動了島上漁民聯合會的成立,他也聯結了其他一些和他一樣有危機意識的漁民。我的導師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參與協助當地的居民成立這樣一個團體,協助他們申請一些小額的資助,來開展社區宣導的工作。一些外部的援助機構為包括Roni在內的一些社區代表開展了領導力培訓,希望他們能夠在社區中宣導可持續漁業的理念,進而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他開展宣導的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現實的問題。許多人不能理解,在他們看來如果停一段時間不捕魚,解決生計不是更困難了嗎?
 
「一個漁民在運氣好的時候,一天可以釣到10公斤魚,賺到1000比索,運氣不好的時候就什麼都沒有。」Roni告訴我,他也十分能理解大家生計上的考慮。
 
阻礙宣導的也有一些非法漁民和一些參與其中的執法者,他們希望通過賄賂,甚至通過威脅的方式,讓Roni不要揭發他們非法捕魚的行為。Roni沒有因為這些阻礙放棄宣導:「我不想使用暴力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可以通過和平的對話來促成共識。」他相信和平的溝通才能夠清楚地表達彼此的訴求。通過相對溫和的方式,Roni也說服了一些非法漁民放棄這種不可持續的捕魚方式。他還很驕傲地告訴我,其中一個漁民最開始也從事非法捕撈,但是後來他幫助漁民獲得了一個工作機會——barangay(菲律賓語,社區)看守,那位漁民就沒有再繼續參與非法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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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島上的孩子們一起玩耍

在這個團體中,除了Roni,還有其他的一些持續參與宣導的漁民。G就是其中的一個。她是一個女漁民,也是這個團體中負責聯絡集體活動的人。因為出海打魚,皮膚也被曬成了黑紅色。她有著高大健壯的體魄,來的時候手裏還拉著自己的女兒。
 
在我見過的漁民家庭中,很少有女性漁民。漁業可能在全世界都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部門。Lolita告訴我,在這裏是男性出海捕魚,女性就在家裏看家、去賣小零食或者參與一些近岸的活動,比如收集魚苗、使用魚網捕魚,但是G會和丈夫一起出海打魚。G解釋,自己之所以出海捕魚,是因為她很想幫助丈夫捕到更多的魚,家裏有5個孩子,不努力捕魚的話,孩子們吃飯和上學都會成為問題。
 
雖然女性在漁業上的參與十分有限,但是在社區組織中發揮的作用確實相對積極的。尤其是在涉及到海洋資源管理、環保這樣的議題。甚至一些妻子會代表家庭出席社區組織的會議。她和Roni一樣,也看到了魚類的大量減少給人們的生計帶來了挑戰,進而也認同用可持續的方式捕魚。「加入漁民協會,我可以做有益於後代的事情,也讓自己可以獲得鍛煉,和社區裏的人互相幫助。」說到漁民協會的工作,她的眼睛裏也會蕩漾更多神采。她特別告訴我,「加入漁民協會之前,她是個害羞的人,不大願意和人講話。但是現在還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外國人交流」,說罷看著我靦腆笑起來。她和我聊天的時候,淡定自若,也款款而談,我是完全看不出她以前是個羞怯的人。她告訴我,組織會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召集人們去開會,但也常常會碰壁,「大家覺得開會佔用時間,有時間可以去賺錢或幹一些其他事情」。對此,G告訴我,「你每家每戶不厭其煩地去說活動有多重要,總有人會聽的。」因為這些說明,願意來開會的人就漸漸多了起來。
 
雖然要把人們聚起來很難,但是這群漁民還是進行了持久的嘗試。因為這是他們的海岸,他們賴以為生的地方。

「一起做事,我可以交到朋友」

我在Quatis的集體時光,很多時候是和KKM的成員一起度過的。KKM是Kalipunan ng Kababaihan ng Marinduque的縮寫,「馬林杜克婦女協會」的意思。同時,KKM又是一家從事魚類產品加工的企業。婦女和魚,在這樣一個海島上,也有著特別的聯繫。
 
根據BFAR(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菲律賓漁業和水產資源部)1991年的一個調查,從事漁業的企業總數超過800家。員工數量超過10人的企業裏,女性員工的占比為13%,總體來看,女性在漁業商業中的勞動力佔比僅僅為10%。但是其實,當地婦女在銷售和加工環節有更多的參與,只是沒有體現在這個調查當中。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能讓人看到,女性參與的活動其實在整個漁業當中並不被視為是重要的,但其實也具有較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
 
一條魚在被釣上來之後,是否拿去市場售賣、是否需要加工醃製保存,這些都決定了食物的價值。像KKM這樣從事魚類加工的企業,是女性參與漁業的重要表現之一。同時,我也會看到在許多的有關女性參與漁業的研究中被忽視的一環,就是這些社會企業給漁業社區帶來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在社會治理層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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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KKM的女性成員(左)

KKM的創始人,也就是我的導師Lolita告訴我,這個企業的前身是一個小賣部。當時教堂的成員提供了一些啟動資金,一起運營了一個小賣部,為的是讓大家有其他的生計方式。但是後來因為小賣部的生意不太好,人們商量著要不就解散了。Lolita不希望就此放棄,就對這個集體進行了轉化,做起了魚醬製作的生意。Lolita就動員了自己家庭裏有收入的成員加入,同時也動員了社區裏其他成員進入,這裏面大多是婦女。她說:「最開始,我會去主動詢問人們加入的意願,也會觀察社區裏最需要支援和説明的人,再進一步去溝通、勸說。」社區動員是KKM開展工作的第一個步驟,村裏的一些「單打獨鬥」獲得生計的婦女也開始意識到這樣一個可以抱團的平台和機會。
 
參與到KKM當中的居民,都是一群留在村裏維持家庭照料的婦女。她們中很多人的丈夫在大城市裏打工,按時寄錢回家。
 
除了Lolita和她的家人之外,我認識的第一位KKM成員就是N。第一次見到N,是在KKM的一次會議上。那個時候她很害羞,知道我想問她一些問題,直說「我不知道怎麼說話」。後來在Lolita的鼓勵下,她才開始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回答的過程中,她也不太看我的眼睛,一邊說話,一邊臉不由自主地撇開。但是提到在KKM的收穫時,她眼睛裏也出現了一些自信的神采。她說,「我認識了村裏的其他人,獲得了友誼,和家人,尤其是和我婆婆的關係也改善了許多。」
 
N來自Nueva Vizcaya,那是一個山地地區,住著少數民族。她作為外鄉人嫁到這裏,人生地不熟,唯一一個了解她的丈夫,也都到馬尼拉打工了。此外,生活中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由於這邊的文化、食物和生活方式與家鄉的不太一樣,她花了好些時間才適應了這裏的生活。剛來的時候,沒人認識她,她也一直悶在屋子裏,不出門和這裏的居民來往。Lolita說,那個時候「我們以為她是個孤僻的人,因為她不經常出門走動。」但是當Lolita找到她的時候,勸說她加入KKM的工作當中,她似乎找到了真正踏出家門的第一步。
 
和N的情況有些不同,C是一位來自Quatis的單親媽媽,單獨帶著十一歲大的女兒一起生活。早年她帶著女兒在Laguna(又叫內湖省,是一個位於菲律賓呂宋島的省份) 工作,她在一個電子加工工廠上班。那段時間因為吃住生活都在集體宿舍裏,她只有周末才能去姐姐家看當時5歲的女兒。一直到女兒9歲才生活在一起。目前在KKM的工作以及米蛋糕的副業,能夠讓她留在女兒身邊。雖然收入沒有像在工廠時那麼穩定,但她覺得為了陪伴女兒成長,放棄工廠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C告訴我,自己在KKM裏擔任的是財務的工作,但是在KKM的工作暫停下來的時候,她就會去賣自己做的米蛋糕。她的米蛋糕很甜,是出海打魚的漁民、去上學的孩子以及早早出發去做摩托車生意的司機最好的早餐,所以常常很早的時候米蛋糕就賣完了。
 
第一次到訪C家,感覺這是個小但是被收拾得乾淨整潔、得到主人家精心裝飾的屋子。她告訴我,她每天都會做一些味道很甜的米蛋糕在家門口的小棚子裏售賣。我在一天早晨,8點就來到她賣米蛋糕的小攤,然而那個時候她已經賣得只剩下5塊蛋糕來了。「很多摩托車司機很早就出發了,還有孩子們很早上學,所以蛋糕很快就賣完了。」原來這些蛋糕,都是給早早出發去謀生計、去上學的人們。這也意味著,她需要很早就開攤。
 
她告訴我,「一個人把孩子帶大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尤其是現在沒有一份持久的工作,她必須努力工作才行」。我開玩笑地問她,「有沒有嘗試和其他的男人約會,或者考慮結婚?」。她挺堅決地告訴我,「我完全沒有這個計畫。家裏沒有男人,我可以隨時離開,想出門就出門,也不用做家務。」說完她自己也笑了,她說有朋友在就夠了。
 
C在給我看過她做的帳本,那本子裏還有一張圖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魚醬的銷售情況。她一邊看著圖表,一邊告訴我魚醬什麼時候最好賣,什麼時候買的人很少。當提起為什麼要加入KKM和繼續留在這個團體中時,她也像N那樣提到了KKM讓她交到了更多的朋友。我知道的是,在KKM,N和C都獲得了外出參加培訓和研討的機會,她們學習項目管理、學習財務知識,這些外出的機會都讓她們感到興奮,和被重視。
 
KKM的群體裏常常有家庭聚會,大家就會邀請彼此參加。我事後回想起來,Natal家為我和家裏幾位壽星舉行putong儀式的時候,見到的人其實很多都是KKM裏的小姐妹和老姐妹們。每次KKM舉行集會,或有學習活動的時候,我都會在旁邊看著她們開會。這些會議雖然沒有人強制每個人參加,但是她們總是帶著非常快樂的情緒參與進來。
 
有活幹的時候,她們就一起洗瓶子、裝魚醬,也一起閒話家常。沒活幹的時候,大家也常常會互相走動。在剛來到Quatis村時感到有些孤獨的N,也通過這個平台有了自己的人際網絡,也就是她總說的「和大家一起做事情,我可以交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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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看海的KKM姐妹

從和她們的聊天中,最常常聽到的詞是「朋友」和「關係」,這大概就是KKM存在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我也了解到,早些時候也有一些婦女退出了KKM,因為KKM沒有辦法獲得持續的盈利,無法充分地發揮提供生計的作用。對此,Lolita告訴我,這也是受制於海洋魚類的可獲得情況,再加上生產的週期需要一年,生產的持續性尚未能保障,市場行銷目前也還較多地沒有開展。因此,最後留在KKM裏的成員,一定是從這個組織中感受到了自己非常需要汲取的能量,在這裏她們是被認可、被需要,是彼此的朋友。
 
魚醬的生產非常受制於自然環境。Lolita告訴我,「這魚的個頭永遠都是小的,是可以用來做魚醬的,但是很多做魚醬的人會買沒長大的小魚,這樣就對魚類資源的傷害太大了。」她很憂心,因為過度捕撈,現在市場上能找到的鳳尾魚就愈發地少了。所以在鳳尾魚極少的情況下,她們也會用吞拿魚肉來製作魚醬。製作魚醬前,KKM的婦女成員會把魚用水先清洗乾淨,將鹽撒在鳳尾魚堆裏,並翻來覆去地攪拌。在這之後,魚會被放進製作魚醬的儀器裏進行充分碾碎。這些已經被碾得很碎的魚醬,會被一起裝進藍色的大桶裏進行7個月到1年的發酵,最終才能裝瓶保存。
 
魚醬有好幾種裝瓶方式,小瓶子的一瓶就只要25比索,容易攜帶。最大的瓶子就是像酒瓶那樣的,要300比索。所有的塑膠瓶子都是購買而來,也需要做密封的處理。除此之外,其他玻璃瓶的包裝都是回收再利用的,因此婦女們需要在裝瓶前對玻璃瓶進行徹底的清洗和殺菌,才能將魚醬裝進去密封保存。雖然洗瓶子,裝瓶子,都是非常簡單的活動,但是這也讓她們有了產生聯結的機會,也獲得了更多學習的機會。

菲律宾马岛的守卫者们

Palitaw為左下;臨走前大家希望讓我吃得更飽

在我離開前,N和其他KKM的成員給我做了palitaw。因為她們知道,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口有些粘膩的椰香。當我看著滿滿的一盤子palitaw時,心裏也充滿了樸素但充沛的情感,我或許也成為了她們的「朋友」。

一種可持續: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流

在菲律賓馬林杜克島短短的一個月時間,我能深入了解的東西其實並不多。但是最讓我覺得有收穫的是和當地人密切、深入而且真實的交流。在最後一天的告別餐會上,KKM的一位成員R和我開玩笑,「Tintin(我的菲律賓名字),你都讓我們忘了中國是咱們的敵人了。」從國際政治來看,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一直都很微妙。菲律賓有被美國殖民的歷史,在殖民結束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曾經的宗主國影響。他們所了解到的中國,是一個被意識形態加工過的中國印象,反之也亦然,從國內要了解到菲律賓,資訊還是相對要少的。在海洋資源的使用上,菲律賓和中國也會有相互顧忌的時候。但是在這一刻,好像這些政治化的表達,都顯得十分地脆弱。這大概就是民間溝通(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最有力量的地方。我們看見的彼此,不是來自某個經濟體的個人,不是代表任何政治立場或政黨的個體,而是真真實實的你和我。比起立場,我們更加重視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樣的交流,在眼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十分高漲的時刻顯得尤其寶貴。

菲律宾马岛的守卫者们

臨走前一天,大家一起在海邊ihawihaw(燒烤)告別

在終期評估中,社區發展伙伴的工作人員問我,你在這次經歷獲得的成長是什麼?我想,對我來說最寶貴的應該是讓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菲律賓。我所看到的菲律賓,是通過和馬林杜克當地社區裏的漁民、農夫、婦女、孩子、家人等互動逐漸清晰的。這些真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因為背景的差異、國際政治的緊張帶來的潛在偏見和不理解。我堅信,真實對促進彼此理解有著非凡的意義,而這些理解是一個和平世界的基礎。對我來說,可持續生活是個很大的命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自己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其實還應該盡自己所能去尋求人和人之間、文化和文化之間的平等。
 
因此,我很感恩社區裏的人們對我的坦誠和信任,是他們讓我對這個充滿衝突的世界,多了更多的對和平的信心。

後記

在書寫下這個後記的時候,已經是次年的4月份。去年12月份,也是我剛離開菲律賓不久後,KKM的生產區域遭到颱風破壞,她們的活動不得不因此而停止。今年的1月份,新冠疫情爆發,到目前為止,全世界都因為疫情的影響而處在一種巨大的不確定性當中——人與人之間因為病毒而浮現出的心理上的割裂、國家之間因為疫情而變得更加複雜的國際關係......

當我再回看在菲律賓的這段經歷時,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在外部的不確定中(無論是自然災害、公共健康危機還是不確定的國際局勢),尋找一種可持續的力量,是離不開人本身的培育和能動的。在疫情中,我陸續參與了多個社會行動,也深深體會到了人和人之間的聯結,可以形成怎樣的一股力量,去推動一個良善目標的達至。我認為這才是一個社會真正的成長。

 2020.4.21

■  丘慧巧    曾經在西非和南非地區從事兩年的國際組織和社區發展工作,從2018年開始涉足國內公益,關注社區可持續發展。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決心回到家鄉從事公民教育相關創業,試圖從培育公民行動力的角度來探索區域性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是野生創業者,未來也希望能夠用行動研究來獲得更多關於公民素養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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