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丽
感谢社区伙伴的邀请，让我在第一时间读到这组题为“看见小农”的内容，以及有机会来分享，通过这些文字，我看到什麽样的小农，以及小农正在以什麽样的状态和策略，在这个急速变迁中的时代生存和发展。
何为小农
宇辉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何为小农？是以耕作方式，还是农耕面积来界定？正纠结时，他从阅读中获得灵感：从人和土地的关系丶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实践来理解和辨识。他写道：“每一个人都与土地密不可分。以农为本的生活意味着对‘身土不二’的认同，意味着遵从大自然一年四季的规律，意味着因感恩大自然滋养着我们而带来的完整生命选择。带着‘以农为本的生活’去看‘谁是小农’这一提问，或许比斟酌‘小农’的定义更有启发。”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答案。
早前，学术界将“小农”（peasants）从广泛意义上的农业从事者（farmer）中剥离出来。後者包括耕种者丶农场主丶畜牧者丶牧场主丶承包者等农业经营者。这种剥离，包含着丰富多元的观察和解读视角，其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丶农耕与生活的关系被反复提及。
我也认真揣摩过两者的差别。於“农业经营者”而言，土地与自然是从中获取生计与利润的“资源”，其价值往往以物质所得衡量，在资本时代，甚至窄化为以货币衡量。
对於小农而言，土地与自然的意义则丰富得多，在获取生活所需的同时，融入与自然深度联结的生命体验丶情感与信仰，也就是宇辉提到的“身土不二”。黄寅笔下那位知足快乐的龙运才大哥所在的侗族地区，这种认同孕育出“江山是主人是客”的敬畏与谦卑，也发展出稻丶鱼丶鸭共生的农耕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征服者与操控者。人们爱护自然，很大程度上基於共情，而不仅仅是“可持续使用与获益”的功利计算。
这种认同，非躬身耕作者不能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小农之小，确实与规模有关。尽管很难以具体的面积数量来划分，但可以想像，贯注情感去劳作和照料的土地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大规模的垦殖畜养。因此，自给自足——满足自身及家庭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所需，乃是千百年来小农的生活方式丶目标与特征。
想必未来应如是——身心安顿丶愉悦劳作，获取生活所需的同时感恩回馈自然，是人们选择小农生活方式的首要目标与价值。这次专题当中，描绘了很多返乡农人的这种幸福感：
贵州的朝利侗寨，龙运才大哥稻熟鱼肥，折禾烧鱼，唱歌过节，富足欢乐；成都平原上，王成和他的太太瑞莲，一个谈起地里的植物，语气如同说起自己的孩子，一个聊起农场里安居的小动物，“眼睛亮了”；在亮亮农场，唐亮妈妈浑身洋溢着满足与骄傲，唐亮爸爸焦虑不再，怡然自乐；郑军种出肥美健康的番茄和青菜，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心满意足；湖南嘉禾的刘敏涛，如愿以偿地跟从小就在一起的果园朝夕相伴，实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向往……
当然，这只是小农生活的美好一面。
处境与挑战
在中国广袤乡村生活的绝大部分农民，向来被研究者视为“小农”或“乡民”。在历史语境中，小农之小，不仅描述生计方式的脆弱性，还标示出这一群体的经济丶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所处的“大社会”中居於弱势。
费孝通[1]在《乡土中国》中称，“中国的基层”是这些被城里人“蔑视”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靠土地谋生。
R.H.托尼[2]这样描述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由於“小片土地，古老的耕种技术丶变化莫测的气候以及外部的强征”，因而“始终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他们的处境就如同“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艾瑞克·沃尔夫[3]则从权力不平等来解释小农之“小”：“当垦殖者屈服於外界权者的要求与裁可——我们才可以称他们为乡民。”
一个世纪走过，中国农民及其所处的“大社会”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社会改造之後，小农已不再面临明显的外部强征，转而代之的是席卷而来的全球化丶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正如赫尔南多·德·索托[4]所言：“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空前的变革运动，西方国家以外的人民，正在摆脱自给自足丶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更广阔的市场上相互依存。”
小农不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纳税，但市场的隐性索取却越来越突出——教育丶医疗丶农资以及维持消费主义推动下日益高企的“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大笔现金，驱使他们廉价出卖产品和劳动，乃至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寻找生计。留乡或返乡的小农，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被污染的水和土地，丢失的传统智慧，疏离的人际关系和攀比之心……
朝利侗寨想要恢复泥鳅节，而田里已经没有泥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年轻人不想务农，换工互助变成现金购买；在广西都安，外来品种取代了自留种；在川西平原，在湖南嘉禾，离开了化肥丶农药丶除草剂，人们仿佛已不知如何耕种；而很多返乡农人，在尝试启动生态种植时，都会遭遇来自同为农人的亲友的反对丶嘲笑和不解。
此外，小农的另一种困境：在偏远山区的小农，受困於交通与信息不便，农产品难以出山换取现金收入，比如都安；地处城市近郊的小农，则在城镇化进程中时刻有失去家园与土地的担忧。
可以说，21世纪的小农大体上摆脱了“水深齐颈”的严重生存危机，但仍在所处的“大社会”中居於明显弱势。杂交品种和农药化肥的引进一度提高了产量，也使生产成本（购买农资的现金投入）大幅增长，打工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恶劣自然条件造成的“生计脆弱性”，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经济对不可把握的大市场的依赖。而且，作为土地的耕耘者，直接承担土地污染丶生态恶化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工业化进程的後果，以及作为全球市场产业链的最低端，被迫接受层层转嫁的风险。
小农的类似处境，不仅在中国，也在泰国丶日本，甚至亚洲和更大范围内普遍存在。乡村的人们往何处去丶如何安身立命，也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觉醒之路
庄孔韶[5]提出，急剧变迁的大时代中，小农未来的理想图景是“保持和契合小农传统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发展线索”，“排除文化替换的不得已的丶生硬的努力”，在增加农民福利的同时，尽可能缓解震荡和痛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组专题里的生态小农和他们的探索实践，显得尤其另类丶尤其珍贵。
毫无疑问，他们是觉醒的人丶是小农中的先驱。无论是贵州的龙运才丶广西的胜哥，还是湖南的敏涛丶四川的郑军丶唐亮和王成夫妇，返乡并非盲目跟随或被动裹挟，而是经过反思和自我追问的，每个人都问过自己：“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生活。”这种自觉让他们有了清晰的生活愿景，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去选择走一条大家都不看好丶实际上也困难重重的另类道路。
这种觉醒的契机，来源於过去几十年广阔的城乡流动。不论求学或打工，大量小农及其子弟，不再困守一隅，而是有机会经历不同的职业与生活情景，有足够丰富的阅历和视角回望自己的家乡，回望自己的生活，从中找到回应自己真实需求的资源和价值丶道路和方向。
也来源於学习的机会。从这些生态小农的故事中，我看到他们都有一些重要的学习经历，或受触动丶或被点燃丶或得到实用的经验和支持。他们背後关联着一些熟悉的名字：社区伙伴丶宣明会丶成都河研会丶沃土工坊丶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丶泰国的Wanakaset……
就此，我有两点感触：一方面，小农事实上的弱势状态，与学习资源的匮乏有关。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和讨论，以及实际的资源投放，大多集中在基础教育；而针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成年农民的教育，并未得到重视。已有的农民学习，主要是农业或实用技能培训，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农民需要更贴近其生活与文化丶更面向世界丶更丰富的学习内容和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农村发展工作者，我深深同意，人的觉醒与成长丶人与人的相互看见与联结，是发展工作最核心的价值。
这些觉醒的生态小农，不约而同地在做修复的事：修复土地丶修复健康，也修复与自然的联结。
他们重拾老品种，恢复节庆，修复家庭，也修复城乡之间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与信任。
每一种修复里，都在努力地扎根，扎根於脚下的土地，也扎根於所生活的社区。敏涛守护自家果园的同时，开始关注社区的垃圾处理。那一桶桶泼向焚烧垃圾的水，倾泄出他的愤懑，也启动了他对於个体家庭与社区共生关系的思考——独善其身是远远不够的，要营建更美好的家园，需要激发社区更多人的觉醒与共同行动。
他们在小农之“小”中感到迷茫，而又勇敢坚韧地寻求突破。
在都安，生态小农的实践受到社区的怀疑不解，产品受交通和信息等因素限制难以外销，对此，他们另辟蹊径，发现并启动社区内部市场——让生态农产品供应本地学校，同时通过举办校园活动，帮助家长们看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增进对生态食材的理解和信任。
更多的小农在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从联合家人与家族，联合社区同行者，到联合相邻区域的其他生态小农，联合城市社区的个体或团体消费者——联合行动与发声，也相互交流和学习，以获得较大的力量改变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小”与“弱”。
其中，泰国和日本的两个案例，让我看到小农合作的路径与前景。
陈小泰不仅在农民的网络中获得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坚定自己返乡的信心，从网络中学到生态种养殖知识技能，也从网络中获得市场信息与机会。他协助的农民合作社通过合作改善了生产方式和产品，也通过合作让小农主动去开拓市场成为可能。正如陈小泰所说：“小农的资源和资本都有限，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让团队更加坚实，让利益更加有保障。”
在日本，高桥博之所开创的《食通信》，则是以媒介为载体创造的超级联盟。这种“超级”从目前来看，集中体现在它不仅发掘和联合了一大批生态小农，同时发动了一般企业丶NPO丶渔协丶报社及电视台等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团体加盟进来，成为《食通信》的发行主体。高桥称，这是一种超越了地域和血缘的新型社区——它同时回应了小农与城市居民的需求，它凝聚了追求共同理想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在中国内地，也有类似於《食通信》思路的实践，如社区支持农业（CSA）和参与式保障体系（PGS），期望带动更多的机构丶团体和个人一起去发现和鼓励小农的生态转型。
挣脱裹挟
我观察到，互联网和物流网的普及，为小农的合作以及发展与城市消费者的新型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郑军丶唐亮等生态小农的创业中，都借力於淘宝丶微店等线上交易平台。但前提是，小农需要具备使用信息与物流通道的条件与能力。正如我的前同事丶贵州黎平龙额侗寨的返乡青年张传辉所说，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相当於高速公路开到家门口，但小农能否开车上去跑一跑，则是个问题。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曾宣称“以服务农产品销售为首要目标”，但实际运营的结果却成为工业品丶消费品下乡的主要通道。
此外，更需要关注和警醒的是，信息和物流的“高速公路”，将原本相对封闭的社区和小农与世界市场直接连接，在打破产业阶梯丶给乡村带来更多机会和利益的同时，也将使社区和小农直接面对全球化的所有挑战，以及市场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和文化，将面临更大冲击。
据媒体报道，2014年4月，《舌尖上的中国2》播出了雷山鱼酱的节目後，“引发了我国一场电商速度之战”。
报道称，2014年4月19日上海一位卖家连夜派人赶往贵州雷山，凌晨2点找到厂家，早上8点等到厂长，9点谈定价格，10点半传回相关图片素材，11点将鱼酱在天猫上线。天猫平台的销售速度也令人吃惊：上线20秒，卖出5坛，到晚上10点，1000坛鱼酱售罄。当年，该县涌现鱼酱加工厂10家，收购鱼18吨。全年销售鱼酱150吨，产值1200万元。
在傲人的销售业绩背後，并没有人关心和评估，暴增的销量，是否会造成用於制作鱼酱的野生鱼面临过度捕捞，以及将给当地河流生态带来何种影响。
因此，小农合作丶城乡互动丶打破信息鸿沟等种种努力，不能仅将小农和乡村当作农产品的供应者，更需要在此过程中呈现和伸张小农和乡村对生计安全丶生态平衡和文化情感的完整价值与需求，让小农和社区看到，也让需要食物丶相互依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看到。
在泰国，农村发展工作前辈恰恰弯[6]创办传统智慧网络，协助小农和社区发现本地智慧并重新贡献於生活，试图激发个体和社区自主性的觉醒。恰恰弯认为，这种觉醒，既有自我价值的伸张，又有不合理欲望的觉察和克制，方能在大时代各种力量的巨大裹挟中，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获得改变的力量。
正如恰恰弯强调的，这种觉醒，不仅小农和社区需要，每个人都需要。
李丽
贵州乡土文化社创始人
-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丶人类学家丶民族学家丶社会活动家。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人类学界经典之作。曾先後对黄河三角洲丶长江三角洲丶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也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丶历史学家丶社会批评家丶教育家。先後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学丶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代表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年）丶《贪婪的社会》（1920年）丶《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丶《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年）等。
- 艾瑞克·沃尔夫（Eric R. Wolf，1923—1999年）：人类学家，因乡民研究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在人类学之中倡导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知名。
-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经济学家，利马市“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曾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并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丶拉美和中东贫困国家制订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代表作有《另一条道路》和《资本的秘密》。
- 庄孔韶：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丶教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丶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丶《人类学研究》主编。参加组织和主持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电影节，主要研究领域为汉人社会丶游耕少数民族丶教育人类学丶影视人类学丶应用人类学等。
- 恰恰弯（Chatchawan Thongdeelert）：泰国清迈社会管理学院（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院长丶社会活动家，联合各种职业部门设计丶执行和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曾参与建立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博物馆，积极投身於地方文化保护，并致力於传递传统智慧与文化给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