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麗
感謝社區伙伴的邀請，讓我在第一時間讀到這組題為“看見小農”的內容，以及有機會來分享，通過這些文字，我看到什麼樣的小農，以及小農正在以什麼樣的狀態和策略，在這個急速變遷中的時代生存和發展。
何為小農
宇輝提到一個有趣的問題：何為小農？是以耕作方式，還是農耕面積來界定？正糾結時，他從閱讀中獲得靈感：從人和土地的關系、生活方式的選擇與實踐來理解和辨識。他寫道：“每一個人都與土地密不可分。以農為本的生活意味著對‘身土不二’的認同，意味著遵從大自然一年四季的規律，意味著因感恩大自然滋養著我們而帶來的完整生命選擇。帶著‘以農為本的生活’去看‘誰是小農’這一提問，或許比斟酌‘小農’的定義更有啟發。”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答案。
早前，學術界將“小農”（peasants）從廣泛意義上的農業從事者（farmer）中剝離出來。後者包括耕種者、農場主、畜牧者、牧場主、承包者等農業經營者。這種剝離，包含著豐富多元的觀察和解讀視角，其中人與土地的關系、農耕與生活的關系被反復提及。
我也認真揣摩過兩者的差別。於“農業經營者”而言，土地與自然是從中獲取生計與利潤的“資源”，其價值往往以物質所得衡量，在資本時代，甚至窄化為以貨幣衡量。
對於小農而言，土地與自然的意義則豐富得多，在獲取生活所需的同時，融入與自然深度聯結的生命體驗、情感與信仰，也就是宇輝提到的“身土不二”。黃寅筆下那位知足快樂的龍運才大哥所在的侗族地區，這種認同孕育出“江山是主人是客”的敬畏與謙卑，也發展出稻、魚、鴨共生的農耕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征服者與操控者。人們愛護自然，很大程度上基於共情，而不僅僅是“可持續使用與獲益”的功利計算。
這種認同，非躬身耕作者不能得。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小農之小，確實與規模有關。盡管很難以具體的面積數量來劃分，但可以想像，貫注情感去勞作和照料的土地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大規模的墾殖畜養。因此，自給自足——滿足自身及家庭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所需，乃是千百年來小農的生活方式、目標與特征。
想必未來應如是——身心安頓、愉悅勞作，獲取生活所需的同時感恩回饋自然，是人們選擇小農生活方式的首要目標與價值。這次專題當中，描繪了很多返鄉農人的這種幸福感：
貴州的朝利侗寨，龍運才大哥稻熟魚肥，折禾燒魚，唱歌過節，富足歡樂；成都平原上，王成和他的太太瑞蓮，一個談起地裡的植物，語氣如同說起自己的孩子，一個聊起農場裡安居的小動物，“眼睛亮了”；在亮亮農場，唐亮媽媽渾身洋溢著滿足與驕傲，唐亮爸爸焦慮不再，怡然自樂；鄭軍種出肥美健康的番茄和青菜，得到消費者的信任和認可，心滿意足；湖南嘉禾的劉敏濤，如願以償地跟從小就在一起的果園朝夕相伴，實現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向往……
當然，這只是小農生活的美好一面。
處境與挑戰
在中國廣袤鄉村生活的絕大部分農民，向來被研究者視為“小農”或“鄉民”。在歷史語境中，小農之小，不僅描述生計方式的脆弱性，還標示出這一群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在所處的“大社會”中居於弱勢。
費孝通[1]在《鄉土中國》中稱，“中國的基層”是這些被城裡人“蔑視”的“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他們靠土地謀生。
R.H.托尼[2]這樣描述20世紀初的中國農民：由於“小片土地，古老的耕種技術、變化莫測的氣候以及外部的強征”，因而“始終面臨嚴重生存危機”。他們的處境就如同“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艾瑞克·沃爾夫[3]則從權力不平等來解釋小農之“小”：“當墾殖者屈服於外界權者的要求與裁可——我們才可以稱他們為鄉民。”
一個世紀走過，中國農民及其所處的“大社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一系列社會改造之後，小農已不再面臨明顯的外部強征，轉而代之的是席卷而來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正如赫爾南多·德·索托[4]所言：“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大規模的全球性的空前的變革運動，西方國家以外的人民，正在擺脫自給自足、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在更廣闊的市場上相互依存。”
小農不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納稅，但市場的隱性索取卻越來越突出——教育、醫療、農資以及維持消費主義推動下日益高企的“體面生活”所需要的大筆現金，驅使他們廉價出賣產品和勞動，乃至離開土地，到城市去尋找生計。留鄉或返鄉的小農，還要面對更大的挑戰——被污染的水和土地，丟失的傳統智慧，疏離的人際關系和攀比之心……
朝利侗寨想要恢復泥鰍節，而田裡已經沒有泥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外出打工，留在家裡的年輕人不想務農，換工互助變成現金購買；在廣西都安，外來品種取代了自留種；在川西平原，在湖南嘉禾，離開了化肥、農藥、除草劑，人們仿佛已不知如何耕種；而很多返鄉農人，在嘗試啟動生態種植時，都會遭遇來自同為農人的親友的反對、嘲笑和不解。
此外，小農的另一種困境：在偏遠山區的小農，受困於交通與信息不便，農產品難以出山換取現金收入，比如都安；地處城市近郊的小農，則在城鎮化進程中時刻有失去家園與土地的擔憂。
可以說，21世紀的小農大體上擺脫了“水深齊頸”的嚴重生存危機，但仍在所處的“大社會”中居於明顯弱勢。雜交品種和農藥化肥的引進一度提高了產量，也使生產成本（購買農資的現金投入）大幅增長，打工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惡劣自然條件造成的“生計脆弱性”，同時也增加了家庭經濟對不可把握的大市場的依賴。而且，作為土地的耕耘者，直接承擔土地污染、生態惡化和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工業化進程的後果，以及作為全球市場產業鏈的最低端，被迫接受層層轉嫁的風險。
小農的類似處境，不僅在中國，也在泰國、日本，甚至亞洲和更大範圍內普遍存在。鄉村的人們往何處去、如何安身立命，也許將成為21世紀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覺醒之路
莊孔韶[5]提出，急劇變遷的大時代中，小農未來的理想圖景是“保持和契合小農傳統基礎上的農業社會發展線索”，“排除文化替換的不得已的、生硬的努力”，在增加農民福利的同時，盡可能緩解震蕩和痛苦。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組專題裡的生態小農和他們的探索實踐，顯得尤其另類、尤其珍貴。
毫無疑問，他們是覺醒的人、是小農中的先驅。無論是貴州的龍運才、廣西的勝哥，還是湖南的敏濤、四川的鄭軍、唐亮和王成夫婦，返鄉並非盲目跟隨或被動裹挾，而是經過反思和自我追問的，每個人都問過自己：“我是誰，我想要怎樣的生活。”這種自覺讓他們有了清晰的生活願景，意識到自己有力量去選擇走一條大家都不看好、實際上也困難重重的另類道路。
這種覺醒的契機，來源於過去幾十年廣闊的城鄉流動。不論求學或打工，大量小農及其子弟，不再困守一隅，而是有機會經歷不同的職業與生活情景，有足夠豐富的閱歷和視角回望自己的家鄉，回望自己的生活，從中找到回應自己真實需求的資源和價值、道路和方向。
也來源於學習的機會。從這些生態小農的故事中，我看到他們都有一些重要的學習經歷，或受觸動、或被點燃、或得到實用的經驗和支持。他們背後關聯著一些熟悉的名字：社區伙伴、宣明會、成都河研會、沃土工坊、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泰國的Wanakaset……
就此，我有兩點感觸：一方面，小農事實上的弱勢狀態，與學習資源的匱乏有關。對鄉村教育的關注和討論，以及實際的資源投放，大多集中在基礎教育；而針對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成年農民的教育，並未得到重視。已有的農民學習，主要是農業或實用技能培訓，而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發展，農民需要更貼近其生活與文化、更面向世界、更豐富的學習內容和機會。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農村發展工作者，我深深同意，人的覺醒與成長、人與人的相互看見與聯結，是發展工作最核心的價值。
這些覺醒的生態小農，不約而同地在做修復的事：修復土地、修復健康，也修復與自然的聯結。
他們重拾老品種，恢復節慶，修復家庭，也修復城鄉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結與信任。
每一種修復裡，都在努力地扎根，扎根於腳下的土地，也扎根於所生活的社區。敏濤守護自家果園的同時，開始關注社區的垃圾處理。那一桶桶潑向焚燒垃圾的水，傾泄出他的憤懣，也啟動了他對於個體家庭與社區共生關系的思考——獨善其身是遠遠不夠的，要營建更美好的家園，需要激發社區更多人的覺醒與共同行動。
他們在小農之“小”中感到迷茫，而又勇敢堅韌地尋求突破。
在都安，生態小農的實踐受到社區的懷疑不解，產品受交通和信息等因素限制難以外銷，對此，他們另辟蹊徑，發現並啟動社區內部市場——讓生態農產品供應本地學校，同時通過舉辦校園活動，幫助家長們看到食品安全的問題，增進對生態食材的理解和信任。
更多的小農在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從聯合家人與家族，聯合社區同行者，到聯合相鄰區域的其他生態小農，聯合城市社區的個體或團體消費者——聯合行動與發聲，也相互交流和學習，以獲得較大的力量改變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小”與“弱”。
其中，泰國和日本的兩個案例，讓我看到小農合作的路徑與前景。
陳小泰不僅在農民的網絡中獲得學習和交流的機會，堅定自己返鄉的信心，從網絡中學到生態種養殖知識技能，也從網絡中獲得市場信息與機會。他協助的農民合作社通過合作改善了生產方式和產品，也通過合作讓小農主動去開拓市場成為可能。正如陳小泰所說：“小農的資源和資本都有限，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贏得更多的社會認可，讓團隊更加堅實，讓利益更加有保障。”
在日本，高橋博之所開創的《食通信》，則是以媒介為載體創造的超級聯盟。這種“超級”從目前來看，集中體現在它不僅發掘和聯合了一大批生態小農，同時發動了一般企業、NPO、漁協、報社及電視台等各種各樣的機構和團體加盟進來，成為《食通信》的發行主體。高橋稱，這是一種超越了地域和血緣的新型社區——它同時回應了小農與城市居民的需求，它凝聚了追求共同理想和生活方式的人們。在中國內地，也有類似於《食通信》思路的實踐，如社區支持農業（CSA）和參與式保障體系（PGS），期望帶動更多的機構、團體和個人一起去發現和鼓勵小農的生態轉型。
掙脫裹挾
我觀察到，互聯網和物流網的普及，為小農的合作以及發展與城市消費者的新型關系提供了便利條件。鄭軍、唐亮等生態小農的創業中，都借力於淘寶、微店等線上交易平台。但前提是，小農需要具備使用信息與物流通道的條件與能力。正如我的前同事、貴州黎平龍額侗寨的返鄉青年張傳輝所說，人人都有手機的時代，相當於高速公路開到家門口，但小農能否開車上去跑一跑，則是個問題。阿裡巴巴的農村淘寶曾宣稱“以服務農產品銷售為首要目標”，但實際運營的結果卻成為工業品、消費品下鄉的主要通道。
此外，更需要關注和警醒的是，信息和物流的“高速公路”，將原本相對封閉的社區和小農與世界市場直接連接，在打破產業階梯、給鄉村帶來更多機會和利益的同時，也將使社區和小農直接面對全球化的所有挑戰，以及市場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和文化，將面臨更大衝擊。
據媒體報道，2014年4月，《舌尖上的中國2》播出了雷山魚醬的節目後，“引發了我國一場電商速度之戰”。
報道稱，2014年4月19日上海一位賣家連夜派人趕往貴州雷山，凌晨2點找到廠家，早上8點等到廠長，9點談定價格，10點半傳回相關圖片素材，11點將魚醬在天貓上線。天貓平台的銷售速度也令人吃驚：上線20秒，賣出5壇，到晚上10點，1000壇魚醬售罄。當年，該縣湧現魚醬加工廠10家，收購魚18噸。全年銷售魚醬150噸，產值1200萬元。
在傲人的銷售業績背後，並沒有人關心和評估，暴增的銷量，是否會造成用於制作魚醬的野生魚面臨過度捕撈，以及將給當地河流生態帶來何種影響。
因此，小農合作、城鄉互動、打破信息鴻溝等種種努力，不能僅將小農和鄉村當作農產品的供應者，更需要在此過程中呈現和伸張小農和鄉村對生計安全、生態平衡和文化情感的完整價值與需求，讓小農和社區看到，也讓需要食物、相互依存在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看到。
在泰國，農村發展工作前輩恰恰彎[6]創辦傳統智慧網絡，協助小農和社區發現本地智慧並重新貢獻於生活，試圖激發個體和社區自主性的覺醒。恰恰彎認為，這種覺醒，既有自我價值的伸張，又有不合理欲望的覺察和克制，方能在大時代各種力量的巨大裹挾中，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獲得改變的力量。
正如恰恰彎強調的，這種覺醒，不僅小農和社區需要，每個人都需要。
李麗
貴州鄉土文化社創始人
- 費孝通（1910—2005年）：江蘇吳江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在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裡程碑”，成為人類學界經典之作。曾先後對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進行實地調查，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策略。同時也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提出並闡述了“文化自覺”的重大命題，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英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批評家、教育家。先後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並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代表作有《16世紀的土地問題》（1912年）、《貪婪的社會》（1920年）、《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年）、《中國的土地和勞工》（1932年）等。
- 艾瑞克·沃爾夫（Eric R. Wolf，1923—1999年）：人類學家，因鄉民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在人類學之中倡導馬克思理論的觀點而知名。
- 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魯經濟學家，利馬市“自由與民主學會”主席，曾被《時代》和《福布斯》雜志稱為世界上最具號召力的改革家之一，為全世界20多個國家和政府首腦制定所有權改革計劃，並和自由與民主學會一起為亞洲、拉美和中東貧困國家制訂和推行資本形成計劃。代表作有《另一條道路》和《資本的秘密》。
- 莊孔韶：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人類學研究》主編。參加組織和主持第16屆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電影節，主要研究領域為漢人社會、游耕少數民族、教育人類學、影視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等。
- 恰恰彎（Chatchawan Thongdeelert）：泰國清邁社會管理學院（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院長、社會活動家，聯合各種職業部門設計、執行和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曾參與建立多個公民社會組織，建立博物館，積極投身於地方文化保護，並致力於傳遞傳統智慧與文化給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