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安小農的實踐
文 | 袁舍
都安位於廣西桂中偏西，地處雲貴高原南端，是號稱“九分石頭一分土”的石山王國，素有“千山萬弄”之稱。這些“山弄”被大山環繞，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耕地面積並不多，大多僅有幾十畝。與此同時，都安又是一個人口大縣，2014年都安人口為70.21萬人，按全縣耕地面積3.08萬公頃來算，人均還不到1畝地，且七成是山地。因地方資源稀缺，當地政府鼓勵年輕人外出務工轉移就業，家長教育孩子以“跳出農門，離開農村”為求學目的，導致大批年輕人背井離鄉外出務工。農村因為勞動力轉移，留下更多老弱婦孺從事農業，種養殖僅追求簡單化和高產量，慢慢地化學肥料代替了原本的堆肥、除草劑代替了人工除草、外來新品種代替了自留種，農業對於部分家庭來說更是可有可無的生計方式之一，以致農業耕作方式在近10多年發生了很大變化。
過去10年來，筆者一直在世界宣明會工作，負責都安的農村社區發展項目。世界宣明會是一個以提高兒童福祉為宗旨的機構，在推動生態農業的過程中，始終以提高項目社區的兒童獲得當地所產健康、安全食物的可及性為最根本的出發點。一開始項目組並沒有太多去考慮生態農產品往外銷售的問題，更希望社區自給自足，首先要滿足自己及所在社區兒童的需要。初次與農戶交流，我們很注重農戶自己家庭是否吃得健康，然後是周邊的人是否吃得健康，所以剩余生態農產品就近銷售成為我們考慮的策略之一。本文是筆者在都安推動生態農業過程中與農友交往的故事，借此粗略描繪一個小縣城的生態小農身影。
蔬菜：農友與學校的橋梁
勝哥是都安縣弄豆屯的農民，2010年之前夫婦倆一直在外地務工。“家裡有6畝旱地，每年開春種玉米，收割後再種上黃豆或紅薯，收入不到2000塊錢，地裡的作物一年可以養兩三頭豬，可是要養上至少一年，減去購買豬崽、運費等支出，可以再增加2000塊，這樣的收入很難養活一家人。要不是因為孩子上學，我是不會考慮回來的。”對勝哥而言，回到山裡住實屬無奈，只是因為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只能帶回村裡上學。
回到社區後，勝哥作為社區組織者之一申請了世界宣明會的社區發展基金，勒緊褲帶帶領屯裡鄉親們修路，兩年多才讓弄豆屯通了公路。在組織村民參與社區事務的過程中，勝哥個人的溝通、策劃及組織能力得以鍛煉，在社區中也逐漸擁有一定的威望，隨後開始參與村委工作，同時也在思考社區的進一步發展。社區發展的關鍵在於人的發展，而當前農村空心化的程度很嚴重，在社區中很難找到年輕人，特別是有組織能力的年輕領袖。勝哥等社區領袖的存在，有利於組織社區村民開展公共事務；另外，也容易成為新事務的實踐者從而為周邊農戶作示範。為了支持他們的學習和工作，我們常常會安排各種交流與外出考察，以擴展他們的視野和想法。
通過參與宣明會組織的一次生態種植考察及經驗交流活動，勝哥看到其他社區生態種植方式有不少成功案例，而且大家對於食品健康的關注也不少，便與弄豆屯的農戶討論，社區內如何開展對環境友善的種養以增加收入。大家覺得弄豆屯水源好，適合種植蔬菜，往年種植蔬菜收獲比較好，選擇大家比較擅長的蔬菜種植作為發展項目之一應該可行，可關鍵是以前路不通，大家都沒有農產品對外銷售的經驗，種好了蔬菜怎麼銷售成為最大的問題。
了解到勝哥的難處後，筆者同事與勝哥一起分析，是否可以就近找到一些有需求的客戶。這麼一想，大家都覺得本地的學校可以試試，因為政府開始重視營養餐，每天學校蔬菜的需求量不小。但是與學校建立關系達成合作，需要一些前期工作的鋪墊，於是，我們嘗試與本地學校的領導、老師進行兒童飲食健康的分享與討論，與學校合作開展家長兒童健康飲食交流、兒童種植體驗等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增進學校領導、老師、兒童及其家長的健康知識，不僅讓學校老師重視食品健康，也讓家長關注兒童營養餐的健康。幾經努力，終於促成當地小學校長與勝哥溝通達成合作意向，每天給學校供應50斤蔬菜。
2014年9月，5戶弄豆屯的村民開始合作種植蔬菜，面積約5畝，第二個月便有了收成。種出來的蔬菜品相好的送到學校，品相不好的用來喂豬，豬糞作為肥料供給蔬菜種植，由此形成一個簡單循環的生態鏈。為了讓合作種植農戶有更正式的身份，筆者和同事商量決定向縣經管局的合作伙伴介紹這個合作小組的情況，邀請縣經管局對農戶進行指導，看看是否可以登記注冊為正式的合作社。當時“合作社”這個名詞對社區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為此，同事與經管局的伙伴來到社區，與大家一起分享統購統銷如何提高市場競爭力，也邀請安徽阜陽的興農合作社理事長楊雲標先生來到都安做合作社成立及管理的培訓交流。大家大致明白了合作社的內涵和意義之後，勝哥便跟農戶一起准備好資料，注冊了“都安綠色菜園種植專業合作社”。
蔬菜統一定價每斤2.5元，第一個學期最後兩個多月，農戶有4000多元的收入，第二學期有9000多元的收入。對於合作，因為都是鄰近的農戶，就像平時農忙互相幫工一樣，翻土種植時每戶一人一起出工，平時輪流澆水、摘菜並配送到學校，由此，種菜成了大家的零工。如此堅持了兩年，時有多余的蔬菜也配送至鄰村的學校，200多名兒童因此得以享受健康的食材。蔬菜種植因保鮮、配送都不容易，只能定量生產，所帶來的利潤有限，對農戶來說，只能作為一種生活補助而非主要生計方式。但通過蔬菜種植，每戶每年可增加4000多元收入，再加上廢棄蔬菜用以養豬，讓農戶的家庭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社區交流活動中，我們邀請勝哥將他們的蔬菜種植經驗和銷售方式分享給周邊社區和組織，特別是一些經濟獨立的幼兒園。本地生態農產品與學校合作的形式，其實更適合幼兒園。正規的學校營養餐，因各層領導擔心食品安全問題，以及食品供應利潤的驅使，通常由大型食品公司供貨，學校自主能力比較弱，與此相比，幼兒園的食品供給相對靈活，為此，我們也努力影響社區幼兒園負責人關注幼兒食品健康，鼓勵他們自己種菜或者與周邊農戶合作，供應園內兒童食用生態蔬菜。如上朝幼兒園、帶河藍天幼兒園便與附近農戶合作建立了自己的菜園子，幼兒園2/3的蔬菜需求都可在村中滿足。在宣明會與幼兒園合作的家長交流會中，幼兒園以保證健康食品作為自己的重要品牌策略向家長宣講，得到很多家長的認可。
當然事情也並非一帆風順，過程難免曲折起伏。2016年，國家開始加快精准扶貧進程，在評選貧困戶過程中，有兩個農戶認為，因為自己是合作社社員所以未能入選政府貧困戶名單，得不到任何救助，而別的貧困戶卻得到政府的物資並援助建房，於是多次表達出反對合作社的意見。為此，勝哥深感困擾，再三考慮解散合作社。在多次聽取他的想法後，我們尊重他的意見，所以，合作社於2017年年初解散。勝哥自己會繼續按原先的目標進行生態種養，給周邊村民以示範，現在，勝哥與愛人獨自種植3畝蔬菜，品質好的供應學校，品相差的用來喂豬。勝哥自己的農產品不多，與學校討論定量生產，而出產豬崽則聯系本地小販上門收購。勝哥對經濟要求不高，生活尚且穩定。
但是，目前從事的種養給勝哥帶來的收入畢竟很有限，相對於越來越高的生活需要，兩者很不平衡，如何增加適當的收入來支撐家庭的生活需要，是我們正努力思考的。
鴨間稻：家的連系和紐帶
第一次見到金放，是在2015年7月。由於工作需要，我們經常通過與村民互動，尋找對發展議題感興趣的伙伴及共同的關注點。當時在弄六村委的辦公室裡，我們正與村民代表探討村民關注的發展議題，當同事分享與生態農業相關的案例時，金放認真傾聽並不時提出問題，讓我留意起這個剛返鄉，一邊從事農業一邊協助村委工作的年經人。
對於農村發展工作來說，最關鍵的是要推動人的發展，由人去促成事情的發展。現在的農村，年輕人、有能力的人都往外跑，只剩下弱勢人群留守，非常缺乏能夠自我組織、敢於接受新事物的人。所以，如何尋找有潛力的在地或返鄉青年人，陪伴他們成長，是我們鄉村發展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為此，在鄉村走訪的時候我們會有意識地觀察對社區發展議題感興趣、有想法的人，特別是青年人。
時隔兩月，廣西青年實習生項目組將要舉行新一期實習生培訓，我於是推薦了金放參加。這一次培訓讓金放對生態農業及社區支持農業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也就是在那次培訓之後，金放開始規劃自己的生態農業實踐之路。
培訓與外出訪學，是我們協助農戶學習的常用方式。每年我們都會組織村民與周邊從事生態農業的社區進行交流學習，對於我們這樣的發展機構來說，村民交流學習的收獲比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更有價值。自關注生態農業議題以來，我們項目的村民走訪了廣西境內的馬山、橫縣、鳳山、柳州，以及貴州洛壇、流芳村等地，在金放之前，已經有幾個社區的村民開始嘗試生態種植。
“實踐，才是王道。”這是金放2016年2月參加廣西青年實習生項目組組織的廣州訪學活動中深深記住的一句話。此次交流過程中，實地拜訪了城鄉彙、沃土工坊、伴誠品、銀林生態農場等機構，並與負責人進行深入的交流。過程中對於年輕人返鄉有深入的探討，也協助返鄉青年思考如何在鄉村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返鄉前如何對自己及所處社區的資源進行充分的評估，給自己及所生產的產品以明確的定位。這一過程，讓金放更清楚返鄉發展所面臨的艱辛，卻也更堅定了他追求可持續生活的信心，最終金放還是選擇了行動，先實踐，在實踐中學習和調整。
訪學歸來，春耕也開始了，第一年金放開啟了5畝稻鴨魚共作的耕種模式。本來他信心滿滿想做10畝，但在很多同行及朋友的建議下，最終決定先從5畝開始，待經驗及相關網絡成熟後再擴大規模。
大多農友在生態種植的初始階段都是比較孤獨的，周邊有很多的不解、疑惑甚至嘲笑，金放也不例外。他嘗試向周邊不理解的人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成效甚微。對此，我們想了個辦法，與村裡的幼兒園合作舉辦幼兒家長美食比賽，通過活動與眾家長分享食品安全問題和生態農業的理念，邀請金放現場參與互動，以增加村民對金放從事生態種植的理解。此外，通過組織村民一起完善田間道路，我們也參與到屯裡的村民會議中，與他們一起學習生態農業和社區支持農業的理念和知識。返鄉確實不易，發現困難並陪伴他們面對，也是他們堅持下去的力量之一。
第一年金放收獲的農產品不多，主要供給自己家庭及親友食用，事實上，金放並沒有很重視銷售及收入。我們曾鼓勵包括金放在內的幾位生態種植農戶與農墟平台合作，參與農墟的消費者互動活動。金放覺得第一年種植轉換期，產品品質尚不如意，不適合面對消費者。我們也覺得，參與這些與社區有比較長距離的平台活動，需要農人投入大量行政和時間成本，在產品並不多的情況下是比較難堅持的。因為產量不算很大，村裡一些進城務工的伙伴認可金放的理念和行動，早早跟他預訂生態稻米，為此，他以每斤6元的價格，將富余的500斤生態稻米出售給進城務工的同伴，讓他們帶到城裡，不僅吃得安心，也撫慰濃濃的鄉愁，就這樣，銷售基本都在本地完成。由此可見，富余農產品就近銷售是值得推廣的重要策略。
“雖然從事農業很艱苦，暫時沒什麼利潤，但因此可以與家人生活在一起，吃得健康，是我從事生態農業的信心的主要來源。”金放曾這麼告訴我。誠然，從事生態農業，實在是風險大且收入甚微。2017年8月初我再到弄六的時候，因為水災，稻田中的魚全部被衝走，鴨子也因為瘟疫受到嚴重損失，導致稻谷產量直線下降。看到金放時，他一臉無奈。那一刻，我內心有更多的觸動——這些有志的年輕人留在村裡，若沒有適當的收入，拿什麼來支撐遠大的理想和實際的生活？
陪伴前行
生態農業並不能僅憑一種情懷來支撐，我們也需要從商業發展的角度看待生態農業的發展，生產出有合理利潤的產品，讓農戶有適當的收入，以應對農村生活的需要。2018年，我們嘗試與幾位生態種植的農戶一起探索，先分析當前已有農產品在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的成本和收入，也分析農戶一家人生活所需的支出，然後確定一個合理的收入目標值。最後我們發現，需要針對現在的生產狀況進行很多調整才能滿足這個合理的收入。
通過這樣的探討和分析，勝哥開始減少肉豬的養殖，而把更多精力放在飼養母豬上，母豬數量增加至5頭。母豬不需要吃得很好，自家種的玉米、蔬菜和紅薯就可以喂飽，每頭母豬每年生產兩欄的豬崽可以帶來不小的收入。另外，勝哥還計劃養上幾箱本地蜜蜂，不但對環境有益，還能輔助經濟收入。
2016年9月，金放辭掉村委的工作，專職從事農業，通過商業分析，除了擴大水稻種植規模，還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生態養殖魚鴨上，並考慮加工周邊山上的野生檸檬。銷售上，也投入一些時間在產品的加工、宣傳和與消費者互動上。
作為這些先驅農戶的陪伴者、催化者，我們也需要不斷做出改變，以能更適當地協助他們發展。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們又多了一個角色——作為市場促進者推動縣域內生態農產品生產者與注重生活品質的消費者之間的交流與溝通，這個領域尚需要我們不斷學習和探索。
今天，依然有很多年輕人走在離鄉背井加入城市洪流的路上，而勝哥、金放等農戶卻能在返鄉和進城的艱難取舍中決定回歸農村，這是讓我一直非常欽佩的事情。通過陪伴他們的發展，讓我學習到許多在大石山裡生存的策略，以及更多的農耕文化、社群互助文化，感受到農村生活之美。相信這是一個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正是這些彼此的影響和關照，激勵著我們繼續走在農村發展工作的路上。像勝哥和金放這樣的農戶，雖然目前從事的生態農業規模很小，小得也許無法出現在某些官員、機構的眼裡，但他們卻是這個號稱“九分石頭一分土”的大山裡眾多生態農友的一個縮影。如何讓這眾多的農友及他們的孩子過上有盼望的生活，體現發展的成效，金放與勝哥正在用自己的行動為社區作出正向的示範。我們相信，在某些適合的環境下，這些示範會帶動社區走上更可持續的發展之路，所以即便很小、很慢，我們仍然願意繼續陪伴他們一步步地努力走下去。
袁舍
都安綠根公益聯合會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