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伍朗希 蘇卓銘
輕鐵緩緩而行，朝窗外望去，盡是有如倒模出來的住房，默然佇立在路軌兩旁，一直延伸至地平線的盡頭。商店被井然有序地收納在商場之內，行人的活動都被規範到建築物裡面，使得街道寬闊，卻少了一份生機。盡管筆者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每次來到天水圍，面對千篇一律的景色，都沒法辨認身處的位置，總得要看過站牌，才放心下車。天水圍是一個自上而下高度規劃的新市鎮，位於香港新界西北。區內壟斷情況嚴重，居民皆以「南長北展」[1]的苦況稱之，意指鎮南和鎮北分別給長實和領展兩個財團壟斷 。它是香港收入最低的地區之一，卻擁有全港物價最高的菜市場。商場幾乎取締地鋪，小商販缺乏生存空間，食品和日用品選擇甚少。在如此困境下，民間團體與當地街坊合作，於2013年成立社區組織「天姿作圍」，把地區偏遠扭轉為地理優勢，通過在近郊租田共耕、加工出售農產品、發行社區貨幣等方式，建立一套可持續的社區經濟系統，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2017年，「天姿作圍」攜手「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以下簡稱「發展網絡」）和「聖雅各福群會土作·時分」（以下簡稱「土作時分」）推動一個名為「轉型香港」的計劃，期望進一步開拓社區經濟的領域。是什麼原因驅使他們推動這個新計劃？幾年下來，如何在已有經驗基礎上進一步突破？本文試圖探討這一問題。
轉型香港：回應經濟、社會及生態危機
「香港的『免疫系統』真的很差！」發展網絡成員阿靚說。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本地農田銳減，90年代起製造業逐漸式微，轉以房地產、金融和服務業為經濟支柱。因為產業轉型，一些草根階層如工匠和制衣工人難以依靠自身的技能和經驗糊口，多數轉投缺乏自主的勞動工作或銷售行業，普遍工時長、收入低。生活方面，消費品高度依賴外地進口，加上地產霸權肆虐，衣食住行的選擇被局限在越走高檔化而漠視民生基本需要的商場內，百物騰貴。經濟的單一化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天姿作圍成員阿彭形容現時都市人的關系儼如“返完工就完”，意指大部分人面對嚴苛的工作條件，下班後疲憊不堪，鮮有工作外的交流，鄰裡間的溝通與支援網絡薄弱。另外，近年環境污染及其所引發的健康問題迫在眉睫。凡此種種，皆讓大家不得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提出詰問，探索在這時空下被定義為所謂“主流經濟”以外的可能。
歷史的契機出現在2015年10月，幾位組織者拜訪了英國的托特尼斯小鎮，與當地人士交流並了解到轉型城鎮模式後深受啟發，期盼能把有關概念引進香港。誠然，組織者各自所在的民間團體本已致力推動社區工作，但有感精力比較渙散，欠缺一個完整的視野；而且香港的發展藍圖素來受官方宰制，民間尚未有由下而上建立的一套有系統的願景與之抗衡。於是，來自不同團體的伙伴聯結起來，啟動“轉型香港”計劃。一方面，土作時分和天姿作圍推行社區貨幣的經驗能夠結合發展網絡所強調的“被照顧者” 視角，共同推動社區建設；另一方面，3個組織都努力突破過往以地區為本的組織方式，改為聯結香港其他社區，在擴闊社區網絡的同時，不忘以基層為主要對像的根本。現階段，轉型香港主要推行兩個實踐，分別是“社區肥皂師”和“區區通”。
從生活出發：社區肥皂師
香港沒有開采能源的歷史，組織者深明，若仿照英國從能源議題切入，通過談論石油峰值情況促使人們關注環境和生態問題，容易流於說教，使群眾興趣索然。對此，組織者選擇了“從生活出發”作為“轉型香港”的核心元素切入，通過觀察社區，了解街坊需要，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最初聚起來的是一群關心子女濕疹問題的婦女。阿靚一語道盡生態環境惡化的影響：“70年代出生的人沒幾個有濕疹，現在我們造成的惡果已經在下一代浮現……”婦女們發現，無論使用何等昂貴的護理用品，都未能有效舒緩子女的皮膚痕癢，她們當中更有不少因家居清潔長期接觸化學清潔劑而淪為“主婦手”的受害者，雙手的抵抗力每況愈下，塗抹再多石油提煉的護膚品仍於事無補。一支索價數百塊的藥膏，成本大多落在運輸、宣傳、代言、租金上，而且長期依賴畢竟治標不治本。由此，激發了大家親自動手做肥皂的想法——不但擺脫對化工產品的依賴，更可讓親人用上廉價且天然無污染的護膚品。由是，這群沒有全職工作的婦女通過組織者的聯結，活用社區既有資源，孕育了“社區肥皂師”的雛形。
有人有時間，配合生產素材就成事。制作肥皂的原材料非常簡單，只需油、水和氫氧化鈉，其中油可以通過回收獲取。自從香港政府立例規管廢置食用油處理方法後，發展網絡即登記成為其中一家收集商。一些餐廳曾主動聯絡希望供應廢食油，但因為食油量大、跨區運輸車費昂貴等掣肘，發展網絡不得不無奈拒絕餐廳好意。現在，只選擇與一家會所合作，定期收集15公升廢油。為免囤積大量易燃物品觸犯條例，婦女們需要頻密用油，加快肥皂制作，春節前借著廣東人“年廿八，洗邋遢”的傳統，鼓勵街坊棄用化學清潔劑，轉用天然肥皂，同時開拓更多區外的銷售渠道。
“社區肥皂師”的能量來自它的社區性和有機性。基於材料來源和數量，肥皂多是批量生產，街坊聚在一起制作會有群策群力為社區的滿足感。大家除了各自貢獻家中物資成為造皂工具之外，更按照自身對社區的認識和觀察，為肥皂灌注傳統文化及生活智慧，成為一群有趣的“City叔婆”[2]。例如，上水社區充斥廢棄的運輸和分銷的包裝紙，街坊於是就地取材，用來包裝肥皂，輕易轉廢為寶；天水圍街坊則在制作過程中靈機一動，加入家居廚余，以橙皮去油溢味，用馬鈴薯皮提升清潔效能，另外不時會在田間地頭挖掘野生中草藥，如小飛揚和雞屎藤，增加止癢效果。從消費者到制造者的角色轉化，反映出大家無限的創造力，遠遠超脫現今主流經濟的範疇。
本來只是持續3個月的計劃，但因為幾次行動聚集了一群人，大家興致盎然地繼續下去。除了天水圍，造皂行動擴展到其他多個社區，包括上水、灣仔、太子和荃灣。阿靚期望活動可以催生各區的肥皂師定期造皂，建立一個穩定的供應系統。“截至2017年12月，上水社區已經生產了500多塊肥皂。農歷新年前有望產出2000塊。”現在，肥皂通過市集分發給地區居民，連同設計好的承諾書，鼓勵領取肥皂的街坊和家庭從日常生活開始轉型，爭取做到在未來一年內不使用化學清潔劑。2000塊肥皂可能帶動2000個家庭開始實踐轉型。阿靚笑言，大家正在建立的是如假包換的“真泡沫經濟”，卻不用擔心泡沫會有爆破的一天。
除從個人層面讓人體驗到天然肥皂的好處以外，硬件上也必須發展出更多元的銷售平台，把社區生產的好東西推而廣之，方能成就一個可持續的另類經濟系統。因此，一個能廣泛接觸不同區域居民的市集不可或缺，“轉型香港”另一個主要實踐——“區區通”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
打通社區經濟的網絡：區區通
香港很多社區都擁有自己的另類經濟系統，如聖雅各福群會早在2000年代已在灣仔區開展社區經濟互助計劃，期間創造了一種社區專屬的“時分券”作為區內交換貨品和服務的媒介。街坊通過勞動力、技能或物資換取“時分券”，再從當區的市集和“時分天地”[3]中，輔以現金換取日用品，減輕經濟負擔。社區經濟的概念慢慢培養了肥沃的土壤，此後同類型的計劃如雨後春筍，在10多年內由不同組織在香港上水、天水圍、太子、觀塘、葵湧等地陸續推行。
2017年8月，為了促進不同地方的社區貨幣相互流通，各團體聯合試行名為“區區通”的計劃，發行一種“手掌”貨幣來統合各個社區貨幣，在6個社區市集流通。手掌的寓意是支援，當支援越多，社區積聚的力量就越大。手掌具體的算法是，1小時勞動獲得的時分券可兌換成6個手掌。街坊拿著手掌，除可在區區通市集換取一般的糧油雜貨和二手物之外，更可采購由不同社區生產的特色物品，如手工天然肥皂、有機農產品和醬料等。區區通重任之一就是提供一個銷售平台，讓某個社區生產的東西得以在不同社區流通，令街坊的勞動能服務他人之余，也為自己生活換來更多選擇。
實際上，轉型香港計劃的3個成員組織也是區區通計劃的參與團體，大家都期盼香港能有一個更宏觀的另類經濟模式。縱觀約半年的試行計劃，組織者認為區區通的成效不俗。時分券的流通性確如預期般有所提升，以往在單一社區舉辦的普通市集裡面，每次時分的平均流通量維持在3000時分左右，區區通計劃開展後，每次市集平均流通量躍升至1萬時分。土作時分成員阿靖和天姿作圍成員阿彭表示，就個人層面而言，區區通使時分更實用，讓每個街坊更能通過計劃善用資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令更多的資源重新投放在個人身上；從社區層面而言，區區通舒緩了時分流通的困難，使時分免於囤積，進一步激活社區經濟的生命力，同時促進資源留在本地，使得“每花10元就有9元留在香港”。此外，物品的價格皆由街坊自行商議擬定，每位參與者均有發言權，過程中彰顯了平等精神，未嘗不是一場社區民主的“身教”。
然而，計劃也面臨一些技術上的困難。阿彭認為，試行期間各個社區以輪流的形式舉辦市集，街坊搬運東西前往不同地區擺賣確實奔波勞碌，建議日後可以針對地點限制來改善計劃，如讓街坊可以在原區使用手掌購買其他社區的物品，增加計劃吸引力。阿靖則認為，現在市集攤位的兌換工作主要由組織內部成員負責，對人力需求頗高，更佳的做法是鼓勵街坊自己承擔起來。
談及區區通下一階段的計劃，組織者醞釀著不同可能性，包括出版刊物推廣社區貨幣，促進概念的傳播與推廣；尋找民間團體和學者整理數據和梳理論述，讓公眾更多了解轉型實踐；邀請其他機構，如地區小店、社會企業、教育團體等，參與社區貨幣計劃；采納電子化的模式方便貨幣的交易和結算等。組織者深明每個團體步伐不盡相同，需要顧及各團體的時分收支平衡以維護大家的積極性，所以未來或許要通過更多的先導計劃來調整策略。
組織手法的革新
傳統扶貧的社會福利機構主要以貧困基層為服務對像，認為貧困基層是最缺乏資源的一群人。基於較低的收入，窮困人士不但物質短缺，更要面對隨之而來的文化、社會和人力資本的匱乏。然而，轉型香港嘗試探討的是綜合經濟、社會和生態三方面的問題，所以，改革不再局限於低收入人群，而是包括所有受單一全球化經濟模式掠奪和剝削的群眾，在定位上與傳統扶貧有差別。
因此，轉型香港期望更廣泛地接觸群眾，對像不限於地域性社區，更涵蓋功能性社區，歡迎了解或不了解相關理念的朋友，通過具體行動，深入了解和思考個人能夠在生活上做出的改變，繼而感染他人，將理念散播到自己的社群。有別於過往的組織手法，組織者不會抱持一套固有的理念和行動方法，只是以服務弱勢群體的姿態工作，而是開放平台，鼓勵民間自發走出來，發揮自我能動性與創造力，對應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采取相應行動，建立一套可持續的生活模式。如“社區肥皂師”的實踐，造就了異質網絡[4]的形成：太子社區的參加者異質化程度很高，有文員、教師、社工等，還吸引了專業的造皂朋友參與。其中有一位社工參與者更表示，學會造皂後可以回到學校教學生，在自己的網絡內傳播開去。另外，坊間或會質疑這些行動會否跌入“中產才能關心環保或生態問題”的流弊，轉型香港以行動證明，正因為建立了一套另類的經濟系統，重建和擴大生產平台，調配和善用社區的人力和物資，補足主流經濟的缺陷，才能讓基層朋友共同進入這套範式的改變，成為運動中的核心力量，突破中產的局限。
組織者坦言，香港與西方社會存在文化差異，這使得在香港推行轉型概念時必須多下苦功。他們觀察到，西方社會只要有幾個人對某一個項目感興趣，就會自發聚起來實踐，並樂於對外分享。相反，可能是華人性格偏內斂低調的原因，總覺得自己的想法或行動不值一提，所以較少與他人分享，更不用說自發組織起來嘗試實踐。因此，組織者將自己比作助燃者，推行轉型概念的初期要在各區點燃火種，與街坊合力做出一些具體行動，提供典範和根據，以期日後漸漸退居幕後，讓火種得以在不同地區、以不同形態繼續“自燃”下去。
哪怕天水圍乃至香港其他社區被高度規劃，不少組織者依然站穩陣腳，抱持一股快樂的因子，扎根民間推動日常的生活改變，為刻板的社區注入生機。通過鼓勵多元參與、平等商議、資訊開放和知識累積，讓民主在日常得以踐行。如阿彭所言，大家期望的不只是此刻耕種土地，而是長遠滋養土地；不只關心眼前的樹有沒有收成，而是相信10年後的樹會對社區有更多回饋。可以相信，轉型的可貴不僅在於點燃更多項目，更在於通過轉型，鼓動起各個界別的人士，共同塑造一種有益的社群關系，讓關系成為泥土的養分，使運動得以薪火相傳。
伍朗希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作社“山城角樂”創始人
蘇卓銘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作社“山城角樂”創始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