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伍朗希 苏卓铭
轻铁缓缓而行，朝窗外望去，尽是有如倒模出来的住房，默然伫立在路轨两旁，一直延伸至地平线的尽头。商店被井然有序地收纳在商场之内，行人的活动都被规范到建筑物里面，使得街道宽阔，却少了一份生机。尽管笔者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每次来到天水围，面对千篇一律的景色，都没法辨认身处的位置，总得要看过站牌，才放心下车。天水围是一个自上而下高度规划的新市镇，位於香港新界西北。区内垄断情况严重，居民皆以“南长北展”[1]的苦况称之，意指镇南和镇北分别给长实和领展两个财团垄断 。它是香港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却拥有全港物价最高的菜市场。商场几乎取缔地铺，小商贩缺乏生存空间，食品和日用品选择甚少。在如此困境下，民间团体与当地街坊合作，於2013年成立社区组织“天姿作围”，把地区偏远扭转为地理优势，通过在近郊租田共耕丶加工出售农产品丶发行社区货币等方式，建立一套可持续的社区经济系统，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2017年，“天姿作围”携手“天水围社区发展网络”（以下简称“发展网络”）和“圣雅各福群会土作·时分”（以下简称“土作时分”）推动一个名为“转型香港”的计划，期望进一步开拓社区经济的领域。是什麽原因驱使他们推动这个新计划？几年下来，如何在已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本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
转型香港：回应经济丶社会及生态危机
“香港的‘免疫系统’真的很差！”发展网络成员阿靓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地农田锐减，90年代起制造业逐渐式微，转以房地产丶金融和服务业为经济支柱。因为产业转型，一些草根阶层如工匠和制衣工人难以依靠自身的技能和经验糊口，多数转投缺乏自主的劳动工作或销售行业，普遍工时长丶收入低。生活方面，消费品高度依赖外地进口，加上地产霸权肆虐，衣食住行的选择被局限在越走高档化而漠视民生基本需要的商场内，百物腾贵。经济的单一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天姿作围成员阿彭形容现时都市人的关系俨如“返完工就完”，意指大部分人面对严苛的工作条件，下班後疲惫不堪，鲜有工作外的交流，邻里间的沟通与支援网络薄弱。另外，近年环境污染及其所引发的健康问题迫在眉睫。凡此种种，皆让大家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提出诘问，探索在这时空下被定义为所谓“主流经济”以外的可能。
历史的契机出现在2015年10月，几位组织者拜访了英国的托特尼斯小镇，与当地人士交流并了解到转型城镇模式後深受启发，期盼能把有关概念引进香港。诚然，组织者各自所在的民间团体本已致力推动社区工作，但有感精力比较涣散，欠缺一个完整的视野；而且香港的发展蓝图素来受官方宰制，民间尚未有由下而上建立的一套有系统的愿景与之抗衡。於是，来自不同团体的伙伴联结起来，启动“转型香港”计划。一方面，土作时分和天姿作围推行社区货币的经验能够结合发展网络所强调的“被照顾者” 视角，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另一方面，3个组织都努力突破过往以地区为本的组织方式，改为联结香港其他社区，在扩阔社区网络的同时，不忘以基层为主要对像的根本。现阶段，转型香港主要推行两个实践，分别是“社区肥皂师”和“区区通”。
从生活出发：社区肥皂师
香港没有开采能源的历史，组织者深明，若仿照英国从能源议题切入，通过谈论石油峰值情况促使人们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容易流於说教，使群众兴趣索然。对此，组织者选择了“从生活出发”作为“转型香港”的核心元素切入，通过观察社区，了解街坊需要，因地制宜丶有的放矢。
最初聚起来的是一群关心子女湿疹问题的妇女。阿靓一语道尽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70年代出生的人没几个有湿疹，现在我们造成的恶果已经在下一代浮现……”妇女们发现，无论使用何等昂贵的护理用品，都未能有效舒缓子女的皮肤痕痒，她们当中更有不少因家居清洁长期接触化学清洁剂而沦为“主妇手”的受害者，双手的抵抗力每况愈下，涂抹再多石油提炼的护肤品仍於事无补。一支索价数百块的药膏，成本大多落在运输丶宣传丶代言丶租金上，而且长期依赖毕竟治标不治本。由此，激发了大家亲自动手做肥皂的想法——不但摆脱对化工产品的依赖，更可让亲人用上廉价且天然无污染的护肤品。由是，这群没有全职工作的妇女通过组织者的联结，活用社区既有资源，孕育了“社区肥皂师”的雏形。
有人有时间，配合生产素材就成事。制作肥皂的原材料非常简单，只需油丶水和氢氧化钠，其中油可以通过回收获取。自从香港政府立例规管废置食用油处理方法後，发展网络即登记成为其中一家收集商。一些餐厅曾主动联络希望供应废食油，但因为食油量大丶跨区运输车费昂贵等掣肘，发展网络不得不无奈拒绝餐厅好意。现在，只选择与一家会所合作，定期收集15公升废油。为免囤积大量易燃物品触犯条例，妇女们需要频密用油，加快肥皂制作，春节前借着广东人“年廿八，洗邋遢”的传统，鼓励街坊弃用化学清洁剂，转用天然肥皂，同时开拓更多区外的销售渠道。
“社区肥皂师”的能量来自它的社区性和有机性。基於材料来源和数量，肥皂多是批量生产，街坊聚在一起制作会有群策群力为社区的满足感。大家除了各自贡献家中物资成为造皂工具之外，更按照自身对社区的认识和观察，为肥皂灌注传统文化及生活智慧，成为一群有趣的“City叔婆”[2]。例如，上水社区充斥废弃的运输和分销的包装纸，街坊於是就地取材，用来包装肥皂，轻易转废为宝；天水围街坊则在制作过程中灵机一动，加入家居厨余，以橙皮去油溢味，用马铃薯皮提升清洁效能，另外不时会在田间地头挖掘野生中草药，如小飞扬和鸡屎藤，增加止痒效果。从消费者到制造者的角色转化，反映出大家无限的创造力，远远超脱现今主流经济的范畴。
本来只是持续3个月的计划，但因为几次行动聚集了一群人，大家兴致盎然地继续下去。除了天水围，造皂行动扩展到其他多个社区，包括上水丶湾仔丶太子和荃湾。阿靓期望活动可以催生各区的肥皂师定期造皂，建立一个稳定的供应系统。“截至2017年12月，上水社区已经生产了500多块肥皂。农历新年前有望产出2000块。”现在，肥皂通过市集分发给地区居民，连同设计好的承诺书，鼓励领取肥皂的街坊和家庭从日常生活开始转型，争取做到在未来一年内不使用化学清洁剂。2000块肥皂可能带动2000个家庭开始实践转型。阿靓笑言，大家正在建立的是如假包换的“真泡沫经济”，却不用担心泡沫会有爆破的一天。
除从个人层面让人体验到天然肥皂的好处以外，硬件上也必须发展出更多元的销售平台，把社区生产的好东西推而广之，方能成就一个可持续的另类经济系统。因此，一个能广泛接触不同区域居民的市集不可或缺，“转型香港”另一个主要实践——“区区通”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打通社区经济的网络：区区通
香港很多社区都拥有自己的另类经济系统，如圣雅各福群会早在2000年代已在湾仔区开展社区经济互助计划，期间创造了一种社区专属的“时分券”作为区内交换货品和服务的媒介。街坊通过劳动力丶技能或物资换取“时分券”，再从当区的市集和“时分天地”[3]中，辅以现金换取日用品，减轻经济负担。社区经济的概念慢慢培养了肥沃的土壤，此後同类型的计划如雨後春笋，在10多年内由不同组织在香港上水丶天水围丶太子丶观塘丶葵涌等地陆续推行。
2017年8月，为了促进不同地方的社区货币相互流通，各团体联合试行名为“区区通”的计划，发行一种“手掌”货币来统合各个社区货币，在6个社区市集流通。手掌的寓意是支援，当支援越多，社区积聚的力量就越大。手掌具体的算法是，1小时劳动获得的时分券可兑换成6个手掌。街坊拿着手掌，除可在区区通市集换取一般的粮油杂货和二手物之外，更可采购由不同社区生产的特色物品，如手工天然肥皂丶有机农产品和酱料等。区区通重任之一就是提供一个销售平台，让某个社区生产的东西得以在不同社区流通，令街坊的劳动能服务他人之余，也为自己生活换来更多选择。
实际上，转型香港计划的3个成员组织也是区区通计划的参与团体，大家都期盼香港能有一个更宏观的另类经济模式。纵观约半年的试行计划，组织者认为区区通的成效不俗。时分券的流通性确如预期般有所提升，以往在单一社区举办的普通市集里面，每次时分的平均流通量维持在3000时分左右，区区通计划开展後，每次市集平均流通量跃升至1万时分。土作时分成员阿靖和天姿作围成员阿彭表示，就个人层面而言，区区通使时分更实用，让每个街坊更能通过计划善用资源，各尽所能丶各取所需，令更多的资源重新投放在个人身上；从社区层面而言，区区通舒缓了时分流通的困难，使时分免於囤积，进一步激活社区经济的生命力，同时促进资源留在本地，使得“每花10元就有9元留在香港”。此外，物品的价格皆由街坊自行商议拟定，每位参与者均有发言权，过程中彰显了平等精神，未尝不是一场社区民主的“身教”。
然而，计划也面临一些技术上的困难。阿彭认为，试行期间各个社区以轮流的形式举办市集，街坊搬运东西前往不同地区摆卖确实奔波劳碌，建议日後可以针对地点限制来改善计划，如让街坊可以在原区使用手掌购买其他社区的物品，增加计划吸引力。阿靖则认为，现在市集摊位的兑换工作主要由组织内部成员负责，对人力需求颇高，更佳的做法是鼓励街坊自己承担起来。
谈及区区通下一阶段的计划，组织者酝酿着不同可能性，包括出版刊物推广社区货币，促进概念的传播与推广；寻找民间团体和学者整理数据和梳理论述，让公众更多了解转型实践；邀请其他机构，如地区小店丶社会企业丶教育团体等，参与社区货币计划；采纳电子化的模式方便货币的交易和结算等。组织者深明每个团体步伐不尽相同，需要顾及各团体的时分收支平衡以维护大家的积极性，所以未来或许要通过更多的先导计划来调整策略。
组织手法的革新
传统扶贫的社会福利机构主要以贫困基层为服务对像，认为贫困基层是最缺乏资源的一群人。基於较低的收入，穷困人士不但物质短缺，更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文化丶社会和人力资本的匮乏。然而，转型香港尝试探讨的是综合经济丶社会和生态三方面的问题，所以，改革不再局限於低收入人群，而是包括所有受单一全球化经济模式掠夺和剥削的群众，在定位上与传统扶贫有差别。
因此，转型香港期望更广泛地接触群众，对像不限於地域性社区，更涵盖功能性社区，欢迎了解或不了解相关理念的朋友，通过具体行动，深入了解和思考个人能够在生活上做出的改变，继而感染他人，将理念散播到自己的社群。有别於过往的组织手法，组织者不会抱持一套固有的理念和行动方法，只是以服务弱势群体的姿态工作，而是开放平台，鼓励民间自发走出来，发挥自我能动性与创造力，对应经济丶社会和生态问题采取相应行动，建立一套可持续的生活模式。如“社区肥皂师”的实践，造就了异质网络[4]的形成：太子社区的参加者异质化程度很高，有文员丶教师丶社工等，还吸引了专业的造皂朋友参与。其中有一位社工参与者更表示，学会造皂後可以回到学校教学生，在自己的网络内传播开去。另外，坊间或会质疑这些行动会否跌入“中产才能关心环保或生态问题”的流弊，转型香港以行动证明，正因为建立了一套另类的经济系统，重建和扩大生产平台，调配和善用社区的人力和物资，补足主流经济的缺陷，才能让基层朋友共同进入这套范式的改变，成为运动中的核心力量，突破中产的局限。
组织者坦言，香港与西方社会存在文化差异，这使得在香港推行转型概念时必须多下苦功。他们观察到，西方社会只要有几个人对某一个项目感兴趣，就会自发聚起来实践，并乐於对外分享。相反，可能是华人性格偏内敛低调的原因，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或行动不值一提，所以较少与他人分享，更不用说自发组织起来尝试实践。因此，组织者将自己比作助燃者，推行转型概念的初期要在各区点燃火种，与街坊合力做出一些具体行动，提供典范和根据，以期日後渐渐退居幕後，让火种得以在不同地区丶以不同形态继续“自燃”下去。
哪怕天水围乃至香港其他社区被高度规划，不少组织者依然站稳阵脚，抱持一股快乐的因子，扎根民间推动日常的生活改变，为刻板的社区注入生机。通过鼓励多元参与丶平等商议丶资讯开放和知识累积，让民主在日常得以践行。如阿彭所言，大家期望的不只是此刻耕种土地，而是长远滋养土地；不只关心眼前的树有没有收成，而是相信10年後的树会对社区有更多回馈。可以相信，转型的可贵不仅在於点燃更多项目，更在於通过转型，鼓动起各个界别的人士，共同塑造一种有益的社群关系，让关系成为泥土的养分，使运动得以薪火相传。
伍朗希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合作社“山城角乐”创始人
苏卓铭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合作社“山城角乐”创始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