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韦帆
早年前，我就通过阅读《当文化反思遇上农业：协作者札记》，初步认识了贵州黔东南的流芳村。加入社区伙伴之后，因为一些项目工作而进一步认识了流芳。流芳村地处贵州黔东南黎平县茅贡乡，是一个在国道旁依山傍水的侗族村寨。村寨中的骨干从 2005 年与社区伙伴合作前，就已经在探索生态种植稻米。在不同伙伴和流芳村生态种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借着地方政策的推动，流芳村成为了茅贡镇的有机大米种植基地。不过在流芳村的探索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村民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对可持续生活和社区韧性的理解，并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坚持。
到访流芳村时，我通常会住在吴会长家，这期间我和女主人石阿姨有很多有趣的对话。我和石阿姨一起做过纸，做过传统的三月粑粑，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做饭。一起劳动的时候，阿姨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安全感”。
每当我问：“为什么要种有机稻米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自己种的米吃起来放心又好吃。”
我问：“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种老品种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自己留的种子不怕种不出来，不怕没有吃的。”
我问：“为什么要做腌鱼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哪怕没有现金买烟，也可以送礼还礼给人家。”
我问：“为什么要用竹编的筐子而不用塑料袋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劳动辛苦，需要好用的工具，而我们坚持，才有会做工具的人，也才有方便的劳动工具。”
我问：“为什么还要从纺线开始织布染布做衣服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自己做的衣服穿起来舒服又方便，也很好看。不穿侗族的衣服，就不是侗族人啦。”
妇女团队的另一位核心成员英时姐也跟上节奏，在参加姐妹工作坊讲起“妇女眼中的美好生活”时，反复强调：“要有土地啊，因为有安全感啊，没有土地的话，总觉得生活是飘的。有土地的话，就像种子落到土里，无论如何都可以活下去。”
说得多了，我们半调侃流芳村可以主打品牌“有安全感的生活”，因为有地有田，有能发芽能抗灾的老品种，有干净的水源和土壤，也有能生产工具的工匠手艺。但抛开外人的眼光，在流芳的妇女团队看来，“安全感”就是一个囊括了衣食住行生活百事的指标体系，是让大家能够“进可出外赚现金，退可回村过生活”的关键。大家当下各方面对“安全感”的坚持，也是为了守护可以这样自主选择的空间吧。
除了满足生计生活需求之外，“安全感”也有关系层面的含义。2021 年 2 月的时候，石阿姨和妇女团队的其他几位成员招待我们一起制作“清明粑粑”。在流芳的传说中，清明粑粑是纪念和感恩燕子的一种传统糯食，也是女儿献给母亲的感恩礼物。每逢三月三之前，全家的女性都会聚在一起制作，之后带给自己的母亲。虽然我们去时并不是节日期间，但妇女们商量后觉得正好清明菜（鼠须草）冒出了新芽，适合让我们一起来体验制作过程。于是大家提前去山里找到了甜藤（村寨附近一种野生植物，是传统的甜味剂之一），摘来了清明菜，准备好了流芳自种的有机糯米粉，带上外来的我们开始制作。从手工捶打甜藤和清明菜，泡水过滤和糯米粉，一直到捏成粑粑进锅油炸，整个过程完成之后，作为协助者的我已经腰酸背痛，巴不得躺平。想到这一整天的劳动还不包括外出寻找原材料的时间精力，我完全抛却了自己身为“可持续生活”项目工作人员的自觉，有气无力地问仍然在干活的姐姐们：“要花这么多力气来做这种零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答案当然还是：“因为有安全感啊！因为外面的零食吃起来不安全也不好吃。还有，一家人来做三月粑，大家边聊天边做，也是传承我们侗族的文化啊。”
听到这个熟悉的词，我开始回想自己参与制作时挥汗如雨的过程。如果将仪式般的情感投入其中，确实会让人通过亲身劳动的过程去体验和感恩，无论是感谢燕子为侗族人带来杉树种，还是母亲为女儿付出的心血汗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深度生态学1中的“感恩”环节。而通过家庭中所有妇女的集体工作过程，以及不同小家庭之间的礼物交换流动，也让村寨整体拥有了更强的联结感。对于流芳的妇女们来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也是“有安全感的村寨”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过流芳村并非是世外桃源，现代与外来的挑战日渐渗入。人们的每个取舍之间，坚持与代价并存。社区伙伴和村寨团队深耕多年，也还在经受现代化对村寨的挑战。先不说吴会长和石阿姨的儿子作为新生代文化传承者，为了生计还是必须往返城乡。村寨内部的礼物流动体系，也逐渐从腌鱼、稻谷为主，变成了买烟买酒的现金流动。石阿姨感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外打工，包括妇女团队也在想办法去县城卖菜，可能也是因为现金花费越来越多，大家逐渐无法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如此，妇女团队和会长一群人仍然在坚持有机种植，希望在有限的空间中多开拓一些选择的空间。比如会长仍然坚持让孩子们农忙时回家一起劳动，比如妇女团队虽然人员时有外出打工，但坚持下来的人也会帮外出的人种几块菜地，让大家出得去也回得来。而寨老们察见村中现金送礼攀比之风渐盛，也与村民一同明确了村寨的人情礼物往来的标准，以平衡当下消费主义对村寨关系的破坏。
在我看来，也许流芳村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小系统，流芳村民们不是不明白有些坚持背后的代价，也不是淳朴地不去计算得失，只是因为大家衡量成本的时间维度不止于当下一代，而是愿意看向更远处的后代子孙。也因为传统文化提醒人们，只有能够回头的路，才会是一条长远的路。
曾有一段时间，我也疑惑：社区韧性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自给自足的生计生活，然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在外界挑战频仍的情况下，还能让生活的大部分物质都通过社区内部系统来提供吗？如果不能的话，到底如何去理解社区韧性中“自给自足”的现实意义呢？
另一个侗族村寨——黄岗，则让我看到了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应对：村寨至今还保留着物物交换的风俗，以作为现金交换体系之外的另类选择。黄岗也是贵州黔东南黎平地区的一个古老侗寨，和流芳情况不同的是，黄岗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一些，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遗世独立的侗寨。其实我们在村里走访时，并不觉得村民是“隔绝的”，毕竟外部乡村振兴的很多资源几年来纷纷进入黄岗村，黄岗也是游客钟爱之地。但日常生活中，除了节日期间，外来人确实想买碗粉都需要提前预约。如果想在黄岗吃饭，没有村民愿意接待的话，有现金也没啥用。有了数次饿肚子的经历后，我们才搞清楚，房前屋后都是鸡鸭鹅，田地里都是瓜果蔬菜的黄岗并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村民不习惯用食物换现金的行为。听老人说，侗寨的习惯是要留够三年的稻谷，余下的才会想到往外卖，而黄岗在这个习俗上似乎特别执着。村寨团队以成龙大哥为首，认为保留住自己祖先传下来的糯稻品种不仅能够让村民“回得去”，也能够让大家在当下保持独立性。而保持对现金的较低依赖度，不仅是对传统习惯的延续，某种程度上也让村民多了现金以外的选择空间。也因为还有以物易物的习俗，比较而言，黄岗外出打工的人较少，且选择的都是季节性的短期工作。虽然看起来在黄岗的生活不那么“方便”，旅游业发展起来也没有那么“顺畅”，但似乎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也并未降低。
也正是在这样的另类坚持下，黄岗团队才能在面对纷至沓来的研究者、乡村振兴者、非政府组织和旅游者时，始终保持反思能力。有一次我问：“外面这么多研究者来调查黄岗，每次都是你来带领，你们自己还有兴趣和村民一起来做调查吗？”成龙大哥一改平时笑嘻嘻的表情，非常严肃地回答：“我带很多外来的人一起调查村寨，但后来发现好多人都不会给我们反馈调查的成果，甚至我需要的时候，还有人让我自己去花钱下载。只有我们自己调查的东西，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摸着良心想了下自己会怎么做，勇敢再追问：“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自己调查啊？感觉黄岗的文化已经传承得很好了。”成龙大哥回答：“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有好多东西已经危险了，需要赶紧找回来，不然就要丢了。我们这一代如果丢了，下一代如果谁还想找回来就难了。我们学侗歌也好，种老品种也好，都是希望孩子们想回来的时候，还有可以回来的选择。”
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不禁引发我深深思考，如果说社区韧性有一些显性的呈现，例如可持续的食物、种子与技术、社区互助网络和行动，那也有一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隐性呈现，例如村民的“安全感”、传承文化的内部动力，以及在主流之外的另类价值观。这些隐性的呈现，犹如长在土地下的根系，正是支撑外显的知识和行动的重要基础，也是让社区能够在外界挑战的风雨中，始终有反思有选择有回头路的主体意识。
另外，黄岗的中青年村民团队也让我看到了社区韧性的另一个维度：以行动者主体反思为前提的，向外学习的好奇心。在我的印象中，黄岗村团队的传奇在于实际承担了很多外部资源进入村寨的“管道”，同时也有很多机会外出学习和参访，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标准。在外人看来，眼花缭乱的项目、参访和培训主题各异，我好奇团队是如何认知和选择的。而每次和团队不同成员聊到外出学习，我又似乎总是能够看到不同个体的新想法和新成长。最难得的是，这些新的学习总会回到团队在村里的思考和行动中，而不是泛泛地走了一圈而已。“去外面看回来的东西，在我们村能做点什么？”似乎是这个团队每次学习之后的关切点。我曾问过团队中的妹妹汉美，她为什么想参加一个妇女为主要行动者的项目，记得汉美告诉我：“出来和不同村寨的姐妹交流，就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也可以交流经验，回来想想我们可以怎么做。”“看到大家做的很多都不同，也会反过来想想我们可以做哪些更多的。”这样的学习和转化动力，确实让我钦佩。也由此提醒我，拥抱祖先的智慧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可以结合外出学习相互促进的反思与取舍。
行文至此，我才惊觉自己从流芳和黄岗村民团队的身上学到的，比我想象中的更多。让我深省的是，所有那些或宏大或抽象的概念如“社区韧性”、“可持续生活”，也许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觉察到自己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惯性视框，试着重新回到生活的整全中，去寻找行动和意义的支点。放下头脑里的概念，当我用身体的感知去描述流芳、黄岗等村寨时，我会想起脚底踩在山林土地的舒展，深夜里不知疲倦的蛙声，灶上朦胧的柴火香，黄白的米饭上卧着的艳红腌鱼，不知不觉伴着笑声歌声下肚的米酒，在手指摩挲中越来越随和的棉布，充满温柔安慰的大树，总是弥漫清香的杉木楼房，鼓楼里暖到深夜的火堆，晨雾里响起的织布机和槌布声伴随着的欢声笑语……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的，吸引我们去为之坚守的东西，也许从来都如此简单。而对于生活在村寨中的人们来说，守护自己心中的美好，并不只是经营祖先留下的家园，同时也是在创造未来子孙的希望。在每个认清代价的坚守背后，每个对即时便利与长久关系的平衡背后，行动着学习着思考着的村民们不仅仅是在守护当下个体的选择空间，更在努力守护那一条，让自己和世世代代都有机会可以选择的，返回家园的路。
1. 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是由挪威奥斯陆大学科学家安·奈斯（Arne Ness）开创，他提出，传统生态学将人的位置置于自然之上，而传统环境保护也过度强调人的力量。奈斯认为，根本的转换应该发生在人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众生的一个部分，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态位，同时人也需要重建自身与大自然的联结。梅西（Joanna Macy）据此发展出了一套螺旋型的行动者培力方法，即“感恩 - 拥抱我们的痛苦 - 大转折 - 继续走”。
- 陈韦帆 社区伙伴农村团队项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