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韋帆
早年前，我就通過閱讀《當文化反思遇上農業：協作者札記》，初步認識了貴州黔東南的流芳村。加入社區伙伴之後，因為一些專案工作而進一步認識了流芳。流芳村地處貴州黔東南黎平縣茅貢鄉，是一個在國道旁依山傍水的侗族村寨。村寨中的骨幹從2005年與社區伙伴合作前，就已經在探索生態種植稻米。在不同伙伴和流芳村生態種植團隊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借著地方政策的推動，流芳村成為了茅貢鎮的有機大米種植基地。不過在流芳村的探索中，最讓我感動的還是村民們在其日常生活中對可持續生活和社區韌性的理解，並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堅持。
到訪流芳村時，我通常會住在吳會長家，這期間我和女主人石阿姨有很多有趣的對話。我和石阿姨一起做過紙，做過傳統的三月粑粑，更多的時候是一起做飯。一起勞動的時候，阿姨經常提到的一個詞是「安全感」。
每當我問：「為什麼要種有機稻米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自己種的米吃起來放心又好吃。」
我問：「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種老品種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自己留的種子不怕種不出來，不怕沒有吃的。」
我問：「為什麼要做醃魚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哪怕沒有現金買煙，也可以送禮還禮給人家。」
我問：「為什麼要用竹編的筐子而不用塑膠袋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勞動辛苦，需要好用的工具，而我們堅持，才有會做工具的人，也才有方便的勞動工具。」
我問：「為什麼還要從紡線開始織布染布做衣服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自己做的衣服穿起來舒服又方便，也很好看。不穿侗族的衣服，就不是侗族人啦。」
婦女團隊的另一位核心成員英時姐也跟上節奏，在參加姐妹工作坊講起「婦女眼中的美好生活」時，反復強調：「要有土地啊，因為有安全感啊，沒有土地的話，總覺得生活是飄的。有土地的話，就像種子落到土裏，無論如何都可以活下去。」
說得多了，我們半調侃流芳村可以主打品牌「有安全感的生活」，因為有地有田，有能發芽能抗災的老品種，有乾淨的水源和土壤，也有能生產工具的工匠手藝。但拋開外人的眼光，在流芳的婦女團隊看來，「安全感」就是一個囊括了衣食住行生活百事的指標體系，是讓大家能夠「進可出外賺現金，退可回村過生活」的關鍵。大家當下各方面對「安全感」的堅持，也是為了守護可以這樣自主選擇的空間吧。
除了滿足生計生活需求之外，「安全感」也有關係層面的含義。2021年2月的時候，石阿姨和婦女團隊的其他幾位成員招待我們一起製作「清明粑粑」。在流芳的傳說中，清明粑粑是紀念和感恩燕子的一種傳統糯食，也是女兒獻給母親的感恩禮物。每逢三月三之前，全家的女性都會聚在一起製作，之後帶給自己的母親。雖然我們去時並不是節日期間，但婦女們商量後覺得正好清明菜（鼠麴草）冒出了新芽，適合讓我們一起來體驗製作過程。於是大家提前去山裏找到了甜藤（村寨附近一種野生植物，是傳統的甜味劑之一），摘來了清明菜，準備好了流芳自種的有機糯米粉，帶上外來的我們開始製作。從手工捶打甜藤和清明菜，泡水過濾和糯米粉，一直到捏成粑粑進鍋油炸，整個過程完成之後，作為協助者的我已經腰酸背痛，巴不得躺平。想到這一整天的勞動還不包括外出尋找原材料的時間精力，我完全拋卻了自己身為「可持續生活」專案工作人員的自覺，有氣無力地問仍然在幹活的姐姐們：「要花這麼多力氣來做這種零食，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啊？」
答案當然還是：「因為有安全感啊！因為外面的零食吃起來不安全也不好吃。還有，一家人來做三月粑，大家邊聊天邊做，也是傳承我們侗族的文化啊。」
聽到這個熟悉的詞，我開始回想自己參與製作時揮汗如雨的過程。如果將儀式般的情感投入其中，確實會讓人通過親身勞動的過程去體驗和感恩，無論是感謝燕子為侗族人帶來杉樹種，還是母親為女兒付出的心血汗水。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個深度生態學1中的「感恩」環節。而通過家庭中所有婦女的集體工作過程，以及不同小家庭之間的禮物交換流動，也讓村寨整體擁有了更強的聯結感。對於流芳的婦女們來說，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感也是「有安全感的村寨」的重要指標之一。
不過流芳村並非是世外桃源，現代與外來的挑戰日漸滲入。人們的每個取捨之間，堅持與代價並存。社區伙伴和村寨團隊深耕多年，也還在經受現代化對村寨的挑戰。先不說吳會長和石阿姨的兒子作為新生代文化傳承者，為了生計還是必須往返城鄉。村寨內部的禮物流動體系，也逐漸從醃魚、稻穀為主，變成了買煙買酒的現金流動。石阿姨感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出外打工，包括婦女團隊也在想辦法去縣城賣菜，可能也是因為現金花費越來越多，大家逐漸無法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儘管如此，婦女團隊和會長一群人仍然在堅持有機種植，希望在有限的空間中多開拓一些選擇的空間。比如會長仍然堅持讓孩子們農忙時回家一起勞動，比如婦女團隊雖然人員時有外出打工，但堅持下來的人也會幫外出的人種幾塊菜地，讓大家出得去也回得來。而寨老們察見村中現金送禮攀比之風漸盛，也與村 民一同明確了村寨的人情禮物往來的標準，以平衡當下消費主義對村寨關係的破壞。
在我看來，也許流芳村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小系統，流芳村民們不是不明白有些堅持背後的代價，也不是淳樸地不去計算得失，只是因為大家衡量成本的時間維度不止於當下一代，而是願意看向更遠處的後代子孫。也因為傳統文化提醒人們，只有能夠回頭的路，才會是一條長遠的路。
曾有一段時間，我也疑惑：社區韌性的另一項重要指標就是自給自足的生計生活，然而在當下這個時代，在外界挑戰頻仍的情況下，還能讓生活的大部分物質都通過社區內部系統來提供嗎？如果不能的話，到底如何去理解社區韌性中「自給自足」的現實意義呢？
另一個侗族村寨——黃崗，則讓我看到了一個看似異想天開的應對：村寨至今還保留著物物交換的風俗，以作為現金交換體系之外的另類選擇。黃崗也是貴州黔東南黎平地區的一個古老侗寨，和流芳情況不同的是，黃崗的地理位置相對隔絕一些，因此也被外界稱為遺世獨立的侗寨。其實我們在村裏走訪時，並不覺得村民是「隔絕的」，畢竟外部鄉村振興的很多資源幾年來紛紛進入黃崗村，黃崗也是遊客鍾愛之地。但日常生活中，除了節日期間，外來人確實想買碗粉都需要提前預約。如果想在黃崗吃飯，沒有村民願意接待的話，有現金也沒啥用。有了數次餓肚子的經歷後，我們才搞清楚，房前屋後都是雞鴨鵝，田地裏都是瓜果蔬菜的黃崗並不是物質匱乏，而是村民不習慣用食物換現金的行為。聽老人說，侗寨的習慣是要留夠三年的稻穀，餘下的才會想到往外賣，而黃崗在這個習俗上似乎特別執著。村寨團隊以成龍大哥為首，認為保留住自己祖先傳下來的糯稻品種不僅能夠讓村民「回得去」，也能夠讓大家在當下保持獨立性。而保持對現金的較低依賴度，不僅是對傳統習慣的延續，某種程度上也讓村民多了現金以外的選擇空間。也因為還有以物易物的習俗，比較而言，黃崗外出打工的人較少，且選擇的都是季節性的短期工作。雖然看起來在黃崗的生活不那麼「方便」，旅遊業發展起來也沒有那麼「順暢」，但似乎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也並未降低。
也正是在這樣的另類堅持下，黃崗團隊才能在面對紛至遝來的研究者、鄉村振興者、非政府組織和旅遊者時，始終保持反思能力。有一次我問：「外面這麼多研究者來調查黃崗，每次都是你來帶領，你們自己還有興趣和村民一起來做調查嗎？」成龍大哥一改平時笑嘻嘻的表情，非常嚴肅地回答：「我帶很多外來的人一起調查村寨，但後來發現好多人都不會給我們回饋調查的成果，甚至我需要的時候，還有人讓我自己去花錢下載。只有我們自己調查的東西，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我摸著良心想了下自己會怎麼做，勇敢再追問：「那為什麼你們會想自己調查啊？感覺黃崗的文化已經傳承得很好了。」成龍大哥回答：「其實我們自己知道有好多東西已經危險了，需要趕緊找回來，不然就要丟了。我們這一代如果丟了，下一代如果誰還想找回來就難了。我們學侗歌也好，種老品種也好，都是希 望孩子們想回來的時候，還有可以回來的選擇。」
這些振聾發聵的話不禁引發我深深思考，如果說社區韌性有一些顯性的呈現，例如可持續的食物、種子與技術、社區互助網路和行動，那也有一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隱性呈現，例如村民的「安全感」、傳承文化的內部動力，以及在主流之外的另類價值觀。這些隱性的呈現，猶如長在土地下的根系，正是支撐外顯的知識和行動的重要基礎，也是讓社區能夠在外界挑戰的風雨中，始終有反思有選擇有回頭路的主體意識。
另外，黃崗的中青年村民團隊也讓我看到了社區韌性的另一個維度：以行動者主體反思為前提的，向外學習的好奇心。在我的印象中，黃崗村團隊的傳奇在於實際承擔了很多外部資源進入村寨的「管道」，同時也有很多機會外出學習和參訪，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標準。在外人看來，眼花繚亂的專案、參訪和培訓主題各異，我好奇團隊是如何認知和選擇的。而每次和團隊不同成員聊到外出學習，我又似乎總是能夠看到不同個體的新想法和新成長。最難得的是，這些新的學習總會回到團隊在村裏的思考和行動中，而不是泛泛地走了一圈而已。「去外面看回來的東西，在我們村能做點什麼？」似乎是這個團隊每次學習之後的關切點。我曾問過團隊中的妹妹漢美，她為什麼想參加一個婦女為主要行動者的專案，記得漢美告訴我：「出來和不同村寨的姐妹交流，就可以看看別人是怎麼做的，也可以交流經驗，回來想想我們可以怎麼做。」「看到大家做的很多都不同，也會反過來想想我們可以做哪些更多的。」這樣的學習和轉化動力，確實讓我欽佩。也由此提醒我，擁抱祖先的智慧並不是墨守成規，而是可以結合外出學習相互促進的反思與取捨。
行文至此，我才驚覺自己從流芳和黃崗村民團隊的身上學到的，比我想像中的更多。讓我深省的是，所有那些或宏大或抽象的概念如「社區韌性」、「可持續生活」，也許不過是為了讓我們覺察到自己在時間和空間層面的慣性視框，試著重新回到生活的整全中，去尋找行動和意義的支點。放下頭腦裏的概念，當我用身體的感知去描述流芳、黃崗等村寨時，我會想起腳底踩在山林土地的舒展，深夜裏不知疲倦的蛙聲，灶上朦朧的柴火香，黃白的米飯上臥著的豔紅醃魚，不知不覺伴著笑聲歌聲下肚的米酒，在手指摩挲中越來越隨和的棉布，充滿溫柔安慰的大樹，總是彌漫清香的杉木樓房，鼓樓裏暖到深夜的火堆，晨霧裏響起的織布機和槌布聲伴隨著的歡聲笑語......能留在我們身體裏的，吸引我們去為之堅守的東西，也許從來都如此簡單。而對於生活在村寨中的人們來說，守護自己心中的美好，並不只是經營祖先留下的家園，同時也是在創造未來子孫的希望。在每個認清代價的堅守背後，每個對即時便利與長久關係的平衡背後，行動著學習著思考著的村民們不僅僅是在守護當下個體的選擇空間，更在努力守護那一條，讓自己和世世代代都有機會可以選擇的，返回家園的路。
1. 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是由挪威奥斯陆大学科学家安·奈斯（Arne Ness）开创，他提出，传统生态学将人的位置置于自然之上，而传统环境保护也过度强调人的力量。奈斯认为，根本的转换应该发生在人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众生的一个部分，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态位，同时人也需要重建自身与大自然的联结。梅西（Joanna Macy）据此发展出了一套螺旋型的行动者培力方法，即“感恩 - 拥抱我们的痛苦 - 大转折 - 继续走”。
- 陳韋帆 社區伙伴農村團隊項目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