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何满 梅若 孙海燕 霍伟亚 整理 | 霍伟亚
1994年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元年，此后不到30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门户网站、博客、微博等互联网媒介的兴起与迭代，也目睹了报纸、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介的式微，见证并深度参与了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及数字媒体的发展。如今，在一个社交媒体主导的世界里，我们每天都穿梭于各种应用（APP）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之中。
根据《2022年移动状态报告》的数据，中国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平均接近5个小时，约占睡觉以外时间的1/3。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及各种应用已经不知不觉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深度改造了我们的工作、交往、购物等不同生活维度。媒介变迁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造成诸多挑战，信息爆炸、真相稀缺、信息茧房、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日益凸显。身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和情境，我们如何更好地与媒介相处共存?
2023年6月，我们与三位媒介经验丰富的伙伴展开了一场对话，三位伙伴分别是：何满——曾任职于互联网媒体、纸媒，2013年离开媒体领域，担任多家公益组织的传播顾问，先后发起两家传播机构，开展新闻教育和生命写作的社会公益项目；梅若——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任，专注于为家政女性赋能支持和创新就业，曾是戏剧、纪录片、展览等多种艺术媒介的策划人和创作者；孙海燕——曾任财经记者，2009年转型专注于记录与创作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创新的内容，2011年创办中国第一份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商业的财经杂志《商业生态》。在这次对话中，大家深度交流和分享了各自在媒介变迁过程中的体验、反思和想象，本文是此次对话内容的整理。
谈媒介变迁之前，先请大家简单分享一点过往的媒介工作体验——
孙海燕：近年来媒介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很大，包括技术的变革，以至于媒介领域一些核心的价值被弱化甚至消除了。
大概2000至2002年，我在一家香港电视台驻上海的公司工作。当时公司除了做门户网站之外，也希望在内地制作部分电视内容，包括娱乐类、时尚类和明星类的视频访谈，我当时有参与电视的节目制作。
那会儿上海新天地刚刚开始营运，很多品牌都进入中国，身处其中让人充满希望。我当时在做一个时尚节目，上海每开一家小店我都会去，我现在的家附近都是以前曾经采访过的地方。但是20年后再看，这些地方的独立小众品牌基本都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些大的奢侈品牌。20年前上海那种很小但很有生机的一面，其实是弱化了，缺失了日常生活的那一面。上海现在遍地都是咖啡馆，满足了大家的打卡需要，但我很不喜欢，没想到自己住的地方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到周末都有种想要逃离的感觉。网络世界也变得非常的肤浅，大家只要表面好看或者耸人听闻，希望看到快速的反馈，但并不关注表象背后人们本身是如何生活的。
何满：现在不管在哪一个平台，都很难看到个体的生命被一双双手托起来的样子。相反，有很多网暴让网络变得很可怕。
2008年我在一个互联网媒体工作，汶川地震发生后，尽管网站没有采访权，但我们还是快速发起了行动。我们找到一位在地震中逃生的映秀女孩，将她的故事进行书写与传播，同时筹集一些相机给她及她的同伴们，去拍摄当地的情景并发布在网站上，也在平台上为震区筹款。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凝聚力，而且无论在什么样的媒体平台，我们都寄希望能进入个体生活里，让人们看到个体生命的存在。
作为互联网公司，虽然我们没有任何采访权，但是仍然保持“在场”。当时，既发动网友参与捐助，平台也介入，推动了很多后续行动。包括我们给孩子募集相机，让孩子们去拍摄被地震破坏的家园，也是一种疗愈与重建的方式，后来我们还邀请那位映秀女孩来到广州，尽管父母已经不在了，人也有些害羞，但她没有气馁，让生命继续绽放。如今，一晃15年过去了，让人感慨；而类似的行动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了，媒体也缺乏类似的人文关怀。
梅若：我曾经的媒介经历包括戏剧、纪录片等，主要是非营利性的自制内容，既要制作内容，还要运营推广出去。但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是，自己可以决定如何定位内容、放在哪里。
做自媒体需要基于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小宇宙APP、抖音、快手等，将内容放在这些平台上面。这些平台投入巨大成本累积了很大的流量，基于平台做自媒体内容不需要运营平台，只是使用它，但需要符合它的调性、价值属性。
作为独立的媒介使用者，如果我们也希望参与到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当中，不管是搞艺术、纪录片还是戏剧、展览，主要靠内容取胜，一定要有好内容。独立做内容，我们有灵活性，可以通过线上的B站、抖音、快手，以及线下的放映、电影节等渠道，去推广和传播，可选的平台和出口非常多，我们可以寻找到恰当的载体，跟大众建立连结。
具体到现今的媒介状况，你们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何满：现在媒介对事件和人物的呈现很多时候只是情绪，基本的真相已经没有了。大部分人都很容易陷入到情绪当中，离真相太远了，我现在会想尽办法隔绝这样的媒介信息。虽然网络上的大事件和我们的生活是相连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有人会去采取行动，真正关怀这些事件背后的具体人物。这样的境况会让大家更没有安全感，感觉不到社会的信任基础。
孙海燕：我了解到，现在有一点很糟糕，像财经类的新闻操作，基本上经营和内容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内容已经“软文”化了，被商业所控制，很难有独立的报道。好的报道，需要媒体之间相互竞争，吸引大量的人才进入，但现在看到的都是人才的流失。媒体的选题、捕捉信息和关键人、提问等等，都需要锻炼，新闻是练出来的，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没有锻炼的空间，也没有人来带领和传承，我感觉，这门手艺估计都快要消失了。
何满：现在大家对于“媒介”的理解也不一样了，以前可能觉得媒介只是传播信息，现在万物都媒介化了，不只是信息；我们现在通过APP买菜、购物，消费也已媒介化了。
我曾在朋友圈记录过一位菜农老太太的故事——她每天都将左邻右舍种的应季新鲜蔬果从广州郊区从化运到城里卖，十多年我几乎每天都去买她的菜，非常有感情，也因此了解到一些农产品知识，比如说哪个品种的橙子比较好。但因为疫情我开始在APP上买菜，后来有一次去菜市场也找不到这位老人了，听说她已经不在那里卖菜了。
从中让我看到生活形态的变迁。以前通过这位老太太，我能感受到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关系，也能看到一条食物链是怎么来的，而我现在依赖APP这种媒介消费时，完全看不到人，只是围绕某个软件来运转，我们就这样成为了这种集体APP生活的一部分。
孙海燕：据我在北欧的观察，其实他们工业化的过程里，菜市场也会有一部分消失，变成仓库式、集约化的大超市。但另一方面，农夫市集、社区二手市集，以及保护下来的传统节日等还是得以延续下来，这样的存在让我感触蛮深的。大家也知道，去大超市可能更便宜，去当地的市集或农副市场可能要贵一些，但是在市集或农副市场大家能够知道东西从哪里来，更愿意支持。这也保留了另外一个可能，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见了、没了。
梅若：工作中我发现，机构所支持的家政工大姐更习惯拍视频、发视频，而不是写文字，因为文字可能不是她们的习惯或擅长。有一位大姐，收到一个红包或参加一个活动都要发个视频，手机都没拿稳就拍了发在朋友圈。她不太会去筛选内容和形式，只要看见了就拍，习惯成自然。
家政工大姐她们不会在意起拍的时候可能拍了别人的脚，或者镜头转了一圈其实并没有传达出什么，只是在过程里特别快乐，觉得挺好玩的，拍完顺手就发，不会想太多——谁会看到我的视频、看的人会怎么理解，也不会谨慎去考虑可能的风险，以及人家允不允许拍，也不需要当成作品一样精致地打磨内容。
换个角度我会觉得，这也是对她们表达的一种解放，因为表达门槛没有那么高了。在义务教育普及以前，我们国家整体的识字率并不高，拥有文字表达能力的人占比很少，我们平时能读到的内容大多都是经过筛选的，这一类表达往往也会更精致，因为大众没有机会参与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大众，终于可以摆脱文字能力的束缚，通过拍短视频表达他们的所见所感，粗糙并不妨碍表达。
每个人都能表达，这是很积极的社会变化。但从用户、读者的角度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网络暴力、舆论的极化和撕裂。对此大家怎么看待呢?
梅若：这个时代来得太快了，大家还没准备好，一下就获得了一个新的技术。一把刀，可以切水果、切菜，也有可能用来伤害人。工具的合理用法需要慢慢积淀出来，比如说在内蒙，刀削羊肉是有规矩的，刀口一定是朝向自己。媒介发展太快了，大家还没有时间发展出伦理的自觉，所有人就瞬间拥有了它，怎么好使怎么来，人性的很多恶就被激发出来了。
何满：这里也有一个背景，关于传统纸质媒体的衰落。大概2013年之后，国外传统媒体已经尝试网络版，网络广告收入也超越了自身纸媒广告的收入，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仍然有一个路径依赖，导致后来传统媒体越来越没有办法转型。尽管我们看到2020年的疫情当中，最好的报道还是来自于《财新》、《三联生活周刊》等传统媒体，但总的说来，传统纸媒的式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做新闻仍然需要团队合作，好的内容也需要时间、专业度。
孙海燕：当我们丧失了一种中间的信息筛选公共机制，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复杂的外部信息环境的时候，每个人消耗的时间和心力其实都是成本，只是这个成本是隐形的——你以为你方便了，其实你也付出了很多隐形的成本。
我们广泛地拥有了表达的机会，但也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何满：其实，信息或者媒介背后更根本的是，我们怎么去想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的生活美学。我们对生活有想象了，基于这样的想象，我们去做事情，这时媒介和信息只是我们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层面。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短视频不会变成一个额外的负担，而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对象。我有专门关注一个分享房子装修的视频号，几平米特别小的房子，做成了两层，特别美。小红书上也有一个我蛮喜欢的账号，专门分享小院子、小花园的设计。
当然，有时我们也会陷进去，让其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前阵子去见一位生活在乡村的朋友，我发现她婶婶一直在刷抖音，后来我们晚上走在路边散步，也碰见有村民在刷抖音。我看到乡村的生活很惬意，但很多人也在短视频里消耗他们的时间。我就会想，当没啥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填充我们的时间呢。
梅若：关于刷短视频，我最近有一些体会。我觉得，即使看短视频也可以有适当的警觉。我自己不看抖音、B站，但有一个视频号。这类社交媒体平台会基于你的习惯做推荐，比如你看完一个意外死亡事件的视频，它可能还会给你推荐其它几个类似的，这时你觉知到被推荐了，一个选择是快速把它划过去，让这个系统知道你根本不喜欢。
我们机构有一个短视频小组，曾拟定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建议大家用眼睛去发现生活中比较好的东西、美的东西，培养善心与慈悲心。我们会每段时间定一个主题，比如说母亲节你希望收到的一个礼物是什么，或者你送出去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们现在更多会从这样的维度考虑社群运营。
如果我们做一个家政工吐槽雇主或雇主吐槽家政工的社交账号，肯定好多人愿意看，流量很高，因为有情绪有冲突，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认知这类事情，我们需要更多去看事情发生的原因，背后可能没有什么对错，而是大家理解的差异造成了冲突，我们要做的是弥合，让大家尽可能地相互理解，而不是仅仅呈现情绪和冲突。
孙海燕：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真相，还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一些了解，通过身边一些很不错的社群，去观察大家谈论的点是什么，大的新闻终归还是能够看到的。也可以借助自身的思辨能力做一些分析，跟身边真正可以沟通的人去交流等。我们做可持续商业方向的工作，会去到工厂、去到现场。新闻毕竟只是一个现象，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受到什么因素影响，是政策，还是技术，等等。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讨论、对话，还有书。我觉得书反而可以弥补很多框架性的思考，因为现在的信息特别碎片化，缺少逻辑化思考。我现在读整本经济类的书，比大学时的阅读更加有感受，与作者的呼应度会更强一点。
另外，我们也不用太关注网上特别情绪化、无用的信息。像网暴事件，看到当然会很难过，但是我们又很难切入。能做的可能是，如果在我身边发生了，我第一时间会去行动、去支持那个人，促进人与人真实的连结。我孩子也遭受过网暴，我的处理方式是，约见他的相关同学及家长，让大家面对面地对话，进而看到事件背后是什么，原来大家都受到了伤害。
网络媒介确实有些问题，但我们可以做一些选择，无论是阅读、思考、写作，或者跟别人说话，我们能决定的是，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努力去传递一个善意，虽然我觉得挺难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战争，但还是可以做些什么，促进人和人的沟通、交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