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燕波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生活塑造力，正在深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各式各样的传播形态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其带来的身心健康、社会关系、自然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也开始被关注和反思。
受“慢食运动（Slow Food）1”的启发，人们开始关注媒体与可持续的关系，由此出现“慢媒体”这一理念。为了系统地介绍“慢媒体”理念的背景、脉络及内涵，我们邀请顾问宋燕波参阅詹妮弗·劳赫（Jennifer Rauch）的《慢媒体：“慢”何以使人满足、可持续和明智》（Slow Media: Why “Slow” Is Satisfying, Sustainable, and Smart），以及安东尼奥·洛佩兹（Antonio López）的《生态媒体素养：将生态融入媒体教育》（Ecomedia Literacy: Integrating Ecology into Media Education），以两本著作为基础进行梳理、总结和提炼，与读者分享“慢媒体”这一理念，也共同觉察数字时代下传播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影响。
轻和重——虚拟数字媒体的沉重代价
20世纪70年代数字革命带来新的通讯技术之后，人类进入了信息爆炸时代，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及环境最重大的变化之一，看似无形的数字信息给人们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附带着沉重代价。
许多人都亲身感受到了信息洪流的冲击，首先被感知到的是注意力分散。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经常同时使用多种设备，打开多个流媒体，各种信息推送和通知更是层出不穷，让人难以专注工作，压力由此产生，短期记忆也因此受损。其次是“屏幕上瘾”普遍出现。为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产品设计师专注于创造容易上瘾的体验，通过复杂的技术来诱导用户的依赖以及强迫性的频繁查看行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花费大量时间浏览媒体页面和视频，导致眼睛疲劳、头痛、颈背疼痛、腕管综合症等健康问题。过度使用媒体让人心烦意乱、疏离、健忘、疲惫，产生焦虑和抑郁，甚至让人处于一种被称为“机器区”（machine zone）的恍惚状态，在这种非人化的状态中，日常的关注、社会需求和身体意识会逐渐消失。
过度使用媒体不但消耗时间和精力，排挤掉其他有价值的追求，还会降低同理心、自尊、创造力、学习及反思能力。据研究，目前人们的共情水平比20世纪90年代降低40%左右，部分原因是媒介沟通方式的增加降低了解读人类情感非语言暗示的能力。尽管网上联系越来越多，人们却感到越来越孤独；很多人依赖社交媒体，但这种依赖并不让人感觉快乐。
数字通讯方式已成为现代不满情绪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正在威胁人类的可持续生活。技术和设备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以最高速度工作，但人类的身体、思想和精神无法保持这样的速度和强度。过去，夜幕降临曾经迫使人们停止白天的活动，放慢脚步，体验宁静，如今电子媒体却抹去了最后的时间界限。人们日夜都在使用媒体，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的声音和图像轰炸，让自己的头脑塞满信息和琐事。甚至有媒体专家认为，通过互联网系统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高速数据会让人精神分裂，如果没有自然规律和物理规律的平衡，新媒体将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
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感觉更加丰富，更有创造力；尽管日常生活进展缓慢，但整体文化是向前发展的。在数字化时代，日常生活处处加速，但在宏观文化层面上，一切都显得静止和停滞。可见，速度的加快并不一定会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我们也许只是在原地不停地快速转动轮子。
数字媒体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重大冲击，但这一事实很容易被掩盖甚至误解。许多人认为“虚拟”数字媒体比旧的印刷和非数字媒体更环保。像“云”这样的隐喻性术语给人的印象是，数字媒体虚无缥缈，几近形而上。但实际上，除了数字媒体内容的生产、使用和储存所耗费的能源，其基础设施及设备制造也耗费大量资源，快速淘汰的电子产品带来的问题也日益严峻。当人们把文件上传到云端或者发帖子写评论时，实际上是把它们放在真实的空间里，虚拟媒体有着非常物质的后果。此外，主流媒体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对无限增长和消费主义的传播力度前所未有，从而也对自然造成更为深刻和持久的破坏。公众需要意识到“互联网不是没有重量的，信息也不是无形的”。
快和慢——加速时代下的慢媒体
由于数字革命带来不断激增的信息、交流以及由此加码的工作造成累积性的负面影响，人们开始思考社会文化和生态所受到的冲击。同一时期，由于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加剧，另一场革命——“可持续发展革命”也拉开序幕，促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工业化和数字化带来许多好处，但也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单一文化环境以及技术官僚主义的世界观。其中，速度作为判断人类活动的标准受到了过分重视。可持续发展运动非常关注速度和时间问题，生态时代追求和谐，最终与计算机倡导的“高效时代”发生冲突，因为后者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并且切断了人类与环境的联系。数字革命和可持续性革命之间的矛盾需要调和。
在此背景下，以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慢食运动为标志，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慢节奏运动”（Slow Movement）来回应生活的不断加速，同时反思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关系，目标是让社会慢下来，以适应环境进程和神圣的生命节奏，并应对人类及环境面临的挑战。
受此启发，人们开始关注媒体与可持续的关系，意识到现代数字媒体同样会造成不可持续的单一文化，其影响力更加深广且难以察觉。媒体作为人类感知和理解环境的手段和途径之一，如今已几乎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新环境，对地球生态及人类生活的影响程度前所未有。为平衡主流媒体的弊端，21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一些另类媒体以及对待数字媒体的另类方式，慢媒体便是其中之一。它既是对“慢节奏运动”的积极回应，也成为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一部分，对公众和媒体行业带来广泛影响。倡导者通过撰写文章和专著、发布宣言、发起公众讨论等途径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
慢媒体既是哲学也是行为实践。首先，它是对有价值的传统媒介形式（如印刷品）的欣赏或重新评价，并质疑人们对更多信息和更快交流的渴求。其次，它支持慢节奏的媒体制作和消费，以增加内容及互动的深度；支持暂时或永久性减少使用数字网络和设备的时间，以限制其对个人、职业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慢媒体并非提倡随时随地把一切放慢，也不是肤浅地建议快慢结合，而是倡导从可持续性的视角来看待当代的速度问题。通过识别和实践慢媒体，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快媒体，从而保持大脑和生活平衡。同样，慢媒体并非反对数字技术，而是认清数字媒介形式的利弊并审慎地使用。慢媒体不仅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生态、道德和政治承诺。
可持续性是慢媒体关注的核心。围绕该核心，慢媒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第一，数字媒体对人类及其生态支持系统的影响是什么？通过突出数字媒体技术造成的大量生产、一次性使用、快速淘汰以及“效率为王”等问题，慢媒体着重强调当前媒体制作和使用的不可持续性。第二，以人类生活质量及环境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慢媒体致力于推动关于人类新文明阶段的讨论，在这个新的阶段，媒体可以用来放慢生活节奏，使时间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相反，重新定义人类进步，追求与自然的更大和谐。第三，如何改变媒体文化以促进可持续的社会变革？挑战是什么？
从2002年美国媒体艺术与文化联盟主席、独立电影制作人海伦·德·米歇尔（Helen de Michiel）最早提出“慢媒体”一词至今，慢媒体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成型和扩展阶段。2010年，萨比里亚·戴维（Sabria David）等三位德国学者发布《慢媒体宣言》（Slow Media Manifesto）在全球博客圈掀起了一波热潮，并引起主流媒体的进一步关注。慢媒体成为了一个口号，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亚文化，在北美媒体和公众中获得广泛关注，在数个欧洲国家得到发展，并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但目前尚未形成一场持续的慢媒体运动。
慢媒体最大的价值在于对深层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反思。其倡导者认为，当前的商业与媒体结构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单一文化，广告商把媒体当成超级消费主义的鼓吹者，商业掌握着决定事物发展速度的巨大力量，而媒体行业在加快媒体消费速度方面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人们浏览的速度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被收集到的用户信息以及据此提供广告的机会就越多。这些公司最不希望鼓励人们悠闲地阅读或缓慢、集中地思考，让人们分心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注意力被视为数字经济真正的“货币”，数字平台、内容提供商和广告商通常用“在网站或页面上花费的时间”等指标来衡量成功，有强烈动机去吸引眼球，诱使人们更多地使用媒体。
慢媒体还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悖论：生活在被视为节省时间的技术环境中的人们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现代人越来越难以把控日常活动的速度、节奏、顺序和持续时间。要想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就需要掌握分配时间的力量。但许多人对自己的时间几乎没有控制权，另一些人则相反。慢媒体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思考和讨论有关时间的问题。
多和少——慢媒体实践的原则和方法
在数字媒体时代实践慢媒体理念，其核心原则是“正念”（Mindfulness）。正念是指通过持续和特定的方式集中注意力所培养出来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其目的、属于当下，而且不带评判。正念教我们放慢脚步，注意使用媒体的习惯，还会减慢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扩展主观体验，增加所感知和记忆的信息密度。想要创造更可持续的生活，就要有意识地使用媒体，而不是让媒体利用我们。在“有意识地使用”的原则下，关于慢媒体实践有以下建议：
- 多使用非数字媒体
多阅读纸质书籍、杂志和报纸，观看胶片电影，欣赏黑胶唱片等，尤其要选择高质量且能用较长时间阅读或收听的内容；使用纸质地图来导航；使用传统工具传递信息，比如写亲笔信、用打字机打字、寄明信片、用胶片相机拍摄等。神经科学表明，深度阅读等能力如果长期不用就会退化甚至丧失，这些能力比通过数字媒体所获得的技能可能更有价值。
- 适度使用媒体
使用任何形式的媒体，无论是快的还是慢的，以适度的方式就可以被认为是慢的。想要重新控制自己的心理和日常行为节奏，同时享受媒体的好处，适度是一条更可行的道路。在使用数字媒体时，以下技巧有助于做到适度：
关闭设备和网络上的非必要提醒和推送通知，只发送必要的邮件，减少检查邮件的频率。在工作计划或日程安排中设置暂停使用媒体的时段，在使用快速媒体时养成休息的习惯，离开屏幕，补充水分，活动身体，呼吸新鲜空气。
避免一心多用。使用媒体之前先明确目标，随时留意不要偏离，尽量避免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使用媒体时有意识地呼吸，可以集中注意力并减轻压力。
冥想可以加强和深化上述做法，做到放慢速度，更好地呼吸，更多地完成单一任务，并得到放松。哪怕是坚持每天一两次简短的反思或沉思也会有效果。
- 暂停使用数字媒体，创造“断网时空”
安排一段日子或一天中的某一时段关掉设备，暂停使用数字媒体，享受与自我及世界的真实相处。在家中创造一个“无数字空间”，避免数字设备出现在餐桌、浴室和卧室等。摆脱媒体的束缚可使人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事务，一旦习惯了与外界脱节，人们会产生更多自我意识，更加平静、快乐、专注、充满活力，更善于反思和沉思，同时也更有洞察力和创造力。
在现实生活中多花点时间与人面对面交谈，参加现场活动，参观文化遗址，走进大自然。生活和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数字交流，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这样有助于调整自己的节奏，避免草率的错误、身体疲惫和情绪倦怠，变得更有效率和创造力。
- 做一名绿色媒体消费者
对于数码产品垃圾问题，公众讨论往往聚焦于有效回收，实际上这作用不大。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被废弃，仅靠回收已无法解决问题。立竿见影的做法是消费者减少购买量，制造商把数码产品设计得更耐用、更容易升级、更容易重复使用。
更多地了解数字媒体生产和消费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认识到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媒体的生产和使用应该有所克制。避免购买不必要的媒体设备、产品及服务，需要时从环境友好的公司购买，尽可能重复使用，并负责任地处理数码设备。了解媒体制作的方式和过程，支持以道德的方式制作的杂志、新闻、电影、网站和其他媒体产品。
- 提高生态媒体素养
媒体素养指受众面对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具有较高媒体素养的人能够正确地、建设性地利用媒体资源完善自我并参与社会进步。面对数字媒体的深远影响，提高人们的媒体素养是理解和实践慢媒体的有效手段。
21世纪初以来，西方英语国家的部分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意识到传统媒体素养忽略了媒体技术和设备及传播内容对环境的影响，认为需要引入生态视角。2010年前后，生态媒体素养（Ecomedia Literacy）作为媒体素养的新兴领域问世，使命是提供关于媒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教育，从理论到方法为推动关于媒体生态影响的讨论和行动提供指导。
生态媒体素养致力于使媒体成为解决环境危机的推动力，其途径包括审视媒体和通讯技术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研究媒体传播的内容如何影响人们对环境的感知、认识和行动，倡导慢媒体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另类媒体实践，设计健康的媒体生态系统，鼓励户外教育并减少屏幕时间，等等。生态媒体素养还倡导人们关注日常媒体行为对可持续生活的影响，培养积极的绿色公民意识，促进可持续的行为和文化。
- 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
使用媒体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媒体本质上是社会和文化的，如果不倡导其他人和机构的改变，也很难改变个人的媒体习惯。而且，个人选择慢媒体的权利需要在集体层面得到保护和支持。一个由政府、学校、企业和其他机构组成的联盟有助于将慢媒体原则融入生活：学校让学生意识到数字媒体对人类和地球的影响；企业更多地考虑其媒体使用和制作对环境的影响，并且鼓励员工适度使用媒体；政府推广可持续使用媒体的好处，等等。个人行动是必要的，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系统性问题。达到一个新的文明水平需要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尤其是能让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时间和节奏的变革。
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社会活动家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及当地市民一起开创了“国际慢食运动”，号召人们反对按标准化、规格化生产的汉堡等单调的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美食，目的是“通过保护美味佳肴来维护人类不可剥夺的享受快乐的权利，同时抵制快餐文化以及超级市场对生活的冲击”。
- 宋燕波 长期从事媒体及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