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燕波
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傳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擁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和生活塑造力，正在深度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各式各樣的傳播形態在方便人們生活的同時，其帶來的身心健康、社會關係、自然生態等方面的問題也開始被關注和反思。
受「慢食運動（Slow Food）1」的啟發，人們開始關注媒體與可持續的關係，由此出現「慢媒體」這一理念。為了系統地介紹「慢媒體」理念的背景、脈絡及內涵，我們邀請顧問宋燕波參閱詹妮弗·勞赫（Jennifer Rauch）的《慢媒體：「慢」何以使人滿足、可持續和明智》（Slow Media: Why "Slow" Is Satisfying, Sustainable, and Smart），以及安東尼奧·洛佩茲（Antonio López）的《生態媒體素養：將生態融入媒體教育》（Ecomedia Literacy: Integrating Ecology into Media Education），以兩本著作為基礎進行疏理、總結和提煉，與讀者分享「慢媒體」這一理念，也共同覺察數字時代下傳播對我們當下生活的影響。
輕和重——虛擬數字媒體的沉重代價
20世紀70年代數字革命帶來新的通訊技術之後，人類進入了信息爆炸時代，這可能是有史以來人類社會及環境最重大的變化之一，看似無形的數字信息給人們帶來各種好處的同時也附帶著沉重代價。
許多人都親身感受到了信息洪流的衝擊，首先被感知到的是注意力分散。在數字媒體時代，人們經常同時使用多種設備，打開多個流媒體，各種信息推送和通知更是層出不窮，讓人難以專注工作，壓力由此產生，短期記憶也因此受損。其次是「屏幕上癮」普遍出現。為爭奪用戶的注意力和時間，產品設計師專注於創造容易上癮的體驗，通過複雜的技術來誘導用戶的依賴以及強迫性的頻繁查看行為。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花費大量時間瀏覽媒體頁面和視頻，導致眼睛疲勞、頭痛、頸背疼痛、腕管綜合症等健康問題。過度使用媒體讓人心煩意亂、疏離、健忘、疲憊，產生焦慮和抑鬱，甚至讓人處於一種被稱為「機器區」（machine zone）的恍惚狀態，在這種非人化的狀態中，日常的關注、社會需求和身體意識會逐漸消失。
過度使用媒體不但消耗時間和精力，排擠掉其他有價值的追求，還會降低同理心、自尊、創造力、學習及反思能力。據研究，目前人們的共情水平比20世紀90年代降低40%左右，部分原因是媒介溝通方式的增加降低了解讀人類情感非語言暗示的能力。儘管網上聯繫越來越多，人們卻感到越來越孤獨；很多人依賴社交媒體，但這種依賴並不讓人感覺快樂。
數字通訊方式已成為現代不滿情緒的重要來源，甚至是主要來源，正在威脅人類的可持續生活。技術和設備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時以最高速度工作，但人類的身體、思想和精神無法保持這樣的速度和強度。過去，夜幕降臨曾經迫使人們停止白天的活動，放慢腳步，體驗寧靜，如今電子媒體卻抹去了最後的時間界限。人們日夜都在使用媒體，不斷受到來自外界的聲音和圖像轟炸，讓自己的頭腦塞滿信息和瑣事。甚至有媒體專家認為，通過互聯網系統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高速數據會讓人精神分裂，如果沒有自然規律和物理規律的平衡，新媒體將使人類走向自我毀滅。
從人類文化的角度看，數字技術出現之前人們的感覺更加豐富，更有創造力；儘管日常生活進展緩慢，但整體文化是向前發展的。在數字化時代，日常生活處處加速，但在宏觀文化層面上，一切都顯得靜止和停滯。可見，速度的加快並不一定會推動文化向前發展，我們也許只是在原地不停地快速轉動輪子。
數字媒體對自然環境也造成了重大衝擊，但這一事實很容易被掩蓋甚至誤解。許多人認為「虛擬」數字媒體比舊的印刷和非數字媒體更環保。像「雲」這樣的隱喻性術語給人的印象是，數字媒體虛無縹緲，幾近形而上。但實際上，除了數字媒體內容的生產、使用和儲存所耗費的能源，其基礎設施及設備製造也耗費大量資源，快速淘汰的電子產品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嚴峻。當人們把文件上傳到雲端或者發帖子寫評論時，實際上是把它們放在真實的空間裏，虛擬媒體有著非常物質的後果。此外，主流媒體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對無限增長和消費主義的傳播力度前所未有，從而也對自然造成更為深刻和持久的破壞。公眾需要意識到「互聯網不是沒有重量的，信息也不是無形的」。
快和慢——加速時代下的慢媒體
由於數字革命帶來不斷激增的信息、交流以及由此加碼的工作造成累積性的負面影響，人們開始思考社會文化和生態所受到的衝擊。同一時期，由於人類活動對地球影響的加劇，另一場革命——「可持續發展革命」也拉開序幕，促使人類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們逐漸認識到，雖然工業化和數字化帶來許多好處，但也造成了不可持續的單一文化環境以及技術官僚主義的世界觀。其中，速度作為判斷人類活動的標準受到了過分重視。可持續發展運動非常關注速度和時間問題，生態時代追求和諧，最終與計算機倡導的「高效時代」發生衝突，因為後者追求的是經濟增長，並且切斷了人類與環境的聯繫。數字革命和可持續性革命之間的矛盾需要調和。
在此背景下，以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慢食運動為標誌，世界範圍內發起了一場「慢節奏運動」（Slow Movement）來回應生活的不斷加速，同時反思現代技術和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的關係，目標是讓社會慢下來，以適應環境進程和神聖的生命節奏，並應對人類及環境面臨的挑戰。
受此啟發，人們開始關注媒體與可持續的關係，意識到現代數字媒體同樣會造成不可持續的單一文化，其影響力更加深廣且難以察覺。媒體作為人類感知和理解環境的手段和途徑之一，如今已幾乎變成一種無處不在的新環境，對地球生態及人類生活的影響程度前所未有。為平衡主流媒體的弊端，21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一些另類媒體以及對待數字媒體的另類方式，慢媒體便是其中之一。它既是對「慢節奏運動」的積極回應，也成為可持續發展運動的一部分，對公眾和媒體行業帶來廣泛影響。倡導者通過撰寫文章和專著、發布宣言、發起公眾討論等途徑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參與。
慢媒體既是哲學也是行為實踐。首先，它是對有價值的傳統媒介形式（如印刷品）的欣賞或重新評價，並質疑人們對更多信息和更快交流的渴求。其次，它支持慢節奏的媒體製作和消費，以增加內容及互動的深度；支持暫時或永久性減少使用數字網絡和設備的時間，以限制其對個人、職業和家庭生活的影響。慢媒體並非提倡隨時隨地把一切放慢，也不是膚淺地建議快慢結合，而是倡導從可持續性的視角來看待當代的速度問題。通過識別和實踐慢媒體，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快媒體，從而保持大腦和生活平衡。同樣，慢媒體並非反對數字技術，而是認清數字媒介形式的利弊並審慎地使用。慢媒體不僅是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一種生態、道德和政治承諾。
可持續性是慢媒體關注的核心。圍繞該核心，慢媒體重點關注以下問題：第一，數字媒體對人類及其生態支持系統的影響是什麼？通過突出數字媒體技術造成的大量生產、一次性使用、快速淘汰以及「效率為王」等問題，慢媒體著重強調當前媒體製作和使用的不可持續性。第二，以人類生活質量及環境可持續性為導向的文化應該是什麼樣的？慢媒體致力於推動關於人類新文明階段的討論，在這個新的階段，媒體可以用來放慢生活節奏，使時間服務於人類而不是相反，重新定義人類進步，追求與自然的更大和諧。第三，如何改變媒體文化以促進可持續的社會變革？挑戰是什麼？
從2002年美國媒體藝術與文化聯盟主席、獨立電影製作人海倫·德·米歇爾（Helen de Michiel）最早提出「慢媒體」一詞至今，慢媒體的發展經歷了萌芽、成型和擴展階段。2010年，薩比里亞·戴維（Sabria David）等三位德國學者發佈《慢媒體宣言》（The Slow Media Manifesto）在全球博客圈掀起了一波熱潮，並引起主流媒體的進一步關注。慢媒體成為了一個口號，並且逐漸發展成為一種亞文化，在北美媒體和公眾中獲得廣泛關注，在數個歐洲國家得到發展，並在澳大利亞落地生根，但目前尚未形成一場持續的慢媒體運動。
慢媒體最大的價值在於對深層社會問題的揭露和反思。其倡導者認為，當前的商業與媒體結構導致了不可持續的單一文化，廣告商把媒體當成超級消費主義的鼓吹者，商業掌握著決定事物發展速度的巨大力量，而媒體行業在加快媒體消費速度方面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人們瀏覽的速度越快，點擊的鏈接和瀏覽的頁面越多，被收集到的用戶信息以及據此提供廣告的機會就越多。這些公司最不希望鼓勵人們悠閑地閱讀或緩慢、集中地思考，讓人們分心才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注意力被視為數字經濟真正的「貨幣」，數字平台、內容提供商和廣告商通常用「在網站或頁面上花費的時間」等指標來衡量成功，有強烈動機去吸引眼球，誘使人們更多地使用媒體。
慢媒體還揭示了現代社會的悖論：生活在被視為節省時間的技術環境中的人們經常感到時間不夠用。現代人越來越難以把控日常活動的速度、節奏、順序和持續時間。要想過上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就需要掌握分配時間的力量。但許多人對自己的時間幾乎沒有控制權，另一些人則相反。慢媒體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思考和討論有關時間的問題。
多和少——慢媒體實踐的原則和方法
在數字媒體時代實踐慢媒體理念，其核心原則是「正念」（Mindfulness）。正念是指通過持續和特定的方式集中注意力所培養出來的意識，這種意識有其目的、屬於當下，而且不帶評判。正念教我們放慢腳步，注意使用媒體的習慣，還會減慢我們對時間的感知，擴展主觀體驗，增加所感知和記憶的信息密度。想要創造更可持續的生活，就要有意識地使用媒體，而不是讓媒體利用我們。在「有意識地使用」的原則下，關於慢媒體實踐有以下建議：
- 多使用非數字媒體
多閱讀紙質書籍、雜誌和報紙，觀看膠片電影，欣賞黑膠唱片等，尤其要選擇高質量且能用較長時間閱讀或收聽的內容；使用紙質地圖來導航；使用傳統工具傳遞信息，比如寫親筆信、用打字機打字、寄明信片、用膠片相機拍攝等。神經科學表明，深度閱讀等能力如果長期不用就會退化甚至喪失，這些能力比通過數字媒體所獲得的技能可能更有價值。
- 適度使用媒體
使用任何形式的媒體，無論是快的還是慢的，以適度的方式就可以被認為是慢的。想要重新控制自己的心理和日常行為節奏，同時享受媒體的好處，適度是一條更可行的道路。在使用數字媒體時，以下技巧有助於做到適度：
關閉設備和網絡上的非必要提醒和推送通知，只發送必要的郵件，減少檢查郵件的頻率。在工作計劃或日程安排中設置暫停使用媒體的時段，在使用快速媒體時養成休息的習慣，離開屏幕，補充水分，活動身體，呼吸新鮮空氣。
避免一心多用。使用媒體之前先明確目標，隨時留意不要偏離，盡量避免同時處理多項任務。
使用媒體時有意識地呼吸，可以集中注意力並減輕壓力。
冥想可以加強和深化上述做法，做到放慢速度，更好地呼吸，更多地完成單一任務，並得到放鬆。哪怕是堅持每天一兩次簡短的反思或沉思也會有效果。
- 暫停使用數字媒體，創造「斷網時空」
安排一段日子或一天中的某一時段關掉設備，暫停使用數字媒體，享受與自我及世界的真實相處。在家中創造一個「無數字空間」，避免數字設備出現在餐桌、浴室和臥室等。擺脫媒體的束縛可使人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事務，一旦習慣了與外界脫節，人們會產生更多自我意識，更加平靜、快樂、專注、充滿活力，更善於反思和沉思，同時也更有洞察力和創造力。
在現實生活中多花點時間與人面對面交談，參加現場活動，參觀文化遺址，走進大自然。生活和工作的意義不僅僅是數字交流，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下來，這樣有助於調整自己的節奏，避免草率的錯誤、身體疲憊和情緒倦怠，變得更有效率和創造力。
- 做一名綠色媒體消費者
對於數碼產品垃圾問題，公眾討論往往聚焦於有效回收，實際上這作用不大。隨著越來越多的電子設備被廢棄，僅靠回收已無法解決問題。立竿見影的做法是消費者減少購買量，製造商把數碼產品設計得更耐用、更容易升級、更容易重複使用。
更多地了解數字媒體生產和消費對自然系統和人類社會的影響，認識到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媒體的生產和使用應該有所克制。避免購買不必要的媒體設備、產品及服務，需要時從環境友好的公司購買，盡可能重複使用，並負責任地處理數碼設備。了解媒體製作的方式和過程，支持以道德的方式製作的雜誌、新聞、電影、網站和其他媒體產品。
- 提高生態媒體素養
媒體素養指受眾面對媒體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具有較高媒體素養的人能夠正確地、建設性地利用媒體資源完善自我並參與社會進步。面對數字媒體的深遠影響，提高人們的媒體素養是理解和實踐慢媒體的有效手段。
21世紀初以來，西方英語國家的部分學者和媒體從業者意識到傳統媒體素養忽略了媒體技術和設備及傳播內容對環境的影響，認為需要引入生態視角。2010年前後，生態媒體素養（Ecomedia Literacy）作為媒體素養的新興領域問世，使命是提供關於媒體與環境之間關係的教育，從理論到方法為推動關於媒體生態影響的討論和行動提供指導。
生態媒體素養致力於使媒體成為解決環境危機的推動力，其途徑包括審視媒體和通訊技術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研究媒體傳播的內容如何影響人們對環境的感知、認識和行動，倡導慢媒體等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另類媒體實踐，設計健康的媒體生態系統，鼓勵戶外教育並減少屏幕時間，等等。生態媒體素養還倡導人們關注日常媒體行為對可持續生活的影響，培養積極的綠色公民意識，促進可持續的行為和文化。
- 呼籲全社會共同努力
使用媒體不僅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媒體本質上是社會和文化的，如果不倡導其他人和機構的改變，也很難改變個人的媒體習慣。而且，個人選擇慢媒體的權利需要在集體層面得到保護和支持。一個由政府、學校、企業和其他機構組成的聯盟有助於將慢媒體原則融入生活：學校讓學生意識到數字媒體對人類和地球的影響；企業更多地考慮其媒體使用和製作對環境的影響，並且鼓勵員工適度使用媒體；政府推廣可持續使用媒體的好處，等等。個人行動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系統性問題。達到一個新的文明水平需要全面的社會和文化變革——尤其是能讓人們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時間和節奏的變革。
1.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意大利美食專欄作家、社會活動家卡爾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及當地市民一起開創了「國際慢食運動」，號召人們反對按標準化、規格化生產的漢堡等單調的快餐食品，提倡有個性、營養均衡的傳統美食，目的是「通過保護美味佳餚來維護人類不可剝奪的享受快樂的權利，同時抵制快餐文化以及超級市場對生活的衝擊」。
- 宋燕波 長期從事媒體及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保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