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云芳
我第一次听到“社区大学”这个名词，是在美国读书期间。当时学校有些学生，之前曾在社区大学就读, 再申请进入正式大学三年级就读。社区大学的课程中，有许多关于技艺证照学习的课， 提供给想要习得一技之长的民众，增加就业机会。回到台湾后，我在一所大学里工作，负责“推广教育”，适逢此时，台湾的社区大学也受到启蒙开始逐步发展。
我工作的学校位于农村，附近没有住家，放眼望去尽是连片的鱼塘和成群的鸡鸭。一所大学，除了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外，能否为地方居民带来不一样的改变？大学最大的资产是“知识”、“研究”与“专业人才”，而农村的资产是“农业”、“生态环境”、“地方耆老”。大学与农村，都是社会上重要的资产，两者之间的碰撞，引发了我强烈的想要突破现状的心愿与学习愿望。我阅读了黄武雄1老师有关成人教育的相关文章，深受启发。在长期的教育学习体制中，我只有线性的学习思考模式，而开放式的学习，却是如此多元并富有创意，让我的小宇宙发生了大爆炸。我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并且透过反思，去实践改变的批判历程，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人”。
投入社区大学
投入社区大学的工作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透过观察农民的生活作息形态，农作与信仰，地方文化与关系脉络，寻找不同聚落与组织，透过各种切入点，每天与社区居民聊天，聊学习， 聊社区大学，聊在地情感。得益于社区大学工作，我认识了很多伙伴，深受启发，学习反思社会结构、政策发展、全球议题，也包括自我觉醒，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年来，社区大学以公民教育的“倡导”方式，想要达到整体社会的改造，而在抽象的价值观教育中，缺乏社会运动真正的关注与联结，会造成公民养成教育与达到社会改造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落差。不过，在社区大学20年的脉络中，培养了许多人才，不仅是办学专才，而是有能力改造社会的人。若能以这些人为种子，分散出去开花结果，最后成为结盟伙伴，推广各地的实践行动及生活模式与组织，将可达到社会改造的目标。
看见家乡的环境问题与垃圾危机
我的家乡台东县，位于台湾本岛东南方，面积是全岛第三大，人口密度却是全岛最低，其中三成的人口为少数民族，是一个有丰富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良善的子民是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家乡以农业及观光产业为主，没有工业发展及污染，这里的海水湛蓝，海天一色，空气清甜。我生长于农家，从小过的是顺应节气的耕作生活，长大后才离乡读书工作。
后来，离开工作了15年的社区大学回到家乡后，除了回归与家人一起的生活方式，也到家乡唯一一所大学兼课，教授有关“环境教育”的议题。在谈环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家乡。以前在外地工作都会一直“望乡”，但真的“返乡”后，却一直没有回家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我只是将家乡当成转换不同工作的地点， 而不是为了回乡做些什么。认识到自己的态度问题后，我打破原有认知，重建回乡的理由，构筑扎根在地的生活。我热爱教育，一直以来我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教育，如何将教育的推动持续扩展到行动层面，实现社会改造的意义，这是我想做的事。
在社区大学累积的实践经历让我有很好的系统架构。在这样的脉络基础上我成立了“为环境教育，在环境中教育”的“禾耕生态环境教育有限公司”。取名“禾耕”，是感谢台东这块土地及父母辛勤耕耘养育了我，回到这块土地后，我也要为这块土地努力付出。公司第一个案子是与政府单位合作，将一座没有启用的闲置的焚化厂转型成为推动“垃圾议题”的环境教育中心。早年因政策推动与地方民意理念不合，导致焚化炉建厂完工后，地方居民上街头抗议反对，成为台东这淳朴社会第一场也是目前最大的一场抗争运动。最后，焚化厂成为闲置空间，十几年未曾启用。我花了两年时间让原本杂乱无章的闲置空间，重新改造成为环境教育中心，并培训工作人员及志工，设立中心的营运目标、行动方案及永续经营方针。
离乡二十载，家乡变化很大，看似依旧美丽，但已开始一点一滴地侵蚀受伤。为什么我选择“垃圾议题”作为工作及研究的重心，是因为台东没有启用焚化炉，垃圾只能以填埋的方式处理，长期堆积的结果是填埋场全部饱和。在公民意识逐渐抬头的当今，要设立新的填埋场并不容易。所以，家乡出现了垃圾处理危机：垃圾该往哪里去，如何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处理方式，总会有不同派别的民众或在地居民反对，很难达成共识。我常听到民众说，“我并不反对焚化炉，只要不在我家附近，若在我家附近，我一定抗争到底”。面对垃圾议题，政府与民众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很难进入理性的沟通，民众最后只能单一选择“要与不要”。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单一思考解决垃圾问题的同时，突破教育倡导的成效限制，推动多元面向的思考，促进议题与民众生活产生更多的意义与联结，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内容包括:
1. 环保倡导:此类的倡导工作，虽谈不上是公民参与的运动，却是很实际的可立即改变环境的行动，如减塑行动、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自备环保餐具等教育倡导。
2. 政策倡议:我们会将研究观察提供给地方政府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和建议，法规的制定搭配我们要推动的减塑行动的环保倡导，有加速的成效。
3. 组织联结:结合地方环保团体，共同关注垃圾议题的政策与发展，参与相关会议，讨论出共识共善的目标。
4. 实际行动:公司认养了一段海岸，作为实践参与的场域，以净滩的方式，解决该海岸段脏乱的问题。
我们将环境议题融入工作，试图以教与学、政策倡议、组织联结及实际行动，获得民众生活感受的共鸣，推动社会改造。此外，我们也藉由这样的工作方式，提供社会实践的平台与工作机会，让年轻人拥有一个参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场域。
净滩是教育也是环境行动
台东有美丽的海岸线，这些年来沿海地区多了很多开发，海岸上充斥着各种生产、生活垃圾。这些垃圾的来源，除了地方居民及厂商恶意弃置以外，还有一些是随着洋流从其他地区漂来的。为此，除了需要清理海滩垃圾，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垃圾产生的问题。每个人看到的问题层面不同，需要有不同阶段的解决方式，因此，我们的环境教育除了教育倡导之外，更强调公民参与的行动。
为了营造一个公民容易参与的现场，我们认养了台东县环境教育中心2邻近的海岸段，投入长期净滩工作。首先，我们规划了一门 “海漂垃圾——减塑净滩行动”课程，先藉由室内的课程活动，说明目前所面临的垃圾问题，从全球到台东在地的危机。接下来，带领参与的民众去到海边，进行实地的净滩行动。结束后，回到中心做垃圾组成分析与秤重记录，引导民众深入探讨垃圾来源。净滩的资料会持续累积，年终时，做总重量的汇整与净滩垃圾总类的排名。我们一年大约有20场次的净滩活动，对公司而言，这是一项很费人力及时间的义务工作，活动前需要准备净滩工具，活动时说明讲课，净滩后清理垃圾、清洗工具并汇整资料等。我们也藉此参与投入， 让公司及伙伴们清楚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
这件事并不是默默在做，我们也会诉之媒体，透过各种网络公告达到宣传效果，让民众了解我们正面临的垃圾危机，分享的信息包括公司做了哪些净滩行动，有什么结果，有多少人参与，也会不断号召民众参与。我们的净滩活动平均每年有1000人参与，参与者包括邻近的学校、社区民众、机关团体，还有外县市的学校专门来学习参与，影响层面不断地扩大。邻近的社区居民一开始只是观望我们的净滩行动，而现在看到总有一群人不分冷热天气坚持参与净滩行动，也目睹了海岸环境的改变，社区乱弃置垃圾情况的减少，于是开始加入我们，守护自己社区的海岸，巡守严防乱弃置的行为。这种关系的改变，是从紧张、不信任慢慢发展为彼此携手合作。
在净滩过程中，我们会对净滩后的垃圾如何处理、为何有清不完的垃圾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与政府单位不断沟通，也会将净滩的科研调查数据作为向政府单位建言论述的依据，透过数据更真实地呈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台东是个很小的地方，我们透过净滩活动搅动了在地居民、学校单位、公务单位及NGO组织等，一起合作动起来。虽然无法奢求每一位参与的民众都有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但透过各类人群的参与，以分层解决问题的方式，让公共议题可以更普遍地被了解和关注。
年轻化的组织：创意，专业，活力
成立公司后，依自己当初成立公司的目标之一，我们捐出1/10的盈余用于支持年轻人组织。我发现有很多新的组织都是由年轻人创立的，他们具有较高学历，善于运用自己的专业学习背景，有丰富的创意点子，也熟悉各种网络平台的运用，擅长用这些技能和优势致力于垃圾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所成立的并非 NGO 组织，而是工作室或公司。我很好奇，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以环境议题为公司的营业项目是如何营运的。
例如“海涌工作室有限公司”，由海洋大学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系硕士毕业的一对情侣共同创办，主要以海洋废弃物为主题。他们除了长期组织净滩活动外，还串联企业、民众、政府共同投入减塑的行动。而他们主要的营业收入，除了通过企业委托执行的净滩活动获得外，还会透过环境教育讲座分享、体验活动、环保产品研发与零售等来增加。我问他们:“公司营运，辛不辛苦？”话刚出口， 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了废话。其中一位创办人回答说:“当然辛苦， 也因为收入有限，所以公司目前请不起人，大小事都由我们自己扛起。”是啊，环境教育工作，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全力专注在这个工作上，自己创办公司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另外，还有一家名为“RE-THINK”(重新思考)的公司，由原来的非营利组织转变为工作室。发起人曾在广告界工作，拥有设计专业背景，因为觉得NGO在谈环境议题时很难突破同温层，宣传标语总是“爱护地球”“守护海洋”“地球只有一个”等八股宣言，让一般民众觉得很有距离感，也不知该如何做。后来，他善用设计专长，做了很多让人会心一笑或是很有感觉的文宣，内容是一些年轻人的用语，促使年轻人看了感觉不做环保好像就落伍了。因为设计很受欢迎，加上发起人本身也常参与净滩，后来就辞职专心做净滩行动。透过他的号召，许多企业与年轻人成为净滩志工；另外，他也协助企业策划大型净滩活动，帮助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形象。
除了以上两个案例，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将环保落实在生活之中。他们不走传统的环保路线或街头抗争行动，更强调落实在公民的生活层面。这些年轻人有超强的号召能力与感染力，也有多元的发展模式，完全跳脱了老一辈NGO的做法。他们运用创意的思维激发更多民众参与行动。新一代的年轻人组织，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与创业方式，既让自己可以“好好过生活，好好做环保”，也让环保可以成为终身的志业与事业。
回首过去几十年，在社区大学和环境教育中心工作的时光给了我影响一生的转变，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公民参与模式和未来。
1. 黄武雄(1943年—)，笔名郑本、黄南，台湾嘉义县朴子市人，数学研究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社会运动参与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动台湾教育改革；1973年编写高中数学实验教材，亲自到高级中学试教；20世纪90年代投身社会运动，持续书写教育思想著作不懈，并于1994年发起四一〇教育改造运动；1997年倡议普设社区大学，强调社会教育的公共性、通识性与根本性。2006年与徐仁修、小野等发起台湾千里步道运动。
2. 台东县环境教育中心于2016年2月由台湾台东县环境保护局首创成立，主要以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回收等环境议题为教学目标。中心教学设备完善，课程丰富，并有专职环境教育人员，园区内以各式废弃物作为装置艺术，透过作品的呈现，让人省思废弃物与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厂区内的污染防治设备，更可让民众一窥究竟，深入了解守护环境的重要性。
■ 陈云芳 台湾禾耕生态环境教育有限公司负责人，并参与运营台东县环境教育中心。禾耕致力于推动减塑、垃圾减量与分类及净滩等行动，培养关怀社会议题的年轻人，促进公司朝向社会企业的营运模式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