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龙翔
何塞·黎刹(Jose Rizal)1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知如何回看自己从哪里出发，他将永远到达不了终点”。2018年8月17日下午2点30分，飞机降落在西安咸阳机场。暂别一个月后回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过去一个月在菲律宾做了什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我发生了变化？第一个浮现出的感受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和赞美”。这次在菲律宾乡村生活的经验确是独特的。当我允许自己走出原来的圈子，沉浸在中菲乡村建设关系与力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不仅动摇了生活和工作中原本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框架，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得到发展，乡村建设工作也因此被赋予一层鲜活的世界主义色彩。
出行前的准备
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2工作三年多，我一直协助张兰英老师3开展乡村建设的国际研究与交流工作，其中，深化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更是酝酿许久。在乡建大家庭日常讨论中，越来越多关于与泰国、缅甸、菲律宾、尼泊尔等国的交流，逐渐形成一种对东南亚国家民间社会的热情和关注。出发去菲律宾研学之前，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菲语系和张兰英老师共同组织的工作坊，主题是“中菲关系和国际乡村建设”。在这个工作坊中，我像块海绵一般吸收各位前辈的经验和知识。这个过程呈现了菲律宾社会的整体图景，也让菲律宾乡村建设工作者和民间社会的日常更真切地浮现在我面前，像一张地图，给了我前行的信心，也让我在新的环境中不至于迷失。
我知道，要理解一个地方必须融入当地人的工作和生活，更进一步是深入到这个地方的历史脉络中去。我去研学的地方是新怡诗夏(Nueva Ecija)地区的一家合作社，马尼拉往北5小时车程。这家机构是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 (Philippin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简称 PRRM)4在这个传统的农耕区孕育的一家地方组织，接待我的人叫安德润 (Ka Andring)，透过他的眼睛，我真正来到这个地方。
合作社发展的瓶颈
安德润大叔住进库尼生态稻米合作社 (Sustainable Cooperative of Nueva Ecija，菲律宾语缩写KOOL-NE) 的院子有七年多。这里是菲律宾著名的稻米之乡(Rice bowl of Philippine)。因为从事生态农业和社区发展工作，他对附近的村镇都非常熟悉。二女儿桑德丽亚 (Sandria) 从附近的中央吕宋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或许与父亲长期从事民间组织工作有关，她选择了发展传播作为专业。安德润大叔是合作社的经理，现在一家五口住在这个院子里，打理着稻米购销和加工的工作。
库尼是一家以稻米购销为主要业务的社会企业，有着现代化的组织构架和商业计划。他们与马尼拉的环保组织合作，预订和购买当地农民的生态稻米，经过收购、储存、初加工，最终送到大城市销售。来到合作社的第一周，我赶上了每月一次的稻谷脱粒。当时正值菲律宾雨季，几乎每天都下雨，趁着早上的阳光，我们把谷子一袋袋运上车，送到附近一个加工厂脱粒。这个加工厂是一个农机合作社，十之八九的农机都是从中国、日本和韩国进口的。当地人告诉我，在菲律宾能够生产合格机械的工厂非常少。搬运稻谷是体力活，脱粒则由大型机械自动完成。我们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刚结束工作，一场大雨如约而至。
作为由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和农民组织网络卡利卡森(Kalikasan People's Network for the environment)共同孵化出来的在地合作社，库尼辐射周边五个区县的农民。向社会企业转型之前，他们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地区开展长期细致的社区教育和农业技术工作。菲律宾民间组织在90年代迎来了一波“小阳春”，当时合作社有全职员工30多人，几乎每天都有不同主题的农民培训，议题涉及妇女、儿童、卫生健康、可持续农业、小微创业及金融等。今天的热闹程度已经不如当年，合作社的收入也大幅减少，安德润大叔和我半开玩笑说:“在这里拿的工资少，还不如去穆尼尼奥 (Science City of Munoz)5开一家米店。”
从事社区发展工作20多年，安德润大叔身上有一种长期从事乡村工作所历练出来的自信与从容。然而，面对现实生活，我看出他这份骄傲之下也心有不甘。骄傲的是，成百上千的农民在这里接受培训，改变了观念，提高了生态农业技术，还获得了一定金额的贷款。通过长年累月的沟通和实践，在附近的村庄范围内培育出一个生态农业社会系统。让安德润大叔不甘的是，最近这些年合作社快速衰落，生态水稻市场萎缩，农民生产积极性锐减，活跃的社员不及之前的 1/10，以至于合作社只能以最低的补贴形式来支撑经营环节中的人力投入。安德润大叔纳闷，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就做不起来呢。
丰富的社会机构形态
对于安德润大叔的乐观和健谈，他的妻子苏珊(Susan)功不可没。 苏珊阿姨原是镇上一家私立小学的老师，细腻而温柔，总是悄悄地照顾好所有人。记得我住在合作社二楼的办公室时，她常常趁我外出就把衣服洗干净，整齐地叠放在床边。因为之前马尼拉空气糟糕，我的喉咙疼得说不出话，她就叫安德润大叔在院子爬树摘了一盆小酸橘(Kalamansi)，做成果汁给我喝。苏珊阿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吃饭前会张罗一家人为食物祷告。她对于教会的事务很积极，为回应村庄的需求还在教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小额贷款服务的项目。
我每周都会跟着安德润大叔一家去教堂祷告。这个教会不过百人，彼此非常亲切。每次祷告结束以后，男性、女性、青年和儿童都会形成小团体，分享最近的生活体悟。教会的牧师若兰(Roland) 是菲律宾水牛中心(Philippine Carabao Center)技术推广部门的员工，很有感召力，主持的新人婚礼，气氛神圣又轻松。听说我从事农业相关工作，他欣然邀请我去他工作单位参观，那里是慕尼尼奥科学城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之一。后来，一位在菲律宾水稻研究所的教友也带我去参观他的工作单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安德润大叔将他的工作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和安德润大叔一家一起在合作社的院子里生活，他不仅照顾我的生活，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 系网络带我去参观周边的农业科技机构，包括菲律宾农机研究所、渔业和水生资源局、菲中农业技术中心等。
丽贝卡(Rebecca)是安德润大叔的同事，也是合作社的理事之一，主要的工作是组织妇女协会。因为慕尼尼奥城的市长是她大学同学，安德润大叔就问我要不要去见见市长。我想，能见到地方的最高长官对了解一个地方应该很有帮助，于是欣然赴约。丽贝卡带我走进市长办公室，见到了奈斯特(Nestor)市长。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原来在中央吕宋大学教书。他具有很强的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访客的时候，常常一边介绍自己的工作，一边快速地捕捉各方面的信息，并编织成彼此相关的网络。从办公室出来，我们还见到了一位曾在合作社工作的员工，现在正在市政府工作。在菲律宾，政府官员、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之间的人员变动是一件相当平常的事。
生机勃勃的村落景象
安德润大叔帮忙联系了几位合作社的社员，安排我住进他们的家庭。非常感谢这样的安排，成了这次菲律宾学习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所有的社会工作，最终都会落实到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深入普通村民的生活，才真正触碰到菲律宾真实的社会。
来到不同的村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乡村景观。我曾先后住进普通农户家、村长家、农场主家。贝拉(Perla)奶奶家以务农为业，有四个孩子。女儿出国打工，攒钱寄回家盖房子，房子建了一半， 因为贝拉的丈夫生病，原本用于盖房子的钱只能用来买药，一家人为此住在尚未完工的房子里面。虽然家庭的窘迫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但贝拉在村庄里一直享有很高的认可度。因为和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多年来的互动，她对于村庄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也被推选为村议员，参与到村庄各种事务的决策当中。
贝拉的大儿子约翰(John)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是一个很有社会活动天赋的人。无论遇到谁，他都会迎上去热情地聊天，对于每个人在想什么似乎都了如指掌。住在贝拉家的两天时间里，约翰带我去认识村庄里的年轻人，并鼓励我自然地加入到年轻人的劳作和聚会中去。走访了不同的村庄，我发现在菲律宾，留在村里的青年人比国内要多得多。就拿这个村庄为例，青壮年人口占到村庄常住人口的1/4。所以，村庄显得很活跃，有许多青年人的活动，也有许多青年人成群结队在田里劳作。看到这些让人感觉到村庄的生机和希望。
我观察到，这仍然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村庄周边很少有提供就业机会的工厂或公司，大部分人都以农耕为生计，保持着传统乡土生活方式。整个菲律宾的生产规模，也无法承载如此多的青年人，所以大量青年人还是以务农为主。其中有一部分选择成为农业工人，给其他农户提供服务。或许，这也是农业机械化很难推广应用的原因。勤奋的农人会去做农业工人，尽管收入比较低，一天工作8小时只有250菲币(约合5美元)，但这也是青年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家庭经济压力也迫使农工群体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这片地区土地广阔、平整，本有使用农业机械的条件，然而机械会夺走农业工人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导致农业工人与机械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 农业工人一怒之下烧毁了农业机械，以此方式对抗机械化。
我走访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像花园一样的村委会。与衙门作风不同，每个村委会都有一个院子作为社区中心，里面有花园和板凳，有厨房和碗筷，有客厅和电视，还有篮球场，吸引了很多周边的村民茶余饭后来聚会聊天。干完农活的男人会去喝酒，女人会聚在一起玩宾果 (Bingo，填格子游戏)，青少年则会去打篮球或桌球。村庄生活的人很喜欢社交，一瓶酒、一碗肉杂汤就能聚集起一帮子人。
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
有村民问我:“你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这儿是不是很穷？” 随即有村民自己抢答:“Poor, but beautiful!”(穷，但是美好!)
菲律宾乡村贫富差距很大，而政府对于乡村的扶持力度又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民只能依靠长期租用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对于这部分农民，他们的收入除去为整理土地、购买种子化肥、组织农工或租用农机等开销及贷款利息，几乎没有多少剩余。村民对我说，能够有闲钱去超市买衣服就说明这家人的生活水平算不错的，而大部分农民的生活还只在温饱水平。
另一方面，菲律宾的乡村生活又是美好的，保留着农耕文化的传统，既彰显一种前工业化社会的特质，又闪烁一种后现代的可能。菲律宾的热带海洋性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在家里的前庭后院种点瓜果蔬菜就足够一家人吃，基本生活能够自给自足。不像在马尼拉，不论外出做什么事情都得依赖钱。而且，乡村各个年龄阶段呈现有机分布，并没有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劳动力净流出。青年人、老人、孩子都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热衷于家庭生活，每天劳作，认真对待食物，邻里紧密沟通与协作。这些活跃的日常生活和细密的人际互动，使得菲律宾的乡土社会呈现出强大的日常性、精神性、凝聚力和生命力。
现代的菲律宾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自17世纪开始，菲律宾长期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深受西班牙、美国、日本的影响。参观何塞•黎刹纪念馆，可以看到西班牙殖民时代的菲律宾人，如何在何塞的启蒙下，逐渐形成民族自觉和文化认同，最终推翻殖民统治。但在新怡诗夏的走访中，始终没有看到天主教以外的宗教信仰。在活跃的世俗宗教信仰之外，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精神空间又被大众媒体聚焦在以马尼拉为想象的工商文化和韩国的娱乐文化当中。在山区的塔亚波(Tayabo)村，我曾看见两位年轻女子带着一群孩子学习电视里的韩国明星手舞足蹈。韩国的连续剧、偶像团体风靡菲律宾，使得一般的青年人对韩星都耳熟能详。
贝拉的二儿子乔伊(Joey)在一家医院做保安，他希望换到中央吕宋大学做保安，因为工资比较高。等凑足了钱，他希望报读一个韩语学习班，等学会基本的韩语就去韩国工厂工作。在村庄还有不少人具有国外工作经验，我曾碰见过至少有三个人会说中文，能说流利英语的更多，多是女性。出国打工在菲律宾具有很长的历史，使得菲律宾具有庞大的国际就业介绍网络，让菲律宾人很容易找到国外的工作。男性多从事建筑或能源工人工作，女性在国外从事家政工作比较多。有一次，还有个村民问我需不需要请家政人员，他希望女儿能够到中国去工作。她女儿 35 岁，现在在沙特阿拉伯的工资不高，月薪折合人民币只有3500元。对于菲律宾人而言，到另外一个国家务工可能就像中国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一般自然。从这个角度上讲，菲律宾又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社会。
未来的个人选择
农业工人的勤奋和抗争仍然扭转不了逐渐被机械取代的趋势。农场主使用机械可以节省一半的开支和时间。菲律宾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因生产成本高，国产稻米面临越南、泰国稻米的冲击明显处于劣势。若非人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农场主在经济理性的逻辑框架下，没有理由不选择机械。在工业化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技术工人的竞争张力也在迅速增加。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的执行主任马龙(Marlon)在他家乡金巴(Guimba)种了12公顷的生态水稻，插秧时他会雇佣农民，以支持小农的生计，当然也可能是机械播种秧苗成活率低的原因，但收割时他还是会选择使用机械。
对于结婚、生子、教育、医疗这些基本生活之外的开销，青年人难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现代消费价值观的导入，使得乡土生活自给自足的传统越来越弱。对青年人而言，教育、工作和旅行的需求增加，提高了他们对于现金的需求和依赖。在这种现实下，社区经济和家庭生活较以往更加脆弱不堪。
安德润大叔20多年前从事乡村社会工作之后就已经不种田了，大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留在城市工作，小儿子还在念高中。他们一家已经离开土地，离开农业。合作社微薄的收入让他们生活捉襟见肘，但是比单纯的务农还是要高一些。他期待能够进一步改善生活。在苏珊阿姨生日那天，他为家里添置了一辆二手轿车。我问他为什么买汽车，他说因为每周要去教堂，一遇到雨天路就非常难走，有车的话一家人在雨天去礼拜可以轻松些。自从买了车以后，他们去城里买菜也开车去，每次外出回来都计算汽油费。他的一位朋友托里大叔(Ka Tolits)说，其实安德润家并没有必要买这辆车，贪图方便一时，徒增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对于村庄里的青年人来说，应该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继续务农享受乡土生活朴实的乐趣，还是选择去外面的世界，经历城市的热闹与繁华？无论个人、乡村，还是整个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身处其中，我也感受到自己身上在鼓荡着相似的能量。这是一种悖论，一面是宁静的整体，一面是澎湃的局部，而真正的生命经历却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面向。然而，选择不一定意味着落入悖论中的一方，我们可以期待一种具有未来感的乡土生活，具备乡土社会固有的文化和生态优势，又弥补经济发展上的弱势和不足。
生态稻米合作社未来会发展得怎么样？合作社的社员生活会改善吗？生态稻米的市场会扩大吗？安德润大叔会继续合作社经理的工作吗？离开慕尼尼奥，我心中多了一份挂念。或许，这表示我已经喜欢上这个地方。
后记
菲律宾之行对我作为国内乡村建设工作者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20世纪中叶中国乡村建设领军人物晏阳初先生创建了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和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简称IIRR)6，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国内已经形成的乡村综合治理经验。张兰英老师曾于20世纪90年代在乡村改造学院工作了七年。若非因为这段渊源，我们很难近距离真实地接触并感受他们工作的气息。当我们埋头苦干时，若是能将自己所做的工作放入更广的地域和历史的国际经验框架中去理解，方向感会更清晰地展现出来。这种方向感中，蕴含着浓浓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感。我对菲律宾乡村建设工作者所展现出的专业性和工作热情印象极其深刻，并充分意识到，让工作主动地融入自己的生命之流，并且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这样的工作才具有坚实而灵动的内生动能。专业性给一项工作构建了健硕的形体，而主动性则赋予了这项事业敏捷而持续的灵魂。
1. 何塞·黎刹（1861-1896），菲律宾民族英雄、革命先驱，被尊崇为“国父”。1861 年出生于菲律宾内湖省卡兰巴镇。曾留学欧洲，出版《社会毒瘤》《贪婪的统治》等书，揭露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菲律宾的残酷统治，号召人民发动革命推翻暴政。1892 年从欧洲返回菲律宾，领导反殖民主义者的武装革命争取独立，遭到菲律宾殖民当局镇压，1896 年以“非法结社和文字煽动叛乱”的罪名在马尼拉被处死。
2.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于2012 年3月在西南大学成立，研究范畴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交叉学科领域理论研究、乡村治理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乡村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地方创新经验研究与社会服务，并推动与国际先进经验的交流与合作。
3. 张兰英，就职于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主要从事可持续农业、社区扶贫与发展、环境教育等项目的管理和培训工作，近年在中国致力于在不同的平台上推动乡村建设运动，重点推动乡村建设人才培养和农民的组织能力建设。
4. 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成立于1952 年，是菲律宾国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组织，包括国家领导人、议员、技术专家，社区组织，乡村带头人等，并且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机构主要通过生活教育、人居环境改善、社会企业发展、公共卫生与健康、自我治理等综合方案，倡导和推行可持续发展。
5. 穆尼尼奥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中部，是菲律宾农业重镇，辖区内有菲律宾稻米研究院、中央吕宋大学等八家国家级科研院所，是菲律宾唯一的科学城。
6. 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正式成立于1967 年，由晏阳初领导的国际平民教育运动促进委员会主持创办，旨在将中国、菲律宾具有活力的乡村改造经验，推广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
■ 何龙翔 北京慈海生态环保公益基金会行动源计划项目协调员，毕业于英国舒马赫学院，获得整体科学硕士学位。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至今，协助返乡青年成长和乡土文化再生，探索个人与组织在转型过程中对生态智慧和多元文化的创造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