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专题的时候，编辑团队突发奇想希望就“看见小农”的议题创造一次中外对话，分享不同时空下的小农经验与心得，随即想到可以邀请网络内的泰国伙伴参与。因缘际会，2017年秋天，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1]组织国内返乡青年前往泰国参加正念市场社会企业课程，我们借此机会撮合了返乡2年多的刘敏涛和返乡10年多的陈小泰就“小农—返乡”做一次对话。两位相见恨晚，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返乡务农的心路历程与感悟体会。
返乡缘起
刘敏涛
我出生於湘南嘉禾县，童年都在农村度过。在5岁的时候，父亲承包了村里一座山头种柑橘，同时做着废铁生意。2005年将柑橘嫁接成橙子前，每年都用废铁生意的钱补贴果园开支。我小时候有限的劳动印像都在果园里:跟母亲走三四里路去收红瓜子；暑假头顶烈日和弟弟妹妹抹夏梢；旱季从水库抽水蹲树底下浇水；西瓜或橙子熟了就租拖拉机拉去集市出售。这些经历让我跟家里的果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013年大学毕业便有返乡务农的想法。当时中央1号文件大力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农村土地流转集约经营，还有同学提议一起合伙做农业。但因为刚毕业，对外面的世界还有所期待，也不知道回家能不能静下心务农，加上担心毕业导致和女友感情不稳定，所以没有即时回去。
毕业第二年，家里橙子销售出现问题，以往的销售渠道断裂，橙子在年後还卖不完，在冷库里一点点腐烂，父母不得不一道一道地翻动几万斤橙子挑选烂果，最後被经销商压价贱卖。橙子的滞销让我触动颇多，既心疼父母的辛苦，又深感农民的弱势——对於农产品的销售，农民根本没有话语权。
毕业两年，我和女友在长沙工作，感情稳定，因为怀孕的缘故，我们加速推进婚事。然而，孩子出生後，两人的工资根本不够抚养孩子。对比橙子的滞销和打工的收入，我们想，如果能把滞销的橙子卖出去，其收入就能抵上一年的工资，如果把所有橙子以合理的价格售出，一年有二三十万收入，两三年就可以买房了。另外，在橙子滞销时，批发渠道商想引入赣州老板，以每年每棵树40元的价格租下果园，一个果园3000棵树一年有十二三万的租金，和当时自己卖橙子的收入差不多。但我舍不得果园，如果不回去，果园就会被租出去。抱着回家赚钱到长沙买房的愿望，也为了留住心爱的果园，我踏上了返乡之路。
对比很多国内返乡青年的经历，我算是特例和另类。大多返乡青年返乡前已在小毛驴丶分享收获丶沃土工坊等乡建体系接受过思想熏陶，有很多改变故土丶建设家乡的情怀。而我是在回乡以後才接触生态农业圈子，了解乡建思想，继而转向生态农业。某种意义上说，我更像是在城市活不下去而被迫返乡。仰仗父亲多年的经营基础，所以也没有太多的生存压力，和大多返乡青年从零开始努力相比，我是幸运太多。
陈小泰
锠2017年，我踏入返乡第十个年头。回想当初，选择返乡大概有几方面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就到外面读书，直至大学毕业都很少在家。当时想回来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照顾父母。同时，依稀记得当时在城市的薪水，扣除生活费之後可以给父母的钱，远不如父母供我读书的多，让我觉得好像经营农场比打工更宽裕些。再者，我喜欢自由，不喜欢给公司工作，与其给别人创造利润，何不给自己创造价值？於是有了返乡的愿望。
再深究一层，也跟我的学习有关。我在大学读的是政治科学，当时拉玛九世国王的“充足经济学”是一门新的哲学理论，该学科的书我足足读了9遍，每次都能获得新的理解。那时候泰国还没有很多人了解这个理论，现在才大肆谈论“充足”（popiang）。大学会教育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优秀人才就会有好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国王在"充足经济"中提出，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为了提升自己丶返回家乡建设家乡，如果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自己的家乡，泰国的整体水平就会提高，每个地方都会变得很好。对此，我由衷地认可。
於是，因缘际会，我在25岁那年，回到了家乡。
内在的力量
刘敏涛
虽说是想卖橙赚钱买房，但其实自己对钱的欲望并不强。2015年卖了14万～15万斤橙子，销售额有25万元，上交了15万元“租金”，剩下10万元，还不到2016年的销售季就花光负债了。2016年销售额只有12万元～13万元，交不起“租金”，在2017年的销售季之前，负债更多。因为负债，妻子一度缺乏安全感，责备我不上进，而到长沙买房定居的念想也被彻底否定。然而，对我来说，回家两年，虽然经济拮据，却非常适应家里的生活节奏，纵然没钱却依然踏实。上山拍拍昆虫，饭後溜溜娃儿，给娃儿洗个澡，做个饭，天气好一家大小出门玩耍，内心满足又幸福。在家是没钱，却有大把时间陪伴家人，对我而言，“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真正的生活。
返乡两年，我找到了幸福生活的样子，也找到了种植橙子的方法。因为接触到生态农业的圈子，相关的认知和理解增多了，为了作为生产者的自己的身体，为了家人的健康，也为了保护果园土壤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我开始调整种植方式，将原来的绿色种植转型为生态种植，生活上也开始拒绝各种化学用品和添加剂，洗碗用茶籽粉丶米糠，牙膏丶洗发水丶香皂都购买天然无化学成分的，少吃猪肉多吃鸡鸭，炒菜只用辣椒丶大蒜丶生姜调味，拒绝鸡精丶味精，慢慢地朝向有机生活迈进。在家庭消费上，我也希望妻子更多购买有机产品，给孩子买有机棉，虽然价格贵，但是因为耐穿，不需要频繁更换，所以算经济账的话并不比化学纺织品贵，而且还保护了耕作有机棉的土地。
更进一步，我会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认真思考哪些是真实的需求从而减少无谓的消费。生活中，我们往往很少去思考我们为什麽要消费，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很多欲望又不是真实的需求。我们会买很多东西，但使用频率并不高，更换的频率又快，让我们远离节约的传统美德。我们也很少去思考消费背後的意义，消费常规产品其实是在支持常规生产方式，间接地破坏环境；消费生态农产品其实是在支持生态耕作，保护地力不受污染。我们使用塑料袋丶收发快递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这些垃圾袋和纸箱的最後流向？我们几乎从来不去思考我们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从事生态农业让我对此有了更多的反思和自省。
陈小泰
对我而言，返乡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开始的时候，不仅父母不支持，邻里更觉得不可理喻。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家觉得我聪明能干，读了大学会很有出息，把我当成偶像。而当我回来农村生活，大家都一致认为我成了最没出息丶最没用的人。之前读书的时候，村里大人都会教育小孩向我学习，回家後大家立即改口教小孩说千万不能学我这样的人。他们所谓前途无量是那些在城里大公司上班有稳定收入的白领，而我不是。
返乡最初几年，耳边充斥着很多质疑和诋毁。那时的我内心还不够强大，不知道怎麽面对舆论，只好关上耳朵，专注学习提高自己。听到太多反对的声音心会变得脆弱，心很疼很脆弱就容易被舆论压倒，无力再继续坚持。当我们觉得无法应对的时候，尤其需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给自己打气，让心坚强。与此同时，也很需要朋友的支持，回想最初几年的岁月，给我最多帮助的是朋友。
返乡务农并不是轻而易举立竿见影的事，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去学习，尤其是坚定内在的学习。我的学习有两个主要渠道，除了拉玛九世国王的“充足经济学”之外，另一个是Wanakaset[2]网络。高二那年我参加校外学习营，第一次接触到Wanakaset, 课程内容包括如何认识自己丶如何在自然中生存等，让我印像特别深刻。返乡之後，我第一时间加入了Wanakaset网络。回顾过去这些年的学习，Wanakaset教会了我三样东西：自己丶资源丶智慧。第一是“自己”，了解自己——我是怎样的人，有什麽愿景；了解自己的问题——我的优势和缺陷是什麽，需要学习什麽。第二是“资源”，了解自己和周围有什麽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如何使其可持续化，而且不仅索取利用也要创造回馈。第三是“智慧”，充分整合运用资源的智慧，掌握了这些智慧才知道怎样把事业和社区发展好。
突破鸿沟
刘敏涛
我的返乡不像大多数返乡青年一样遭到家人反对，相反父母对我是支持的。我甚至都没有正式和他们沟通，而只是直接把决定告诉他们。由於没有充分沟通，长期以来我竟以为他们也是希望我回来的，毕竟回来既能解决橙子的销售问题，还能陪伴他们左右。直到与小泰对话，为撰写这篇稿子和父母沟通时才了解，他们心底其实也和所有农村家长一样，努力供孩子上大学，希望孩子在城里大展宏图，出人头地。
虽然父母并不反对我返乡，但在果园具体管理层面，两代人还是有不少冲突，归根结底还是化学农业和生态农业的思维及价值观的冲突。在我看来，健康是第一位的，在父亲看来，赚钱是第一位的。在面对草丶昆虫的态度上，我主张不割草，为昆虫提供栖息地，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也允许小范围虫害发生。而父亲则认为，草太密影响通风透光，一有害虫就担心暴发影响收成。果园的生态转型遇到两大问题，一是不用农药如何控制害虫，二是不用激素如何保证产量。在停药初期，父亲不时会询问果园情况，看看有没有红蜘蛛，担心不用药虫子多没收成。而我则会细心观察果园昆虫情况，发现瓢虫丶草蛉等很多红蜘蛛的天敌，最担心的红蜘蛛在9月出现也为数不多，无伤大雅。慢慢地父亲不再担心虫害问题，也就少过问了。在花期停用激素後，他又开始担心产量，不断询问落果情况，落果结束後发现，虽然落得多，但是树上的果子还有很多，才心宽释然。
在家里，和父亲的冲突不仅存在於果园管理，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父母饮食习惯多油，喜欢吃猪肉，炒菜酱油很多，也喜欢到镇上集市买各种不健康的食材。而我们的饮食习惯则比较清淡，炒菜只放油盐和自然调味料。因为习惯和喜好的差异，看着对方掌勺时好像总不顺眼。
为了提高自主性，我和父母商量，按租赁的方式以每年8万元的价格租下果园。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获得了果园管理的绝对话语权。2017年橙子产量还不错，可以有可观的收入。拿到了掌控权，又实现了经济自由，可以让果园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陈小泰
为给父母做工作，我也曾绞尽脑汁。
我们村是水稻产区，父辈传统的种植方法如插秧，投入多产出少，随着年龄增加丶体力下降，往往事倍功半。为此，我想带动大家用新的技术和方法种植水稻，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收入。
在家里，我非常清楚，会务农的不是我而是爸妈，父母擅长农活，但是缺少学习，自己需要且可以做的是带他们学习相对简单又轻松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而且，我需要让他们主动学习。不管在家里还是社区，别人的话总是比较容易让他们信服，父母宁愿相信邻里也不愿相信我，而社区的人宁愿相信外面的老师也不愿相信我。所以一开始，我就刻意先带父母去跟别人学习，而合作社的学习则邀请外面的朋友来指导协作。
以抛秧为例。抛秧技术省时省力，但对於父母来说是新鲜事，如果出自我口，他们不会相信更不会接受。为此，我有策略地分两步进行。首先自己去尝试，如果我都可以掌握，对於爸妈来说就非常简单。其次要让他们接受并实践。为此，我请朋友帮忙查询哪里可以学习抛秧，准备好之後，我以游玩的理由带父母去学习现场，让他们听老师教授整个育苗抛秧的过程。大概1个小时後，我观察到他们很开心，由此确认他们喜欢这次学习和这个技术。回家路上特意问他们，感觉怎麽样学到什麽东西，爸妈很开心地说：“这个很简单，回家也可以照葫芦画瓢。”通过提问丶交流和观察，我确认他们对於这次学习的理解和看法，检验他们的态度和成效，整个过程其实不用我教，他们自己就掌握了具体的技术。
我们农场主要种水稻。以前插秧很累，抛秧简单省力，不仅减少人工和资金的投入，同时也让工作变得简单轻松。为此，我们觉得可以邀请其他村民一起尝试。第一年尝试抛秧，村民看见那些秧苗抛在浅浅的土表，就笑话爸妈说：“你们听从一个从来没有种过田的人的方法，秧苗肯定活不了，没收成连饭都吃不上。”爸爸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真的担心稻子长不起来，於是一棵一棵重新插，很累也不高兴。我告诉他：“不用管，7天後那些秧苗根会扎下去，自然就会长笔直了。”但是爸爸不相信，我只好说：“好吧，你愿意就全部重新插吧！”无奈老爸实在很累干不动，只好作罢。过了7天，秧苗果然长直了，他才心悦诚服。第二年我们还是那麽种，村民还是指指点点，爸妈这回知道了，自信地跟他们说：“不用担心不用管，过7天会长好的。”到了第三年，我们请了一些邻居过来一起种，我也不用说什麽，爸妈已经是老师，知道教邻居怎麽做。第四年，我们跟6户人家一起建立了团队，插秧时互相帮助，并交流和深化技术，之後就可以各家自己实践了。
类似这样，从传统的插秧转变为现在的抛秧，我们其实也没有刻意花很多心思节省人力丶提高收入，更多的是希望在农场做些简单却让人享受并得到幸福和满足的事情。
社区营造
刘敏涛
返乡回家，我其实没有太在意村里人的看法，背地里的议论总是难免。在大家的观念里，大学毕业返乡务农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但是因为家里有基础，所以情况还好。於我而言，农村生活最大的问题在於日益破坏的环境带来的伤害。农药化肥和垃圾是农村的两大污染源。我们曾经养了一群鸭子，母亲白天把鸭子放小溪放养，晚上回来发现鸭子腿瘸了，第二天根本走不了，原来是村民在井水边配药水，将废弃包装扔到小溪里，把鸭子的腿给绕伤了。另外，村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环境意识比较淡薄，即便是自己食用的水稻丶蔬菜丶大豆丶花生等作物，也一样会使用农药，甚至认为不用农药化肥种不出地来。今年我种了点水稻，村里人都说不会有收成，因为地方太偏僻，只会给鸟儿吃掉。他们其实不理解，我看中的就是没人种，土地多年不受污染会自然地恢复肥沃。
有时晚上从果园回来，遇上村里正在焚烧垃圾，烟雾直接往家里吹，每每想到孩子从小就承受二英的伤害，我总是难以压制心中的怒火，提着水桶就把火给浇灭。一次的火是给浇灭了，可下次呢？即便不再焚烧，填埋垃圾也同样会污染土地，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思考再三，我想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垃圾分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希望在管理好果园的同时推动村里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先带村支书到北京辛庄学习垃圾分类经验，然後回到村里通过村委会的力量推动，普及垃圾焚烧的危害，唤醒大家的健康意识。同时，努力争取政府资助，支持卫生清洁员工作和垃圾分类工作。
针对使用农药的问题，由於村民大多都是自给自足，略微种点花生丶黄豆等经济作物。我想通过普及农药的危害来提高大家的食品安全意识，并帮助村民以高於常规价格销售生态作物，让他们不用农药化肥却能得到更多的收益。
另外，教育也是社区的一大问题。经济条件好的村民都把孩子送到城里去上学，剩下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留在乡村上学，导致学生越来越少。外来的好老师都不愿意到农村来教书，导致学校老师也越来越少且年纪渐长，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直接导致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得到较少的教育机会。为此，我希望妻子能够在乡村扎根，通过乡村教师的角色提高乡村教育水平。经营果园的部分盈余，也可以用於支持部分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扩展视野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从小积累改变的动力。
我由衷地希望有一天，通过支持村民富余产品的销售，促使村民转换生产方式，让社区成为真正的生态村，不受农药丶化肥和垃圾的污染，大人孩子都能享受到洁净的空气和自然的生态环境。
陈小泰
国王和Wanakaset都在讲，我们不仅要为自己和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要为身边的人们和社区着想，真正关心消费者，完善产品质量，让他们吃上健康生态的食材。对於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仅需要提供好的产品，而且内心也应该是幸福的丶善良的丶坚强的，对社区和社会有所贡献。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每样事情都会好起来。带着这些思考去种大米，我会非常认真，我想将好的东西分享给社会，让消费者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好产品，从而多次购买，这样，我收获到的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金钱，更有内在的幸福和满足感。
如今我们在社区建立了合作社，从种植和销售等多方面帮助和支持团队成员，一起努力共同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
种植技术方面，最开始得到Wanakaset网络的支持，一起在社区建立农民学校，学习制作肥料，以降低农民转型有机种植的成本和风险，也有利於达成共识组建团队。後来泰国国王技术大学（MKUTT）也给予支持，潜心研究如何改良我们的土壤，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也跟合作社成员一起研究肥料使用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并传授具体系统的水稻种植知识。合作社每月召开一次议事会，如果谁在种植过程中遇到问题，如病虫害等，我们会一起讨论，共同帮忙解决，并将观察结果作分享。现在大家已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很多问题。
销售方面，我们也会协助大家开拓有机大米市场。最开始销售也困难重重，後来Poopintokao的团队找到我，想推动一个专门做有机大米的消费者支持农业（Consumers Support Agricultural）平台。我们小农本身并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和技术，恰恰Poopintokao的每个成员都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雄厚的实力，愿意无偿帮助我们，双方一拍即合。我是第一批加入的成员，也一直积极向其他农友宣传，鼓励大家参与。小农的资源和资本都有限，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让团队更加坚实，让利益更有保障。经过3年的推动，现在泰国很多人都认识Poopintokao团队，并给予很高评价，我们有机水稻合作社的大米也主要通过这个渠道销售。消费者已经非常信任我们，直接在网上下单，所以再也不用担心销售，更不用像开始那几年一样四处寻找市场。现在，不时有些政府或大学团队，过来跟合作社村民一起商讨合作。他们会倾听农民的声音和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向提出要求。
在合作社，我的角色主要是顾问丶市场开拓和推广。内部的管理工作都让成员分担，主要通过赋权方式提高大家的管理能力，也会创造机会让大家多去外面开会丶参加培训或市集，提高意识和水平，让管理更加轻松。现在合作社成员已经可以教授肥料制作丶跟别人谈有机，也为此增加了一些其他收入。只有让大家从心底真正认同生态农业，生态的社区丶可持续的社区丶幸福的社区才有实现的可能。
另外，我也在Wanakaset网络负责市场和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PGS）的推动。Wanakaset是一个可以直接颁发PGS organic+认证的组织，虽然Wanakaset在泰国已家喻户晓，也被充分信任，但是推动PGS organic+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责任。作为Wanakaset网络的成员团队，我们合作社也在参与，农场及产品已获得PGS organic+认证，目前正尝试往社会企业方向发展，也在进一步探索除了汲取以外，我们还可以为社区丶为社会做什麽。
返乡的价值与意义
刘敏涛
2015年,我们家橙子还没有转型为生态种植之前，作为常规化学农业的小农，面对市场根本没有话语权。即便脱离了传统的大流通转向电商销售，依然摆脱不了和渠道商地位不对等的境况，结果往往就是付出的劳动不算钱，种出来的作物不值钱。走上了生态农业的道路，遇上了类似沃土工坊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社会企业，我才第一次体验到销售者对农民劳动的尊重，而产品定价也是在双方共同沟通协商基础上拟订的，生产者也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在泰国一起学习的过程中，大家聊到温铁军老师的乡建思想，讨论到为何很多社会企业或生态食材平台都会支持返乡青年。彭月丽说：“因为返乡青年生於斯丶长於斯，对家乡有感情，不仅发展自己的事业，还能参与家乡建设，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一方水土，保育本土作物。”对此我深有体会。
跟小泰交流过程中，他身上散发出的笃定状态和清晰愿景让我印像深刻。小泰说，如果你的内心是安定的，幸福的，写在脸上的也将是平和与快乐。我想是的，返乡的意义就在於，不仅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将这种幸福传递开去，给家人丶给社区丶给世界。
陈小泰
之前聊及中国有很多返乡青年没有结婚，家里也不支持。在我看来，结不结婚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农民，无论做什麽，我们都需要认同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可以做而且喜欢做，不仅让我们坚强也给我们带来幸福。如果我们做得开心，那这个家庭也是幸福的，从中所散发出的开心和喜悦，自然会吸引到有相同志趣的人与你在一起。我所认识的返乡青年，问题不在於找不到伴侣，而是不知道如何选择。
近年来，返乡青年在泰国声名鹊起。大概是5年前团体的地位开始转化，3年前变得流行。以前也有很多优秀的农人，但那时候网络尚不发达，无法让外界知晓。现在自媒体时代，我们做了什麽可随时公开分享，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能量，让外界知道我们也是有智慧的，改变外界对我们的认知和看法。农民的地位能否提高，主要还是取决於人。如果什麽都不做，没有任何改变，那别人对你的看法也不会有改变丶地位依然很低，但如果努力提高自己，社会地位也会相应得到提高。而且，在泰国，一个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他对社区做了多少事情，对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如果只是自己做得很好，对社区和社会没有贡献，那获得的评价也很一般。如今，返乡已被社会认可为一个很坚强丶很善良丶很幸福的团体，传播正能量，吸引不少人也想要参与进来，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渴望自由和幸福的。这样的声誉来之不易，我们一起将之当作自己的事业推动了很多年，让大家都成长起来，不仅做农民，更要做智慧幸福的农民。
返乡务农，我们内心需要很坚强。平时，我们会通过课程，创建一个分享和开放的空间，让大家打开内心，去觉察和发现自己。如果内心开放了，那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和理解他们，更容易帮助他们发现丶清晰和确定自己的愿景，如果内心是封闭的，一切都会异常困难。事情没有我们想像得那麽容易，但也没有那麽困难，只要我们心有所愿，坚持不懈，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在泰国，80%的返乡青年都会刻苦钻研提高农业技术。然而，每个人的技术丶想法丶资源都不一样，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对此，我们跟大家一起工作，并不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去了解现有的资源丶想法丶做法，深入理解大家内心深处的愿景。清晰愿景是最不容易的。问题和困难层出不穷，我们要一直纠缠其中吗？没必要。只要有清晰的愿景，问题和困难总会迎刃而解。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愿景是让社区变得更美好，成为一个不受化学污染的幸福社区。如果我们社区不使用化学药物，我们的食物就是安全的，我吃的是健康的，家人吃的是健康的，社区吃的是健康的，大家就不会经常生病，不用经常看医生，也不需要有很多钱——有钱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也不用担忧，大家会彼此分享互相支持。因为有大家的善心，在小孩教育的问题上也不用焦虑，老师教得怎麽样都行，社区也会参与进来。总而言之，关键是要让大家清晰自己的愿景，并且理解自己的愿景与社区的愿景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和探索。
刘敏涛
返乡青年 橙橙农场负责人
陈小泰
Organic Hin Rae生态大米联合社及Saunsanpalang生态农场创办人
翻译：陈章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