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亚军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已近三年，给乡村带来了什么影响？目前还难以评估。但对我而言，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困扰：乡村振兴与之前的现代化战略到底有何不同？到了预定的全面振兴之年(2050年)，乡村会是什么光景？我们目前所做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工作，长远来看，有什么价值？结合所看到的一些具体政策，进入乡村社区工作领域十多年的我，其实是有些悲观的，也有些怀疑目前乡村工作的价值。正在我四处求教时，读到了《当文化反思遇上农业——协作者札记》1，在深受启发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这种启发与疑问共存的状态，对一个实践者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体验。
书中的每一句话，在我看来都充满实践者的洞见，也正可与个人的经验碰撞。可也正因此，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敢妄自揣测：作者们如何理解世界及其中的乡村？他们又如何将这样的理解贯彻于具体的乡村工作中？尽管书中给出了“第三条道路”，但这对实践者来说也并非几行字、一幅图那样简单。毕竟那意味着，在土地上与村民一道做着具体而细微的尝试时，还需仰望天空、觉察穹顶之下的村庄与村民的处境，这对乡村工作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在书中，作者们尝试说明现时的乡村遭遇了什么，他们又如何用十多年发展出“文化反思”这样的手法去回应乡村的遭遇——这不仅是一个个村庄的探索，更是与村庄头顶的苍穹对话。
作为读者，我尝试整理自己从故事中收获的启发和疑问，也尝试把书中散落各处的话语重新组合，梳理全书的思路，同时也是梳理自己对乡村工作的理解，希望从旁为伙伴们提供一点参考。
遭遇发展：这就像一个风暴，席卷了新一代
发展的故事不知从何讲起，但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发展”却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些村寨的剧变，只要上溯几十年，就能找到故事的开头。在本书的“初心篇”，以“对生活与发展的冀望”为名，作者们点明了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村寨的遭遇，同时也就引出了作者们的初心。
从“人类社会近500年来发展的轨迹”来看，我想我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应该是接近的：从发现新大陆开始，西方不仅逐渐建立起“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观念和发展模式”，还将这样的观念和模式侵略性地带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这可谓是全球化的开端，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个过程“把原住民和传统社区置于边缘的位置”，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很多时候，这个充满血泪的过程，也被视为“发展”的一部分。
对于散落全球的一个个村庄来说，发展的故事，就是它们的地方系统遭遇世界体系的故事。书中引用泰国协作者恰恰弯2(Chatchawan Thongdeelert) 的话说，地方系统是当地的人们在适应地方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通过“有关自然和生命智慧的学习”，以及“有关生命的学习和一起生活的智慧”，所形成的一套地方经验和知识。而“现代生活把村寨推向全球化之路，这条道路有这些特征：强调征服和改变自然，把自然变成以钱衡量，推崇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消费主义”——这句话算是对世界体系的白描。当地方系统遭遇世界体系，原生的地方经验和知识被瓦解、贬低和抛弃，人们逐渐融入世界体系。“这就像一个风暴，席卷了新一代。”
问题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自然资源减少、人才资源减少、经济崩溃、社会衰弱。”而这些是扎扎实实地落在原住民和传统社区身上的——他们承担了发展的代价，却从发展中获益甚少。
因此，乡村工作的内在要求是站在社区的立场反思世界体系、反思目前的发展故事。在书中，文化反思即是对发展观的思考和质疑，其目标是重建可持续的社区生活。只是，当作者们抱着这样的初心在21世纪初进入西南民族地区时，当地村民又怎么看呢？村民会和他们一起“思考和质疑”发展的故事吗？
文化反思：虚与实之间的平衡
项目就是对村寨发展的干预。发展的故事很多时候也是通过项目落地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养殖补贴、房屋改建补贴等等。如果我们要讲出一些不同的关于发展的故事，就需要在项目上做出不同的设计。
为了重建社区可持续生活，作者们试过一些很“实”的项目，比如推动生态农业、探索可持续生计等；也试过从比较“虚”的方向入手，比如追寻社区历史、探讨传统精神等。“实”的项目，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种植方法)，也很容易以市场价值来衡量社区的传统知识；“虚”的项目，虽然能整理和挖掘出社区的传统文化，但比较难变成村民生活中“有用”的东西。
虚实难以结合、平衡，村民就很难与外来的工作者们一起“反思和质疑”发展的故事。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尊重、不愿意理解社区。回顾我们自己近20年来的乡村工作，也莫不是在这样的虚实中打转。问题的本质可能不是如何让村民跟我们一起来“反思和质疑”，而在于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认知框架、进入村民所在的地方系统。
说起来，我们都能接受这样的道理：外部工作者要进入村寨、特别是进入村寨的传统文化，首先要摘掉自己的“眼罩”。但这本书所指出的“眼罩”，可能是我们最不容易觉察的。我们会思考和质疑主流的发展故事，会反思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正好说明了世界体系运转的秘密——经济被视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面向，经济发展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发展目标，经济价值是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但这样的观念背后，还有一套思维方式，它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割裂开来理解；从而也使得我们所做的行动也变 成了被割裂的虚虚实实。这才是我们要摘掉的那个“眼罩”。
只要我们依然用世界体系的逻辑去思考，就无法理解西南民族地区每个村寨的地方系统，无法进入村寨的传统文化。
村寨的地方系统是什么？源自何处？在书中，依然是通过恰恰弯的描述，我们能看到一个村寨的历史：人们从选择“一个好的聚居地”开始，“学习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有了对“聚居地周边生态系统的深入和细致的认识”；同时，在适应并不断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人们又发展出“一个涉及生存和一起生活的方式”，即如何互相帮助以便能够生存和生活得更好，“互相帮助建造房屋、生产、插秧、收割稻米”。所有这些关于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知识、关于人们互相帮助共同生活的知识，加上过程中产生的自然崇拜和 社会仪式，形成了我们所称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村寨历史中，生态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传统文化等，全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村寨的地方系统，维持着村寨的发展。人们依据祖辈流传下来的知识，谨慎地维护与生态环境、家族或邻居的关系。
而当这些传统村寨进入世界体系的“发展”道路，村寨的地方系统就被打碎，经济发展成为了村寨最主要的事。文化、生态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对经济发展有价值，往往会被弃如敝履。问题随之即来。
作为社区可持续生活的探索者，本书的作者们从早期强调“文化敏感度”、挖掘和利用“土方法”，再到提出“文化反思”，也反映了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反思、逐渐认识到村寨地方系统中的生计-文化-生态是浑然一体的过程。“文化反思”要把这些被割裂对待的面向重新连接起来，因此，学习村寨的传统，就成为了值得尝试的方式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社区调查”方法，希望和村民一起，从调查社区的变化、梳理社区的文化开始，从现象回溯根源，反思社区变化的原因、认识社区文化的核心价值，觉察到生计-文化-生态的割裂和地方系统的破碎，进而开展行动，重建连接地方系统。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村民开始逐渐建立自己对发展的理解，用生命写出不一样的发展故事。
而选择生态农业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地方系统中的农耕方式原本就与当地生态环境高度契合且生态友好的，以生态农业连接其他面向、切入地方系统，“文化反思遇上农业”的故事才得以发生，才能实现从“从生计到生活”、“从生活到社区营造”的跃进。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会对书中的具体故事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书中所讲的“平衡生计与文化”(贵州黎平案例)，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产业发展与社区生活的平衡：是把生态农业从社区的地方系统中独立出来、做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市场竞争力，还是尊重当地村民的选择、谨慎对待生计-文化-生态的综合体？云南德钦案例所讲的技术推广的故事，也面临同样的平衡和选择：在当地推动生态农业，是“以技术为主导”，还是“以整全的视角来看待”？
第三条道路：作有原则的选择
无论如何，民族村寨回不到过去了，世界体系对传统社区的影响是无差别的，也是不可逆转的。眼前正在发生的“发展的故事”，固然令人痛心，但本书也强调，“社区文化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毋须执着保留文化的‘形’不变”。通过重新发现自身的文化，“理解深藏在里面的核心价值，从而以此为支撑，在社区发展路向方面作有原则的选择，那就是文化反思”。因此，不必拘泥于“形”，更不必作恢复所有传统的缘木求鱼之举。
既不是向世界体系“投诚”，也不回到过去，书中推荐的路是“第三条道路”：“经过村民自己思考后，平衡现代和传统的第三条道路。”这条路被视为村寨的可持续幸福生活道路，要求村民“全面了解村寨文化，理智看待全球化，我的未来我作主”——这就是有原则的选择。
第三条道路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地方系统(村寨文化)。不论从哪个点切入，最后必须要形成对村寨的系统化理解：在传统的村寨生活里，生态不只是生态，生计不只是生计，文化也不只是文化，这一切串联交融，才是地方系统。全书一直在讲的“核心价值”，即是地方系统(村寨文化)中的魂。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地方系统的视角去理解村寨的所有面向，第三条道路必然是最为确定的核心价值之一。
与此同时，第三条道路还要处理如何看待世界体系(全球化) 的问题。虽然人人都身在其中，但透过具体的生活现象去觉察其背后的世界体系，理解世界体系的那些“核心价值”(“使自然变成钱、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消费主义”)，依然不容易。从大处来看，变化是剧烈的，比如神山脚下、半农半牧的藏族村寨大规模地种上了葡萄；但在生活中，变化又是细微的，比如用马替代了骡子、用新品种替代了老品种。要捕捉这些变化、理解世界体系，需要历史的视角、放长远来看问题；也需要结构的、系统的视角；更需要超出村寨生活之外的许多信息。
当书里说到“我的未来我作主”时，“我”是指村寨里的村民。要找出路，就要建立对世界体系和地方系统的批判性理解。村民或许对自己的地方系统有所体悟，但怎么才能理解世界体系呢？甚至很多时候，对村民来说，要理解自己的地方系统也并非易事。外部的工作者，如这本书的作者们，如我自己，带着对世界体系的些许理解来到村寨，却对地方系统一无所知。单方面的理解并不能探索出“第三条道路”。只有双方相遇、彼此学习对方对地方系统和世界体系的理解、共同印证，“第三条道路”才有可能，“我”才能为“我”的未来作主。
就此而言，项目是外部工作者和村民相遇的平台，也是双方互相学习的过程。书中所提到的所有方法，比如社区调查、培养二传手、推动跨社区交流、文化对话等，都是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发生。这本书特别强调“向社区学习”，云南西双版纳的案例更是直接提出灵魂拷问：“谁在改变谁？”当我们通过对话一起建立对地方系统和世界体系的批判性认识、走上“第三条道路”，我们应该都明白：文化反思是共同的反思，学习和对话是彼此的学习和对话，我们可能改变村民，村民也可能改变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这本书不会将项目仅仅视为一些事务性目标的达成，不会被既定的项目框架限制，不会仅仅满足于某些现象的扭转或改变——促进文化反思，才是更为根本的改变。
如果用这样的视角来理解这本书，我们还会发现，本书所推崇的“第三条道路”本身也是系统性的变革路径。其中既包括上文提到的对世界体系和地方系统的系统性理解，也包括现实中对多个层面的协作和推动；既注重“社区为本”，也注重从个人到社区、再到跨社区“文化圈”的建设。重新检视书中所提到的手法，我们能看到作者们用力的支点所在：在“文化反思培训中以强化内心和自我觉察的活动，帮助参加者探索内心”，这样的“自我觉察”是导向“人在系统中”的觉察，以个体的生命经验为引子，导向对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体系和地方系统的双重觉察；社区调查，“以培养内心的力量为方向”，“给村民一个深度挖掘和系统思考的机会”，“从内心层面对平常熟视无睹的事情产生危机感”，“提高村民带 着对外界影响的敏感性，产生紧张感和危机感的同时也感觉社区还有潜力和机会去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这是在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同时使力；跨社区交流则走出社区的层面，在社区“面对现代化冲击时未能协商及互助”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圈的扩大，把各社区重新连结在一起，相互合作支持”，“让社区不成为孤岛”，“使社区可以在可持续生活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其中，“社区为本”的原则不仅是指“跟着社区的节奏”、“向社区学习”，也不仅是我们常讲的“以社区为主体”。在第三条道路的语境里，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自下而上的系统性变革之路的根本。因为社区是地方系统的依托，也是世界体系发生作用的基本层面，因此社区是批判性地理解世界体系和地方系统的最合适场景。当我们要寻找出路，我们向社区内部求索，找到地方系统的核心价值，从中获得启发；同时我们与社区外部连接，寻找不服从世界体系的伙伴，形成互相支持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是第三条道路的根本所在。
从这本经验集里，我能感受到韧性和希望，也重新找到了乡村工作的价值和可能性。但从自身经验出发，我还是止不住疑问：“第三条道路”对所有乡村社区都可能吗？第三条道路可能比较容易在边缘的民族村寨突破，因为那里还存在地方系统的力量。但在那些地方系统已破坏殆尽的乡村，所谓的“核心价值”会是什么呢？要从何处寻找力量，去跟对世界体系的批判性理解对接呢？这些村庄的前景会是另一个方向吗？
疑问仍然一串串，只有呼唤大家一起来思考了。
1.由社区伙伴于2019年1月出版。
2. 恰恰弯：泰国清迈社会管理学院(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 院长、社会活动家，联合各种职业部门设计、执行和解决迫切 的社会问题。曾参与建立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博物馆，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保护，并致力于传递传统智慧与文化给年轻一代。
■ 黄亚军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驻过村，种过田，在农村社区发展工作中打通自己的过往和未来，相信社区工作无处不在，且一定要有伙伴才能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