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吉布森 - 格雷厄姆 (Gibson-Graham) 伊桑 · 米勒 (Ethan Miller) 译 | 梁迎 缪睫 张彩云
我们是否可以克服我们与“不仅只是人类的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的过度分离，成为完整生态的生命社群的一员?只要“经济”的需要跟“环境”的需要仍被理解为对立;只要“经济”仍被视为脆弱的系统，无法将社会财富用于地球修复和保护其他物种而不惧崩溃之险;只要作为“经济人”的我们仍无休止地浪费和漠视赋予我们生命的那个“不仅只是人类的世界”的馈赠，那么，答案就会是令人沮丧的“否”。若要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就需要重思和重建经济与生态的关系。
我们继承了一种对“经济”的想象:经济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独特范畴，是个体化、货币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与社会、政治、生态毫不相干。这个经济范畴立足于并利用以地球为基础的(通常是无形的)各种生态系统 , 并将其纳入经济领域作为“资源”——被动的投入品，用于生产和消费并以市场价值来量度。经济被“自然化”(naturalised) 了，它被描述为客观的、具有自然规律的过程和需求。同时 , “不仅只是人类的世界”被认为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以外，而我们与之的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也变得隐蔽和难以被察觉。于是经济成为一种表面上跟它所依赖的现实世界完全无关的存在与动态(例如表现为对无止境增长的要求)。
这种对经济有力且抽象的建构，既源于也促进了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也让部分人能大规模地、前所未有地动员、利用和改变能源和物质。但是，它也制造并合理化了大量的社会暴力与不平等，同时对人类、大量其他物种和“不仅只有人类”的众社群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削弱了彼此在地球上长久存活下去的可能。上述的经济与生态关系视角曾对一些人有所助益 , 但现在却完全妨碍了我们想象和建立一种在“人类世”2 生存的伦理。
认识到“经济”是历史与论述的产物而不是客观存在的本体范畴3，将有助于我们探索以另类方式去思考以及体验创造“生计”的过程。试想象，我们不将经济活动理解为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而把其内容完完全全视为是社会和生态的;试想象，经济的社会性正是生命存续不可或缺的条件;试想象，经济就是生态，人类的生态行为之网不再有边界，而且完全融入到在伦理方面、能量方面相互依存的复杂流动中:出生、污染、自我组织、整合、灭绝，对栖息地的保护与破坏等，如是，“经济”将如何被理解?
基于这些前提，我们也许可以开始这样理解:经济思想史是对生态空间的论述或话语圈占，类似(事实上，历史上是同步发生的)从16世纪至今对土地和公共资源在实质上和法律上的圈占4。正如私有财产的论述与所有权、使用和转让的法律规则同步演生，也源于把财产(作为物品)从原有的社会关系分割的思想;“经济”的论述，作为一个独立范畴，也是通过并伴随着术语、技术和学科实践而演变的。上述的演变把“经济”逐步从其他领域中人类与非人类的行为和互动中区分开来，并拉开了距离。当针对某种生态关系(具体来说就是部分人类与被视为供他们使用的、作为资源的世界的关系)的象征性及物质性论述边界被划定后，“经济”就产生了。人类多元的生计被化约为狭隘的逻辑;只有“人类”才有社会性，所有其他生命被降格为被动的物体(passive objects)。
这种有关“经济”的论述创造了对世界的某种认知方式，它改变了我们的感知和经验，改变了我们可能对他者产生认同感的物质和观念条件，改变了我们看见、思考和感受某些相互关系的能力，以及伴随这些经验而来的责任感，而且这些改变竟然因这种论述而“合理”了——人们深信“经济”是一个高度独立的领域，不受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态互相依存关系的影响，因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思想和行动层面削弱这种观念出现的条件。我们如何培养合乎伦理的生态 - 经济感受力?我们如何重构有关经济和生态的观念，让我们能承担与其他生命共存的责任?为此，我们提出了三种策略。
策略一:重新思考存在 (being)
与人们一般的理解相反，政治学学者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5 认为，个体源自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社会性。他提议用“共同中的存在”(Being-in-Common)取代“存在”(Being)这个单一的哲学概念，避免我们被化约为一种统一体或一种共有的本质。对进化生物学理论家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6 来说 , 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过程说明了“个体就是各式各样共同进化的伙伴”。在差异中连结的过程即是社群，而若没有此意义下的社群，没有共同中的存在，就没有生命。正如琳·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DorionSagan)7所言，生命就是一场相互吸引的狂欢。
如果我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独一无二、自成一体的，而是开始思考如:众多细菌群落或细菌共生体也在不断地塑造人类，我们只是它们稍纵即逝的短暂显现;或者我们把人类活动放在 “盖娅”8这个大背景下，即经历数十亿年的地球还处于不断涌现的、行星级的生物自我建构过程中，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把 “人类”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独立于其他所有事物的本体论范畴。
如果我们认同从大至盖娅 , 到小至构成几乎所有生物能量生产和转化的劳动基础的微观的细菌，都有一个由无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连结在一起的“我们”，而这些关系正是让人类感知到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接受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什么不同呢?“共同中的存在”——亦即社群——不可继续被看作或感受为只有人类在其中的社群，它必然是多物种的社群 , 包含所有与我们的生计互相依存且息息相关的物种。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把人类“经济”建构成跟其生态脉络完全分离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试想想 , 研究蜜蜂的生态学家可以不理会蜜蜂跟开花植物、其它授粉者、土壤中的菌根、固氮细菌、传播种子的鸟类和动物等的关系，将蜜蜂的贡献行为建构成一个跟这一切无关的、独立并有其内部法则和需要的“系统”吗?人类的社会性其实是生物物种内和物种间、社群内和社群间的相互关系的特定呈现方式，涉及从我们细胞里的线粒体到授粉者等等让农业得以存在的各种生命。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9的话来说，没有生态“之外”这回事。如果是这样，拥有“经济”这概念与否的巨大差别在于，前者反映了我们使用符号的能力、并将自己描述成构筑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空间，其中我们的社会性被约化成个体欲望。换句话说，正是这种构思分离的能力将我们和其他物种分离开来。
从盖娅的角度来说 ,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人类是地球生命自我组织10过程中试验某种特定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方式。这确实让我们这个物种变得与众不同，也让我们可以形成前所未有的生态。但是，当我们透过想象与实践、有意识地把自己从生态相互关系与生命的社会性中割离时，我们也将人类的生计置于生态韧性的对立面。承认这段历史，承诺通过理念和行动重新加入生命的社群，是我们跟世界建立更有活力、更合乎伦理的关系的关键一步。
策略二:再定义经济
让我们尝试把“经济”看成是“我们 ”(人类和“不仅是人类”)建构生计的多元过程和相互关系，而非一个统一的系统或存在领域。这样一来，“经济”11就成为一个概念框架或理论切入点，帮助我们探索以单一物种群体或多物种社群共创生计的各种细节。在此意义下，经济分析可以是关于社群生存或管理实践的追踪，包括与其它物种或社群共生、互相依赖的过程。如果我们想象多样化的人类经济、多样化的三文鱼经济、多样化的蜜蜂经济、多样化的细菌经济等等是共生的，而这些经济共同创造出时空维度上多样化的社群经济;那么，“生态”12就可以成为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们理解:不断互动的多样化经济如何呈现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上述的生态切入点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的短期的、中心化的运作后退一步 ,思考生计创造、集体贡献力量等过程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冲突、相互构建，并产生出新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 ,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的位置，重新想象我们习以为常地用来理解相互关系的身份和社会范畴。重新定义经济还可以带来什么不同呢?其中一个可能是，我们可建立更有力的概念去理解跨物种间的生计过程，并从中学习。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3把生态概念运用到区域经济、贝尼乌斯(Janine Benyus)14的仿生学实验性实践15、运用生态智慧的朴门永续农业16等，都是让蜜蜂、青草和细菌的生计成为跨物种学习的场域。
人类的生计实践源于(同时也改变了)“不仅只是人类的世界”，而对经济的再定义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计实践和“不仅只是人类的世界”之间的复杂关联。譬如就多元蜜蜂经济和多元人类农业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来说，我们对其伦理和物质含义可能会有着不一样的分析:从接受推广单一作物、依赖工业化培殖的外来授粉者的综合农业企业经济，转向更倾向集合多样作物(如人类、植物、蜜蜂等)、培育韧性的社区农场实践。当开始认识到人类的生计里并非只有我们，人类经济与其他物种的经济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时，我们对经济危机、发展以至福祉的理解和经验方式 , 会否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呢?
策略三:“不仅只是人类”之社群经济的伦理坐标
上面我们从构成社群的不同成员及其共创生计的角度，将经济重新定义为生态;我们也把生态重新定义为多元社群经济间的互动。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经济与生态关系核心的伦理问题:人类如何跟自己和人类以外的他者共同生活?这里我们得先识别伦理协商中的重要场域——我们在其他文章中称之为社群经济的伦理坐标。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人类世的经济伦理号召我们在以下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
“参与”(Participation)的内涵
组成生计和社群经济的“参与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要培养新的认知(knowing)和演化(becoming)方式，以帮助我们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与之充满活力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等，都能保持开放的态度。
如何理解“必需”(Necessity)或“足够”(Sufficiency)
“我们”需要什么才能生存?什么是“足够”? 引申的问题是:如果要让与我们相互依存的所有生物与社群都能生存得有尊严，什么是必需的?怎样的消耗模式，才不会让作为一个物种或社群的人类危及其他物种的生存机会?
什么是“剩余”(Surplus)
“我们”如何生产、使用、分配和调动剩余呢?我们新的核算方式不应只包括人类劳动产生的剩余，还应包括植物、动物、细菌、真菌和所有动态能量系统所创造的剩余。
重新思考“共有”(Commons)
在意识到这新的“我们”不仅包括人类，“我们”将如何创造和分享共有(即社群经济中的物质性公共财富)?举个例子，我们能否不再把合作式农场里的鸡、蜜蜂、果树看成是农场的“共有”(共同资源)，而是将它们看成一起构建社群、一起打造和共享这个农场的生命?
试想象一种经济学，其把上述提问当作理论构建、公共辩论和实质行动的前提，对这种经济学来说，生计的动态并不是被理解为几项在市场力量控制下、以追求最大化为目的之人类货币化活动;而是被理解为对相互依存的不同形式、社群营造的复杂关系、多元理性和生存方式的伦理协商的正面探寻(appreciative inquiry)。如果说社群(community)源自众生共同营造和共享此大千世界，那么社群经济就是我们想象和奋斗的场域，我们(作为生命社群中的日益用心的成员)在其中努力平衡自己和他者的需要，理解与回馈地球和地球其他生命从剩余中给予我们的馈赠，并开始一起建立一种在人类世(和人类世以后)合乎伦理的经济实践。
1.原载于:https://www.communityeconomies.org/ sites/default/files/paper_attachment/Economy-as- Ecological-Livelihood.pdf 社区伙伴获得作者授权翻译并刊 登。Livelihood一词多次在文中出现，在题目中译为 “生计”，在其他地方有译成“谋生”，指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途径和能力。
2.人类世(Anthropocene) ，地球最晚近的地质年代，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其确定的开启年份还没有明确。其特点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深远，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地质年代。
3.本体(Ontology)，哲学里形而上学的基本分支，探讨存在、存有本身。
4.公地圈占(Enclosure of Commons)，又作圈地运动， 起源于英国，新兴贵族与资产阶级对原来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占领，强行把原来的小型农用地圈占成大农场与大牧场。进一步可指挪用和市场化人们的共享资源，包括自然、文化和信息等公共资源。
5.让-吕克·南希，法国哲学家，文中引用的观点参照2000年出版的著作《独一复多的存在》。
6.琳·马古利斯，美国生物学家，是共生体学说的主要建构者，提倡所有生物之间存在着共生与合作关系。
7.多里昂·萨根，美国作家，琳·马古利斯与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儿子，文中引用的观点来自其与琳·马古利斯1995年的著作 What is Life?。
8.盖娅指的是生物调节全球环境，以使得地球环境更加适合生物生存的思想。
9.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文中观点见其著作《权力/知识:访谈与文选，1972~1977》。
10. 自我组织，指开放系统内局部间自发产生协调，使得全局趋于有序的过程。
11.译者注:原文作者引用了经济(Economy)的希腊词源(oikos-栖息地; nomos-秩序)，英国舒马赫学院创始人萨提斯·库玛曾对这两个词语作以下解释:“生态”(ecology)和“经济 ”(economy) 这两个词语均源于希腊文的oikos, 即 “家”。家往往是深远和复杂关系所在，而这些关系通常是建立在互惠、互为和合作上的。Logos解作“知识” 而nomos解作“管理”。因此，“生态”就是“有关家的知识”，而“经济”就是“家的管理”。
12.译者注:原文作者引用了生态(Ecology)的希腊词源(oikos-栖息地;logos-做记录)，同上。
13.简·雅各布斯，加拿大籍美国人，城市规划研究者、 作家，著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文中引用其著作《经济的天性》。
14.珍妮·贝尼乌斯，美国自然科学作家，文中引用其著作《仿生学》。
15.仿生学(Biomimicry): 一门通过模仿生物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再发明创造的科学。
16.朴门永续农业 (Permaculture): 中文也有译成朴门永续设计、永续农业，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澳洲塔斯马尼亚岛，由一 对师生比尔·墨利森(Bill Mollison)与戴维·洪葛兰 (David Holmgren) 共创的全球永续生活运动，既是永续农法，更是指导永续生活的系统。
■ 吉布森-格雷厄姆 凯瑟琳·吉布森(Katherine Gibson)是经济地理学家，澳洲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超过30年深耕于社区经济的研究，与已故学者朱莉·格雷厄姆(Julie Graham)以Gibson-Graham 为联合笔名，出版了《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Capitalism)和《后资本主义政治》(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并搭建了社区经济研究网络(CERN)和社区经济联合体(CEC)两个国际间研究网络，旨在为新经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突破创造条件。
■ 伊桑·米勒 美国培思文理学院(Bates College)环境研究、政治学与人类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