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吉布森 - 格雷厄姆 (Gibson-Graham) 伊桑 · 米勒 (Ethan Miller) 譯 | 梁迎 繆睫 張彩雲
我們是否可以克服我們與“不僅只是人類的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的過度分離，成為完整生態的生命社群的一員?只要“經濟”的需要跟“環境”的需要仍被理解為對立;只要“經濟”仍被視為脆弱的系統，無法將社會財富用於地球修復和保護其他物種而不懼崩潰之險;只要作為“經濟人”的我們仍無休止地浪費和漠視賦予我們生命的那個“不僅只是人類的世界”的饋贈，那麼，答案就會是令人沮喪的“否”。若要給出肯定的回答，我們就需要重思和重建經濟與生態的關係。
我們繼承了一種對“經濟”的想像:經濟是人類活動的一個獨特範疇，是個體化、貨幣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計算，與社會、政治、生態毫不相干。這個經濟範疇立足于並利用以地球為基礎的(通常是無形的)各種生態系統 , 並將其納入經濟領域作為“資源”——被動的投入品，用於生產和消費並以市場價值來量度。經濟被“自然化”(naturalised) 了，它被描述為客觀的、具有自然規律的過程和需求。同時 , “不僅只是人類的世界”被認為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生活以外，而我們與之的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也變得隱蔽和難以被察覺。於是經濟成為一種表面上跟它所依賴的現實世界完全無關的存在與動態(例如表現為對無止境增長的要求)。
這種對經濟有力且抽象的建構，既源於也促進了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帶來了城市化，提高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也讓部分人能大規模地、前所未有地動員、利用和改變能源和物質。但是，它也製造並合理化了大量的社會暴力與不平等，同時對人類、大量其他物種和“不僅只有人類”的眾社群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影響，削弱了彼此在地球上長久存活下去的可能。上述的經濟與生態關係視角曾對一些人有所助益 , 但現在卻完全妨礙了我們想像和建立一種在“人類世”2 生存的倫理。
認識到“經濟”是歷史與論述的產物而不是客觀存在的本體範疇3，將有助於我們探索以另類方式去思考以及體驗創造“生計”的過程。試想象，我們不將經濟活動理解為人類活動的獨立領域，而把其內容完完全全視為是社會和生態的;試想象，經濟的社會性正是生命存續不可或缺的條件;試想象，經濟就是生態，人類的生態行為之網不再有邊界，而且完全融入到在倫理方面、能量方面相互依存的複雜流動中:出生、污染、自我組織、整合、滅絕，對棲息地的保護與破壞等，如是，“經濟”將如何被理解?
基於這些前提，我們也許可以開始這樣理解:經濟思想史是對生態空間的論述或話語圈佔，類似(事實上，歷史上是同步發生的)從16世紀至今對土地和公共資源在實質上和法律上的圈佔4。正如私有財產的論述與所有權、使用和轉讓的法律規則同步演生，也源於把財產(作為物品)從原有的社會關係分割的思想;“經濟”的論述，作為一個獨立範疇，也是通過並伴隨著術語、技術和學科實踐而演變的。上述的演變把“經濟”逐步從其他領域中人類與非人類的行為和互動中區分開來，並拉開了距離。當針對某種生態關係(具體來說就是部分人類與被視為供他們使用的、作為資源的世界的關係)的象徵性及物質性論述邊界被劃定後，“經濟”就產生了。人類多元的生計被化約為狹隘的邏輯;只有“人類”才有社會性，所有其他生命被降格為被動的物體(passive objects)。
這種有關“經濟”的論述創造了對世界的某種認知方式，它改變了我們的感知和經驗，改變了我們可能對他者產生認同感的物質和觀念條件，改變了我們看見、思考和感受某些相互關係的能力，以及伴隨這些經驗而來的責任感，而且這些改變竟然因這種論述而“合理”了——人們深信“經濟”是一個高度獨立的領域，不受政治、倫理和社會-生態互相依存關係的影響，因而我們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在思想和行動層面削弱這種觀念出現的條件。我們如何培養合乎倫理的生態 - 經濟感受力?我們如何重構有關經濟和生態的觀念，讓我們能承擔與其他生命共存的責任?為此，我們提出了三種策略。
策略一:重新思考存在 (being)
與人們一般的理解相反，政治學學者讓-呂克·南希(Jean-LucNancy)5認為，個體源自一種本質意義上的社會性。他提議用“共同中的存在”(Being-in-Common)取代“存在”(Being)這個單一的哲學概念，避免我們被化約為一種統一體或一種共有的本質。對進化生物學理論家琳·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6 來說 , 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過程說明了“個體就是各式各樣共同進化的夥伴”。在差異中連結的過程即是社群，而若沒有此意義下的社群，沒有共同中的存在，就沒有生命。正如琳·馬古利斯和多裡昂·薩根(Dorion Sagan)7所言，生命就是一場相互吸引的狂歡。
如果我們不再認為人類是獨一無二、自成一體的，而是開始思考如:眾多細菌群落或細菌共生體也在不斷地塑造人類，我們只是它們稍縱即逝的短暫顯現;或者我們把人類活動放在 “蓋婭”8這個大背景下，即經歷數十億年的地球還處於不斷湧現的、行星級的生物自我建構過程中，我們就再也不可能把 “人類”看作是一個單一的、獨立於其他所有事物的本體論範疇。
如果我們認同從大至蓋婭 , 到小至構成幾乎所有生物能量生產和轉化的勞動基礎的微觀的細菌，都有一個由無窮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連結在一起的“我們”，而這些關係正是讓人類感知到自己存在的前提條件，接受這樣的想法會帶來什麼不同呢?“共同中的存在”——亦即社群——不可繼續被看作或感受為只有人類在其中的社群，它必然是多物種的社群 , 包含所有與我們的生計互相依存且息息相關的物種。
從這個角度來看 , 把人類“經濟”建構成跟其生態脈絡完全分離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試想想 , 研究蜜蜂的生態學家可以不理會蜜蜂跟開花植物、其它授粉者、土壤中的菌根、固氮細菌、傳播種子的鳥類和動物等的關係，將蜜蜂的貢獻行為建構成一個跟這一切無關的、獨立並有其內部法則和需要的“系統”嗎?人類的社會性其實是生物物種內和物種間、社群內和社群間的相互關係的特定呈現方式，涉及從我們細胞裡的線粒體到授粉者等等讓農業得以存在的各種生命。借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9的話來說，沒有生態“之外”這回事。如果是這樣，擁有“經濟”這概念與否的巨大差別在於，前者反映了我們使用符號的能力、並將自己描述成構築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空間，其中我們的社會性被約化成個體欲望。換句話說，正是這種構思分離的能力將我們和其他物種分離開來。
從蓋婭的角度來說 ,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解釋:人類是地球生命自我組織10過程中試驗某種特定自我意識的一種呈現方式。這確實讓我們這個物種變得與眾不同，也讓我們可以形成前所未有的生態。但是，當我們透過想像與實踐、有意識地把自己從生態相互關係與生命的社會性中割離時，我們也將人類的生計置於生態韌性的對立面。承認這段歷史，承諾通過理念和行動重新加入生命的社群，是我們跟世界建立更有活力、更合乎倫理的關係的關鍵一步。
策略二:再定義經濟
讓我們嘗試把“經濟”看成是“我們 ”(人類和“不僅是人類”)建構生計的多元過程和相互關係，而非一個統一的系統或存在領域。這樣一來，“經濟”11就成為一個概念框架或理論切入點，幫助我們探索以單一物種群體或多物種社群共創生計的各種細節。在此意義下，經濟分析可以是關於社群生存或管理實踐的追蹤，包括與其它物種或社群共生、互相依賴的過程。如果我們想像多樣化的人類經濟、多樣化的三文魚經濟、多樣化的蜜蜂經濟、多樣化的細菌經濟等等是共生的，而這些經濟共同創造出時空維度上多樣化的社群經濟;那麼，“生態”12就可以成為一個概念框架，幫助我們理解:不斷互動的多樣化經濟如何呈現一個互相關聯的整體。上述的生態切入點迫使我們從經濟學角度的短期的、中心化的運作後退一步 ,思考生計創造、集體貢獻力量等過程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衝突、相互構建，並產生出新的可能性。
如此一來 , 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的位置，重新想像我們習以為常地用來理解相互關係的身份和社會範疇。重新定義經濟還可以帶來什麼不同呢?其中一個可能是，我們可建立更有力的概念去理解跨物種間的生計過程，並從中學習。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13把生態概念運用到區域經濟、貝尼烏斯(Janine Benyus)14的仿生學實驗性實踐15、運用生態智慧的朴門永續農業16等，都是讓蜜蜂、青草和細菌的生計成為跨物種學習的場域。
人類的生計實踐源於(同時也改變了)“不僅只是人類的世界”，而對經濟的再定義可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的生計實踐和“不僅只是人類的世界”之間的複雜關聯。譬如就多元蜜蜂經濟和多元人類農業經濟之間相互依存關係來說，我們對其倫理和物質含義可能會有著不一樣的分析:從接受推廣單一作物、依賴工業化培殖的外來授粉者的綜合農業企業經濟，轉向更傾向集合多樣作物(如人類、植物、蜜蜂等)、培育韌性的社區農場實踐。當開始認識到人類的生計裡並非只有我們，人類經濟與其他物種的經濟有千絲萬縷的關聯時，我們對經濟危機、發展以至福祉的理解和經驗方式 , 會否出現根本性的轉變呢?
策略三:“不僅只是人類”之社群經濟的倫理坐標
上面我們從構成社群的不同成員及其共創生計的角度，將經濟重新定義為生態;我們也把生態重新定義為多元社群經濟間的互動。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經濟與生態關係核心的倫理問題:人類如何跟自己和人類以外的他者共同生活?這裡我們得先識別倫理協商中的重要場域——我們在其他文章中稱之為社群經濟的倫理坐標。基於此，我們進一步提出，人類世的經濟倫理號召我們在以下方面有實質性的突破:
“參與”(Participation)的內涵
組成生計和社群經濟的“參與者”究竟是誰?這個問題意味著我們要培養新的認知(knowing)和演化(becoming)方式，以幫助我們對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我們與之充滿活力的互動以及由此產生的責任等，都能保持開放的態度。
如何理解“必需”(Necessity)或“足夠”(Sufficiency)
“我們”需要什麼才能生存?什麼是“足夠”? 引申的問題是:如果要讓與我們相互依存的所有生物與社群都能生存得有尊嚴，什麼是必需的?怎樣的消耗模式，才不會讓作為一個物種或社群的人類危及其他物種的生存機會?
什麼是“剩餘”(Surplus)
“我們”如何生產、使用、分配和調動剩餘呢?我們新的核算方式不應只包括人類勞動產生的剩餘，還應包括植物、動物、細菌、真菌和所有動態能量系統所創造的剩餘。
重新思考“共有”(Commons)
在意識到這新的“我們”不僅包括人類，“我們”將如何創造和分享共有(即社群經濟中的物質性公共財富)?舉個例子，我們能否不再把合作式農場裡的雞、蜜蜂、果樹看成是農場的“共有”(共同資源)，而是將它們看成一起構建社群、一起打造和共享這個農場的生命?
試想象一種經濟學，其把上述提問當作理論構建、公共辯論和實質行動的前提，對這種經濟學來說，生計的動態並不是被理解為幾項在市場力量控制下、以追求最大化為目的之人類貨幣化活動;而是被理解為對相互依存的不同形式、社群營造的複雜關係、多元理性和生存方式的倫理協商的正面探尋(appreciative inquiry)。如果說社群(community)源自眾生共同營造和共享此大千世界，那麼社群經濟就是我們想像和奮鬥的場域，我們(作為生命社群中的日益用心的成員)在其中努力平衡自己和他者的需要，理解與回饋地球和地球其他生命從剩餘中給予我們的饋贈，並開始一起建立一種在人類世(和人類世以後)合乎倫理的經濟實踐。
1.原載於:https://www.communityeconomies.org/ sites/default/files/paper_attachment/Economy-as- Ecological-Livelihood.pdf 社區夥伴獲得作者授權翻譯並刊 登。Livelihood一詞多次在文中出現，在題目中譯為 “生計”，在其他地方有譯成“謀生”，指滿足生活基本需要的途徑和能力。
2.人類世(Anthropocene) ，地球最晚近的地質年代，由荷蘭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於2000年提出，其確定的開啟年份還沒有明確。其特點是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深遠，足以形成一個新的地質年代。
3.本體(Ontology)，哲學裡形而上學的基本分支，探討存在、存有本身。
4.公地圈佔(Enclosure of Commons)，又作圈地運動， 起源於英國，新興貴族與資產階級對原來公有土地的合法性佔領，強行把原來的小型農用地圈佔成大農場與大牧場。進一步可指挪用和市場化人們的共享資源，包括自然、文化和信息等公共資源。
5.讓-呂克·南希，法國哲學家，文中引用的觀點參照2000年出版的著作《獨一複多的存在》。
6.琳·馬古利斯，美國生物學家，是共生體學說的主要建構者，提倡所有生物之間存在著共生與合作關係。
7.多裡昂·薩根，美國作家，琳·馬古利斯與天文學家卡爾·薩根的兒子，文中引用的觀點來自其與琳·馬古利斯1995年的著作 What is Life?。
8.蓋婭指的是生物調節全球環境，以使得地球環境更加適合生物生存的思想。
9.米歇爾·福柯，法國哲學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文學評論家，文中觀點見其著作《權力/知識:訪談與文選，1972~1977》。
10.自我組織，指開放系統內局部間自發產生協調，使得全域趨於有序的過程。
11.譯者注:原文作者引用了經濟(Economy)的希臘詞源(oikos-棲息地; nomos-秩序)，英國舒馬赫學院創始人薩提斯·庫瑪曾對這兩個詞語作以下解釋:“生態”(ecology)和“經濟 ”(economy) 這兩個詞語均源于希臘文的oikos, 即 “家”。家往往是深遠和複雜關係所在，而這些關係通常是建立在互惠、互為和合作上的。Logos解作“知識” 而nomos解作“管理”。因此，“生態”就是“有關家的知識”，而“經濟”就是“家的管理”。
12.譯者注:原文作者引用了生態(Ecology)的希臘詞源(oikos-棲息地;logos-做記錄)，同上。
13.簡·雅各布斯，加拿大籍美國人，城市規劃研究者、 作家，著有《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文中引用其著作《經濟的天性》。
14.珍妮·貝尼烏斯，美國自然科學作家，文中引用其著作《仿生學》。
15.仿生學(Biomimicry): 一門通過模仿生物的結構和功能進行再發明創造的科學。
16.朴門永續農業 (Permaculture): 中文也有譯成朴門永續設計、永續農業，20世紀70年代起源於澳洲塔斯馬尼亞島，由一 對師生比爾·墨利森(Bill Mollison)與戴維·洪葛蘭 (David Holmgren) 共創的全球永續生活運動，既是永續農法，更是指導永續生活的系統。
■ 吉布森-格雷厄姆 凱瑟琳·吉布森(Katherine Gibson)是經濟地理學家，澳洲西悉尼大學(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超過30年深耕于社區經濟的研究，與已故學者朱莉·格雷厄姆(Julie Graham)以Gibson-Graham 為聯合筆名，出版了《資本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Capitalism)和《後資本主義政治》(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並搭建了社區經濟研究網絡(CERN)和社區經濟聯合體(CEC)兩個國際間研究網絡，旨在為新經濟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突破創造條件。
■ 伊桑·米勒 美國培思文理學院(Bates College)環境研究、政治學與人類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