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周思中 李俊妮 梁笑媚 整理 | 梁笑媚
2012年社区伙伴曾组织两岸三地的伙伴齐聚香港，交流和分享社区支持农业的经验与挑战，探索社区支持农业如何回应关系的重建、生活文化与新生活伦理价值的重建，后来集结成《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1一书出版，其中《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一文就记录了周思中和李俊妮的归农故事。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从社运回归土地的归农青年也步入中年，他们现在怎么样呢？编辑组制作“生活作为志业”专题时，碰巧想起了阿周和俊妮，便邀请他们结合生活馆的经验聊聊。阿周久经思量也多番努力，还是无从下笔，后来碰巧有机会相见，于是撰稿改为了访谈，有了以下的分享——
菜园村的启示
土生土长于香港的阿周和俊妮都曾是关心社会的热血青年，曾参与利东街2、皇后码头3等保育项目，尝试通过个体乃至社群的努力回应社会问题。年轻的时候，总会想得很宏大，心心念念要改修政策、改造社会、改变世界。保育的过程异常亢奋，但随着事情进入尾声，大家似乎又回到地狱式的生活或工作模式，如此循环往复，让人不由心生疑惑：眼下的一切是真的吗？没有了亢奋人就要颓废吗？而保育的人与事，都快速地成为过去式，大家还没来得及挽救就已经要哀悼其消失。解决问题的初衷，似乎引出更多的问题，生活在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漂泊感、无力感和挫败感。
2009年香港政府因要推动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计划而清拆元朗石岗菜园村，由此引发保卫菜园村的运动。菜园村事件也起源于抗争和保育，但随着大家开始闹哄哄地下田学习耕种，慢慢地从个体到社群好像都沉淀下来，在乡村的情境下，接触泥土，结识老农夫，好像让大家开始触碰到一些“秘密”，泥土里好像存在一些困扰大家多年的问题之答案——
原来在香港这么一个寸金尺土的地方，还有乡村可以生活，还有田地可以耕种；原来乡村郊野还有很多政策监管宽松甚至留白的空间；原来不是只有资本才可以起家，一无所有但凭借双手也可以创业；原来生活中不只有抗争和战友，大家还可以透过食物和泥土去建立新的友谊和关系；原来大家不只是香港公民，也是地球的公民，改变泥土可能比改变政策更重要，泥土里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并不低于任何其他生命意义与价值；原来伺候田里的蚯蚓也是在回应粮食危机、气候变化等宏大的世界议题；原来生命不只有哀悼，也可以创造......
在菜园村事件中，阿周和俊妮相识相知，携手同行，致力于将自己从主流的生活范式中逐步解放出来，扎根于脚下的田间地头寻找另类生活的可能，因缘际会之下与伙伴合伙创办了生活馆菜园，开始了种菜卖菜的农夫生涯。
生活馆菜园
第二天的访谈约在生活馆，其实那天大家都很忙，阿周和拍档要采收配菜，俊妮和同事有活动课程。因为想实地看看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场景，所以冒昧跑去打扰添忙。
第一次走在香港的田间，没有地图指引所以迷路了一小段，在附近兜兜转转几个圈，企图寻找一个长得像“馆”模样的建筑物。走了一会儿，问了几位附近的农人，终于遇见阿周的拍档萍姐把我带到“生活馆”——原来所谓的“馆”就是一个简陋的大棚，因为成本高昂也非必要，所以十多年来菜园一直没有接通水电，为此，冰箱、风扇、热水壶都是没有的，大家每天需要带备足够的饮用水；午餐需要带便当——方圆几里也没有茶餐厅之类；配菜剩下的蔬果，阿周得放上自行车带回家才能存放到冰箱保鲜。
萍姐带我到四季豆的田里，见到了正在采摘的阿周——虽然前一天见识了阿周的黑——不是咖啡色，真的是黝黑，但是那天穿了一件破了好多洞洞的T恤衫，让人很难把田间地头的他跟“博士”或“大学讲师”的头衔联系在一起。
菜园村清拆之后，阿周和俊妮在村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位于元朗锦上路谢屋村的十斗地4，作为生活馆菜园，常年用于种菜的地约四斗，余下六斗会休耕或种草以获取覆盖物。菜园现在由阿周和拍档萍姐、丽丽和华哥四人合力管理，每周配菜四次，供应市区几十个家庭以及一两个批发平台。除了田里的耕种劳作，还有销售、客服以及课程等工作，占据了大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每个人都还有其他生计工作，但比例上农务远远超过了一半，所以“半农半X”在他们身上并不那么确切，而对于一周七天都要下田的阿周来说，完全是“全职农夫”的节奏，且工作生活不分家。
生活馆创办十多年来，大家走过很多弯路，交了不少学费，最近两三年才慢慢摸到门路，“找到感觉”，早期跟师父学习的很多耕种方法和道理，再结合这些年的实践，似乎连接了很多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让土地的状态越来越好，虽然犁田除草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蚯蚓越来越多，作物产量日渐稳定，品质也更好，收成多了，浪费少了。
生产显著改善提升源自于大家的信念与实践。平时很多人会认为生态有机蔬菜就是长得又丑又小带虫眼或斑点之类的，看到粗壮漂亮的蔬果就会投来疑惑的眼光，真的没有打药吗？在生态圈待久了才理解，只要技术和管理到位，生态的蔬果同样可以长得健硕靓丽，甚至可以媲美常规种植的蔬果。阿周和拍档不允许自己以“生态蔬果就是又丑又小又长虫的”为借口，在种植、管理、拣选或打包任一环节上偷懒，“认认真真去种，全心全意去做，像传统老农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从育苗到定植到最后采摘、拣选、打包，每一道工序都有很多的讲究和功夫。阿周希望生活馆的蔬果摆在其他农场或农户的蔬果旁边时，不一定取胜但绝不能逊色。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阿周说的，“我们自己不用说话，瓜果蔬菜里面承载了我们所有想说的话”。
在日常工作中，阿周会因为自己种植的观察和经验相对多一些而经常“大大声声”，但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也随着大家经验的不断深化和积累，大家的合作柔和平缓很多，反过来阿周会感铭拍档的柔与慢，让他有空间观照和调整自己。从合作机制上讲，大家完全没有任何层级关系，报酬都是根据大家投入的工时来平分菜园卖菜的收益，就连配菜挑拣出来的次品菜，各人都会因为内敛的性格而不好意思直接拿，于是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瓜分——输的先挑，赢的后拿。看起来很好玩的一幕，在脑海回忆起来却充满钦佩——背后透露着大家对于彼此的理解、尊重和接纳，也是因为有这样坚实的基础，大家才能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生活KidsClub5
阿周和俊妮都很热爱教育，考虑到通过卖菜接触到的市民朋友毕竟很有限，如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更好地分享再生农业与可持续生活的理念，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多年来致力于社会改变的心意从来也没有熄灭，只是融化在每天心无旁骛的辛苦耕种中。在创办早期，生活馆每年都会举办社区电影节，以及相关的自然教育活动，也会接待一些学校团体或家庭的来访，零零碎碎做一些与农耕教育有关的内容，为此，生活馆以生产为主的同时也兼具了部分教育的功能。
大概四五年前，随着女儿瓜瓜的出生，阿周和俊妮拉开了人生的另一篇章。在泥土里摸爬打滚的几年，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坐标，女儿的到来又引发他们思考，如何让孩子在泥土里自然而然地成长？与此同时也要考虑，育儿如何与工作和生活相结合，既可以照顾和陪伴孩子，也可以继续农耕生活与志业的探索？为此，阿周和俊妮找到一些志同道合且刚好有同龄孩子的朋友，商讨一起在田间地头共同养育孩子的可行性。在村民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离生活馆三站地的清潭一处山脚洼地，占地几万尺，有几间客家青砖屋，以及大片农地。俊妮第一次置身其中，脑海里已经浮现出课室、花园、厨房等空间的模样。于是，借助过往种菜卖菜积累的情谊和关系，大家合伙筹措了启动资金，翻新了青砖屋，创办了生活Kidsclub——将育儿这件相对私密的事情变得集体化，同时也开始系统的农耕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创办之初，俊妮就将Kidsclub定位为学习型农场，以区别于消费性的休闲农场。Kidsclub开办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包括水稻班、耕种班等，一个课程通常会囊括作物完整的生长周期，有13-15节（周）不等。前些年因为有运营的压力，也不想被项目化的运作束缚了想象力，所以主要面向中产家庭开展课程，自负盈亏维持运营。疫情之后，关注到基层家庭也迫切需要喘息的空间，所以最近一两年也有寻找项目支持，开展面向基层家庭的课程——与食物和泥土的联结，无关乎阶层、年龄。
参与Kidsclub课程内容协作过程中，阿周会觉察到自己心态上的变化。早期耕种的时候，会有点瞧不起所谓的周末农夫或短暂农耕体验，觉得“自己不是那样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自己对于农夫身份的焦虑。近两年在课程中慢慢发现，生活在城市空间的朋友，无论成人还是孩子，中产还是基层，大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尤其是疫情三年，仿佛被囚禁在牢笼里。有机会来到农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各种焦虑和束缚，有点闲情逸致去端详一下花花草草或菜菜果果，感受万物在阳光下的熠熠生辉，哪怕只是短短几分钟，都有可能让人真的放松下来，享受美好的时光；如果在农耕体验里，因着菜园的分享启发大家去接触食物，了解作物的生长、习性、特征，有机会重新在生活里与食物和耕种建立连接，诚然已经功德无量，不一定真的要大家学会去种什么，或者以后真的要去务农。
作为农耕课程的协作者，不必带着“成为农夫”的目标或目的去期待大家，也不必因为大家不够认真或者不想做农民而沮丧，这么想的时候，阿周有种释然和放下——原来大可不必去改变他人、解决他人的根本问题；自己享受的工作与生活合二为一的状态，可以真诚坦然地分享给大家，也不必背上任何宏愿或标签。这背后透露出阿周对改变理解的层次更丰富，甚至，他都不一定会用“改变”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当下所做的事情。
从泥土里生发出的社会改变
如今，阿周反而坚决不推荐别人走务农的路。访谈中他多番强调，自己确实从泥土里获得很多的满足感，但绝不会推荐别人将务农作为生计或主业。最近两三年研读很多相关的书，让阿周对再生农业的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来一百多年前已经出现再生农业，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常规化学农业强势压制着，如今还能苟且活下来已经相当不容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香港的语境中，选择务农作为生计，没有任何政策的支持，社群也特别小，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又很多，试错的成本非常高，以农为生的生活可能朝不保夕，三餐不继，从这个意义上想，阿周坚决不推荐别人走上这条路。每次听到女儿问，“爸爸，点解你没有假放的？”（为什么你没有假期的？）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女儿似乎也明白了，自己回答自己说，“因为爸爸要卖菜咯......”
尽管如此坚决地不推荐，但回到个体层面，阿周却又真真切切地从泥土中获得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满足与滋养——虽然只是十斗地，只联结了地球上70亿人口中的几十个家庭，但就在这么一个小小通路里，植物很开心，昆虫很开心，微生物很开心，种菜的人和吃菜的人都很开心，阿周感觉自己就像一趟装载着众生开心的列车，义无反顾地驰骋于天地间——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与生活馆耕种卖菜的艰难和压力，毫不违和地融合在工作和生活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农夫用心专注地钻研务农，让自己和菜园可以活下去，自己也苦乐在其中，可能就是这个农夫作为个体回应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方式；个人的私也可能是社会的公，最私的地方可能也是最公的地方；虽然一个人或一群人拯救不了全世界，但至少可以让脚下泥土里的蚯蚓很快乐，而服务蚯蚓的自由与幸福，只有每天踩在泥土上的农夫才能深切体味；这种从泥土里生发出的改变，也只有农夫才深谙其意义和价值。
后记
第一天的访谈过程将近三小时，女儿瓜瓜全程没有任何哭闹或打扰，偶尔好奇地听爸爸妈妈说话，其他时间自己在本子上画画，或者依靠在爸爸妈妈身边玩耍。孩子的本自具足，折射出父母的淡定与安然。阿周说，在这个不知所谓的世道里找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很难的，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正努力活成女儿眼中真正幸福的人。
1. 社区伙伴出版物，2014年3月初版。
2. 利东街，位于香港岛湾仔区，曾是香港著名的印刷品制作及门市集中地，以印刷喜帖著名而俗称喜帖街。2004年初，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此区，引发居民及民间团体的异议，要求保留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翌年政府收回业权，展开清拆行动及招标工作，利东街最终在2010年2月25日凌晨零时封闭。
3. 2007年香港政府开始进行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项目，将爱丁堡广场建筑群之一的皇后码头拆卸作道路和商厦用途，引发香港部分民间团体不满，认为此举摧毁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保育团体策划一连串行动试图阻止码头拆卸，最后不果，但事件开启了香港社会对本土文化保育的关注。
4. 香港计算方式，一斗地是674平方米，约等于一亩地667平方米。
5. Kidsclub这一名字计划于2023年年底停用，届时将会改以另一名字继续运营该空间。
梁笑媚 《比邻泥土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