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龙集文 陈韦帆 整理 | 龙集文
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作为政府、企业、基金会等各方资源和力量的“中介者”进入到乡村工作当中，开拓了新的局面，也面临诸多工作与生活的挑战。2023年年初，社区伙伴农村团队同事陈韦帆与长期扎根西南地区村寨的社工伙伴龙集文，就“社工的乡村工作与生活”进行了对话。感谢龙集文的整理与分享——
我眼中的乡村社工：搅动与涟漪
你是如何理解乡村社工的？据你了解，乡村社工的日常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我理解的乡村社工应该热爱乡村，了解乡村面临的挑战，并愿意与村民一起应对挑战。
每次去到一个新的村庄开展驻村工作，开始进入时总会受到很多感官上的冲击，对村里的人文自然都充满好奇，而村民也会对社工产生好奇——“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来自哪里的（哪个单位、哪里的人）？”。
初始进入村庄是最“躁动”的阶段，还不知道自己这颗石头会落到哪个位置上。在村里待久了，沉到自己的位置，才能感受到更多村里的人情世故、过往今来。
说到日常状态，记得我最开始在重庆的乡村驻村时，每天都在思考怎么完成项目的走访任务、个案服务和小组活动，怎么组织院坝活动等等。那时候我并没有怎么去感受或发现村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现在回想起来很遗憾，因为那个村子有很好的村民自组织“老年协会”，又得到政府、社区和村民多方认可，骨干们干劲十足，但是我却很少思考如何支持他们的工作，只想着怎样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到第二个村庄驻村时，在村里做个案、开小组时我有种无力的感觉——个案、小组和活动，真的可以解决乡村的各种“问题”吗？村庄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需要外来人的服务吗？想起曾驻点的一个村，有一位村民本身很有影响力，他家庭院是村民开会聚会的地方。我们开展服务后发现这一点，经常支持他经费，请他召集大家聚会开会。但时间一长却发现，没有经费提供时，他或者村民就不主动聚会了。另外，在社工经常承担的困境人群个案救助工作中我也观察到，社区本身对老人、残障群体是有一些支持的，邻里亲戚的照顾也很多，但社工服务介入后，有时就会让社区原有的照顾减少，甚至引起其他村民的妒忌。
为此，我开始从乡村本身的伦理关系角度审视自己的行动。在我看来，社工作为外部的力量进入乡村提供公共服务，有时候可能反而是一种“破坏”——对村庄本身互助系统、社群关系的破坏。
在个案服务中我会发现，在村子里进行个案和小组服务，根本无法按社会工作教材中的方法来做，脱离实际的方法经常让我找不到适切的落脚点，不仅痛苦，而且还会对社工这个行业和自己产生很多怀疑。我开始逐渐认识到，村里本有互助传统，其实并不太需要社会工作这种外来的协助，当我作为社工企图去解决问题时，原本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会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反而“失灵”，社工带到村里的外部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让当时的我非常纠结甚至害怕去行动。
如今，回到当下的日常状态，最大的改变是我不再纠结自己到底掌握多少社工服务技巧，而更看重自己能了解多少村里的事情，能感受多少村民的情绪，如何通过对话了解村民真实的想法，然后思考自己能和大家一起做什么，并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些做法是否能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反馈，是否能通过正向反馈来推动村民更积极的行动。为此，乡村社工就像一颗不属于这个水塘的小石头，但又真实地留在这个水塘里，感受这里的漩涡、水流、涟漪等等。虽然石头不会动，但我们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可以和大家一起做些事情。虽然我们只是小石头，但也是生态的一部分，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
过程中的我：一颗“石头”对自己存在的觉知
根据过往的体验，你觉得有哪些时刻或事件丰富了你对乡村社工的理解和想象？
有很多，其中包括参加一个在贵州举办的乡村工作研习营。参加研习营看似个很偶然的机会，但却是我走这条路的一个必然节点，一个必经之地。参加研习营之前，我只从一个社工、一个工作者的视角来看待乡村的项目服务。对于活动和服务的设计及其意义的思考也局限在项目里，即便心里会想是不是可以更“多”、更“好”一点，但不知道怎样去思考与领悟什么是“多”和“好”。研习营之后，协作者培养计划启发了我，追求“多”和“好”之前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社区工作，理解社区发展、变化的脉络，深思“文化反思”对乡村工作的意义。
听起来，你对乡村社工的想象也是一个逐步打开的过程，一路走来，当中哪些人给你带来新的启发？
很多同行和前辈的实践经历，以及自己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都会慢慢积累和深化我对乡村工作的认知和理解。
如果要说具体的人，第一个应该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毛刚强老师。他曾分享了很多乡村的实践经历，教我们怎么在村里推动村民组织的工作，让我开始明白社工在“让大家组织起来”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角色，以及“组织起来”对村庄的意义。
第二个应该是李丽老师及其团队伙伴。之前李丽老师的实践主要在贵州，我曾拜访过她以前工作的村寨，感触最深的是一个位于麻江县的村庄。当时我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态想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到达后分明感受到村民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对参与学习、参与村寨文化传承的热情，与此同时也了解到大家在面对生计、面对主流价值选择的无奈。那一刻，似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乡村社工这个身份。可以想象当时李丽老师和团队经历的困难，甚至有说法觉得撤出、结束项目是一种失败。但是很奇妙，我感受到的却是李丽老师和团队行动留下的力量——当年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成长。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很少人能理解和体会，却增强了我对自己作为一个乡村社工的自我认同感。
对照三年前，你觉得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成就了现在的你？
回想起来变化还是很大的。三年前，我还没有想清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只是把社工看作一份单纯的工作。而现在，我对作为一个乡村社工的自我认同更坚定了。三年来在村子里的生活、工作，与村民的对话，丰富了我对社工的理解，让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不再那么狭隘、封闭和骄傲。
自己平常工作中会经常走访村民，特别是条件困难的老人、儿童。作为社工，我需要倾听大家的各种遭遇和困难，有些会让我觉得是命运的不公对待。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家访里我感受到更多的不是他们面临苦难的无奈，而是这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对生活的韧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乐观，大家都尽己所能，努力、坚强地过下去。
底层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所付出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染了我——如果家访的对象换成是自己，我会怎么做？坚持吗？还是放弃？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与其抱怨不公，不如乐观面对，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疗愈自己、坚定内心方向的宝贵经历。
村里的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
根据你的体验和观察，你觉得乡村社工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既能扎得下来，又能和村里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先分享自己真实的感受，然后再来看什么是理想的状态。
今年在云南昆明近郊的一个村庄开展工作，似乎对驻村有了更多的感触。村庄不大，人口分布很集中。驻村以后，我和大多数村民都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但是最近这种关系，或者说和大家关系都很不错的状态，也会让自己背负更多责任——作为一个社工，必须和大家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去回应大家面临的问题，比如组织妈妈学习儿童管教、组织老人建立老年协会等，这些事情本来也是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我好像并没有很好地和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过这些事情，和大家的关系似乎仅停留在“认识”“熟络”的层面，却没有太多一起“共事”的经历，没有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和大家有更多深入的交流，一起做一些大家想做的事情。作为社工，我想和大家一起服务村庄，但村民会认为，他们是给社工帮忙的，这让我觉得很难过，这样的理解偏离了我作为社工动员大家一起做事的初心。有时候我会把原因归结为太忙，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和大家形成共识——不是社工让大家做事，而是大家自己要做事，关键是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有但还远远不够。
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外来驻村社工怎样才算“扎根”下来？如果“扎”下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很痛苦的，我们和村民的真情实感原来只是一个任务。很难说在一个村庄驻村，自己就真的能一直留下来，如果身心不能安定下来，其实内心是不会真的“扎”下来的——不知道会在村里逗留多久，也害怕不确定的事件，让一些行动不能持续，然后就没有了行动力。
所以，回到什么是理想的状态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一个乡村社工能让自己很好地“扎”下来，比较好地处理自己的定位与角色，让自己的内心能安定、安宁一些，然后和大家一起行动，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村里村外：在村里，活起来
在你看来，乡村社工和返乡生活者有什么异同？
不同有很多，角色身份不同，导致大家思考问题的视角也不太一样。最明显的差异是，乡村社工在一些行动中更像一个工作者，一个服务提供者，更注重当前的现实情境，因为我们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人、一群人的过去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但返乡生活者的服务行动相对会更加自然，不会表现得像“工作”。作为村子的内部人，返乡生活者会更多受过往人际关系经验的影响，对一些事情有更多的判定，更容易产生顾虑。
以贵州清江苗寨的返乡青年阿花为例。阿花毕业后在外工作几年，后来决定回村做民宿和体验游活动，结合生活中的手工植物染及蜡染、农产品生产加工，召集村里的中老年妇女在闲暇时共同学习和加工产品，除了增加一些额外收入，也激励村民重新学习和思考苗族文化保育。
从与阿花的沟通对话里，我很明显地感受到她对于引入资源、开展行动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或者打破平衡的顾虑。基于对村庄的了解和对村民的熟悉，她知道大家过去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经历过什么，从而形成一些无形的判断。所以，当阿花组织大家一起来做事情时，她会担心影响了村子本来的平衡关系。当然，一个合格的社工也需要反思行动对村庄各种关系带来的影响，但多数乡村社工毕竟是外来人，一方面可能缺乏敏感度，另一方面则是外来人的身份，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包容与理解。
在和阿花的对话中，以及昆明大墨雨村的新村民吴晨分享新村民和村庄之间的关系时，大家都提到——要找到自己在村里的位置和角色，“要有自己的事情做”，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解决自己的生计。当然也不仅解决自己的生计，背后也有自我实现，找到个人与乡村社会认同的重叠部分。
从他们的分享中，我更深地观察到社工和返乡青年、新村民等角色的异同。社工在乡村里更多是一个推动者。而返乡青年和新村民需要直面生计的问题——如何在村庄里好好地生活下去。这样的差异让进入村庄的社工（工作者）更多地侧重于服务与活动，生活往往不是主要目的，而返乡青年和新村民恰好相反，要先好好生活，花很多精力在生计生活上。
之所以审视社工和返乡青年、新村民的不同，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纠缠。社工的乡村工作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些指标、做一些痕迹材料就能达到目的，还是需要和村民的生活结合起来。比如，我现在支持妇女团队编草墩、做手工、重拾舞龙，希望借此促进大家的组织和团聚。在工作者看来这些是指标，但从村民的角度看这些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需要社工更加用心去观察和体会，才能更好地找到合作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成长。另外，如果没有共同生活的部分，大家很难建立起信任关系——这是成事的前提和关键。为此，我觉得社工融入村寨生活是很重要的能力，也是最大的考验。
相对于返乡青年，乡村社工还需要看到自己在村里的“不同”，有意识去思考这样的差异会带来什么，但又不能将自己卡在这样的差异中。比如，即使你想把自己的工作任务融入到生活中，还是会受到外部评价标准的干预，包括项目评估、机构规章制度等。另外，村民对“工作”的评价标准也可能是很主流的，可能会觉得社工平常没有做什么——既没有朝九晚五上下班，也没有去地里干活，但还可以拿工资。在我看来，需要承认与理解彼此的差异，社工有自己的理念、对乡村的理解，而村民又置身于他们所处的位置，至于大家真的能相互理解、携手前行吗？这样的问题不一定会立马有结果，但是非常必要，有利于促进我更有意识地理解村民的角度和考量。
在生活和工作这两个看起来对立的概念里，我内心会更多地选择面向生活。生活会让事情变得慢一点，让我学会更加尊重村庄的逻辑和伦理（这里的逻辑和伦理，不是墨守成规，不是看到很多违背社会良心的事情而置之不理），让大家有更多的空间来审视自己的村庄文化，发掘村庄和生活的美好和价值，然后携手做一些大家都想做的事情。
你如何理解乡村社工的可持续生活？
借用《礼记·大学》里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身心安定、安宁后，才能真正坚定自己的方向，才能有所得。
社工是价值取向比较强的职业，一个真正的社工，个人自我价值感给予的回馈是远高于工资、福利待遇的。这样的表述看起来很无力、很单纯，没有考虑生活的厚重以及主流价值观对个人的影响，但我深以为然。自2022年，内心有个声音一直在提醒自己，除了价值感、收入的支撑之外，还要安顿好自己的身心，滋养自己，才能持续地从事乡村工作，才能将看起来的“理想主义”变成现实里的具体实践。
这样的理解，是把在乡村的工作当成一种生活，让工作服务于生活，安顿好自己后才能持续而有能量地关注、连接他人。
- 龙集文 混迹于西南乡村的社工，曾供职于多家社工机构执行乡村社区服务项目，切身感受西南乡村现状，由此引发对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好奇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