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高健 林杰倫 文 | 林杰倫
高健（自然名：泰山）是自然之友·蓋婭設計工作室的創始人、首席設計師。他在「參與式設計」和環境教育及生態景觀方面，均有多年實踐經驗，尤其熱衷於運用參與式設計普及公眾生態景觀教育。圍繞「空間設計與生活」的主題，我們邀請高健分享他與「參與式生態設計」結緣的故事，不同設計思潮的演變，以及如何把生態設計和公眾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從而讓更多人參與到關照環境的行動中來。
冥冥之中找到方向
你畢業後便在設計院當景觀設計師，後來是怎樣走上生態營造之路的？
當生態營造師之前我在一間有藝術背景的設計院工作，它比較在意一些圖形化的設計，講究藝術構圖，形態好不好看，曲線美不美，但忽略了科學和生態的面向。做了一段時間後，因為社會、環境問題頻頻發生，加上我在北大學習，接觸了一些生態設計的理念，認為不應該再這樣做設計了。
2011年我辭掉了設計院的工作，去尋找自己的路和使命。當時我參與了不少自然體驗教育活動，像自然體驗師培訓、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地球守護者（Earth Keeper）、綠希望行動等，參與過程中童年的記憶就回來了。用我創作的兩首詩來總結就是：「微微春風放風箏，夏日炎炎捕知了，秋收麥忙鬥蛐蛐，寒冬臘月打雪仗」，「鄰里互助蓋瓦房，兒童上學結成幫，村莊自籌鬧元宵，老人鑼鼓都在行」。這就是我們小時候的生活，在「自然的遊樂場」裏長大，鄰里社區互幫互助。這些體驗式的自然教育活動讓我重新體驗到大自然的美好，找回了心中對自然的熱愛，還有以前村莊裏簡單純樸的鄰里關係。
在那三年裏（2011年-2013年），我也把時間投入到志願服務裏。當時我已加入了自然之友當志願者，知道有伙伴申請了替打工子弟建設綠色校園的專案（後稱綠校園計劃），那裏全是廠房、平房，環境不太好，我就想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為他們做點事。大家都知道在環保組織做事，基本上都是用參與式的方式，有了這些體會後我挺有興趣帶著公眾一起營造綠色校園，但我不知道什麼是參與式設計，參考了臺灣一些案例便試著組織活動。我運用僅有的一點對「參與式設計」的懵懂理解，參與主持設計了3所打工子弟學校1的校園環境改造。我們每月舉辦一次活動，讓小朋友畫出他們對校園的美好願望，然後把它整理成一份數據，找資助方申請資金，申請完以後再把它細化成為一個可實施的營造方案，然後帶著志願者和學校的師生一起共建，最後建成一個生機勃勃的結合了菜園和花園的校園面貌。那時候沒有這種生態營造付費的行動，更多的是向社會招募志願者，每次來的人還不同，所以接觸到參與式的設計，是一個機緣吧。這段經歷成為我後來「參與式設計」職業生涯的啟蒙和活課堂。
直到2014年我參與改建北京蓋婭生態花園才發現更明確的方向。當時用了兩年時間在40平方米的庭院開設了24場設計營造工作坊，招募了600人次志願者參與，把水泥造的普通院子改成具有環保教育生態理念的低碳花園。這場實驗還獲得2016年度「福特環保——社區實踐獎」，評委說我創造了一種新的社區營造模式，值得推廣到更多領域去影響更多的人。我一下子被點醒了，因為我還是對在自然之友做的參與式生態設計比較有興趣，因此跟自然之友溝通後，成立了現在的蓋婭設計工作室，成為自然之友共同體的一部分。
有了這些體驗，你對生態設計產生了什麼新的理解？
我在北京大學學的景觀設計專業，它講究一種生態規劃，以及協調人地關係。生態設計其實是用一種自然生態觀的角度來做設計。大自然裏有各種能量（地、水、火、風）的迴圈和流動，把這些能量和我們場地的功能，還有空間存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符合自然生態原理的設計，如太陽能的使用、雨水的收集、濕地的保留等等都是生態設計的體現。而我接觸環保機構後產生了另一個思路，就是除了自然生態的可持續，還要照顧到人的部分，亦即人文生態，包括人和社群的連結、人的賦能、人的行動能力的構建，以及人如何參與到可持續環境的行動中，然後成為綠色公民行動生態網路的一部分。因此我所理解的生態設計是一種參與式的可持續設計。
設計思潮的碰撞
你提到的參與式設計，以及我們現時較常聽到的社區設計，它們有何分別，又是怎樣演變過來的？
參與式設計是一種設計方法，它可以應用到不同場景當中，社區設計是其中的一種，另外還有公園設計、居住區設計。參與式設計跟傳統的設計方式不同，傳統設計是以景觀設計或建築設計的專業視角看一個場地有什麼問題，然後進行方案設計。參與式設計則強調使用者的視角，設計師的責任在於用專業的知識去組織和協調在地用戶的需求和期待，我們共同商榷去解決場地的設計問題。這是很重要一部分，參與進來才有認同感，以及產生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
參與式設計的思潮在二戰結束後興起，20世紀60年代末全球政治經濟發生動盪，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放緩。美國是首先出現「公眾參與」和「社區設計」概念的國家，一是源於業界內部的反省，二是源於人們對社會機制失調所形成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種族歧視作出的應對。設計師開始反思，做設計不是只為長官、政府去做。這些先驅引起了更多人去關注個體和社會底層的需求。隨後德國和加拿大也關注到公眾參與設計。英國在1969年首次有建築師與居民共同設計社區建築，稱為「庇護鄰里行動計劃」（Shelter Neighbourhood Action Project, SNAP）。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末興起造町運動，就是振興鄉村，建造古街的運動，讓整條街上的人一起出來表達，共同參與設計整個過程。
我看到參與式設計思潮的興起和社會經濟發展有關。二戰以後美國經濟迅猛發展，開始思考人民的問題、人的參與感、人的獲得感；之後是英國、日本。日本受美國援助經濟發展得特別快，然後也開始思考人的問題。後來臺灣經濟發展也很快，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面臨居民參與的問題，進而關注到參與式社區營造。
另外一種也跟生態設計有關的思潮——樸門永續設計，可以介紹一下它的特點和演變過程？
樸門永續設計是源自樸門思想，簡單來說是如何照顧地球上的生態系統，如何照顧這場地裏的人，以及分享資源，形成一種社會、生態、經濟三者相融合的生活方式和倫理；樸門設計關注的更多是公眾如何在生活層面進行實踐。
它是源自1970年由澳洲的比爾·莫裏森（Bill Mollison）及其學生所創立的樸門理念。莫裏森長期宣導環保主義，但如何實際行動呢？抗議不一定有效。他是生態學家，有一天他到森林裏，注意到腳下踏著厚厚的落葉有機層，扒開一看，裏邊深深紮著土壤的根系，土壤肥沃，水份充足，然後他看著飄下的樹葉，就頓悟了。他開始用自然生態的原理去設計我們的生活和生產。他後來和學生通過研究，巧妙地把跟自然生態有關的學科，比如土壤、植物、動物、能源、水、經濟等等整合在一起，使一個社區變得有生產力，這樣才是可持續的。樸門一開始是從農業的角度，講如何讓貧瘠的土壤變肥沃。因為它是開放給公眾的課程，每次培訓有不同背景的人參與，他們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視角，後來慢慢地就擴展到一些生態的設計，生態的建築，還有城市的修復、防災等等。樸門把各行各業覺得可持續的，比較自然、永續、生態、環保的理念和思想都融合在一起，然後把它翻譯成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讓公眾能夠從身邊的空間如陽台、邊角綠地、房前屋後的空地集結社群去行動。
這些設計思潮對於我們應對國內的環境問題，有什麼啟示？
我們國家的參與式設計是有一定土壤的，從政策制度上來說我國出台的《城鄉規劃法》，其中確切地強調了公眾有參與城鄉規劃的權利，但是實施細則和相關制度不詳。國家的建設更多是政府、房地產開發在營造人居環境，營造社區，這種建設方式會導致許多與使用者之間的問題。第一，我們都知道過去幾十年裏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迅猛。現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問題突出且明顯，已經形成一種問題共識，即霧霾、水污染、環境、內澇和城市鋼筋水泥化等問題受到普遍關注。環境問題單靠政府和企業是不能徹底解決的，需要公眾的參與才能達到平衡。第二，我們現在居住的社區，人和人之間關係疏離，演變成一種原子化的社會，這存在著眾多問題，比如彼此淡漠，社會的社群聯動就會產生問題。人和人之間應該是有交流的，應該符合國家政策宣導的共建共治共用，所以國家的政策如何和人民群眾的行動持續連接起來，就需要大量社會力量的協力共商，比如環保組織、研究機構等共同參與進來。同時需要一些進步的人士，先做出一些案例或行動，例如用參與式設計讓更多人看到這種可能性，然後有更多人從事這樣的職業。
這些思潮對你的實踐又有何啟發？
給我的啟發是一個好的設計既能改善環境，又能滿足在地使用者的需求，還能在人和人之間形成一種有力的行動社群，可以持續把營造的環境使用和維護起來，或者形成一股力量去營造更多的地方。樸門設計就好像一個增加人的行動意願的助燃器。最初的啟發是源於在2013年我參加樸門永續設計的認證課程，當時老師在講樸門的原則時，我一下意識到，噢！我原來已經做了類似樸門的事了。
樸門設計講究的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把專業的東西變成公眾易懂的，讓他們能夠在生活裏實踐。而我當時跟自然之友的伙伴在北京參與的打工子弟校園改造專案，例如把雨水花園翻譯成大家看得懂的內容，也是在講如何把生態的設計和公眾日常的生活結合在一起，讓更多的人去參與，去行動。我堅定地把專業的生態景觀設計、環保組織自下而上的摸索（參與式設計）、樸門永續設計三者融為一體，所以成立了蓋婭設計工作室，它實際上也是我對專業界的一種探索。
生態設計的實踐
蓋婭設計工作室怎樣讓公眾參與生態設計？
蓋婭設計推動「參與式」、「可持續」的設計理念，以設計啟蒙公眾的環境意識，以增強公眾參與改善環境的能力為目標。我們的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做可持續環境設計，另一個面向公眾做設計培訓，並聯合社區、校園、自然教育基地的網路形成社群平台，推動可持續的環境設計。經過探索，我們在社區營造綠色環境，以社區花園為抓手，運用共建共治共用的理念，讓居民參與建構社區環境及社群關係。因為公共領域有政策和資金支持，可先從公共領域發揮影響力，從而影響到個人和家庭。
另一個實踐場景是在生態校園，很多學校有閒置的綠地可以被利用起來，把每一座校園建成可持續低碳的生態校園，讓它成為一個活生生的自然教育課堂，一個戶外教室。我們現在做了將近20所生態幼稚園設計實踐，讓每一個學校的孩子學習堆肥、雨水收集、種植食物、垃圾分類等，在校園中設計自然遊樂和教學設施，有助於孩子的身心發展。
工作室開辦了5個年頭，有沒有看到一些社區的變化？
有不少。比如在北京某個社區，我們要去做生態花園營造，一開始去的時候，居民對物業管理有些意見，自然不相信我們外來人；我們到現場聽到的基本上都是抱怨。常規的參與式設計分組討論無法進行，我們就讓每個人發表意見，然後我在黑板上記錄、總結，讓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問題形成共識後，我們再做設計並將方案彙報給居民。在實際營造的過程當中，對我們懷疑或反對的聲音就慢慢消失了，他們看到了我們的真實行動。令我們特別高興的是，最初的目標達成了。我們的專案結束後，社區居民還不斷在花園中做營造行動，包括今天（2021年11月末）刮著大風，社區居民還在打理花園，他們在群裏發了好多志願者參與場景的圖片。這是從一開始不太積極的局面轉變而來的，從剛開始令人有點沮喪，到後來持續的參與，我體會到我所做的是令人覺得幸福的工作。
1. 分別是大興行知新公民學校（2011年）、朝陽天通苑智泉學校（2012年），以及昌平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2012年-2013年）。
- 林杰倫 社區伙伴城市團隊項目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