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何滿 梅若 孫海燕 霍偉亞 整理 | 霍偉亞
1994年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元年，此後不到30年的時間，我們經歷了門戶網站、博客、微博等互聯網媒介的興起與迭代，也目睹了報紙、雜誌等傳統紙質媒介的式微，見證並深度參與了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移動互聯網及數字媒體的發展。如今，在一個社交媒體主導的世界裏，我們每天都穿梭於各種應用（APP）所營造的虛擬世界之中。
根據《2022年移動狀態報告》的數據，中國人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平均接近5個小時，約佔睡覺以外時間的1/3。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數字媒介及各種應用已經不知不覺重塑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深度改造了我們的工作、交往、購物等不同生活維度。媒介變遷帶來很多便利的同時也造成諸多挑戰，信息爆炸、真相稀缺、信息繭房、網絡暴力等社會現象日益凸顯。身處在今天這樣的時代和情境，我們如何更好地與媒介相處共存?
2023年6月，我們與三位媒介經驗豐富的伙伴展開了一場對話，三位伙伴分別是：何滿——曾任職於互聯網媒體、紙媒，2013年離開媒體領域，擔任多家公益組織的傳播顧問，先後發起兩家傳播機構，開展新聞教育和生命寫作的社會公益項目；梅若——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主任，專注於為家政女性賦能支持和創新就業，曾是戲劇、紀錄片、展覽等多種藝術媒介的策劃人和創作者；孫海燕——曾任財經記者，2009年轉型專注於記錄與創作綠色經濟和可持續創新的內容，2011年創辦中國第一份關注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商業的財經雜誌《商業生態》。在這次對話中，大家深度交流和分享了各自在媒介變遷過程中的體驗、反思和想像，本文是此次對話內容的整理。
談媒介變遷之前，先請大家簡單分享一點過往的媒介工作體驗——
孫海燕：近年來媒介受外部力量的影響很大，包括技術的變革，以至於媒介領域一些核心的價值被弱化甚至消除了。
大概2000至2002年，我在一家香港電視台駐上海的公司工作。當時公司除了做門戶網站之外，也希望在內地製作部分電視內容，包括娛樂類、時尚類和明星類的視頻訪談，我當時有參與電視的節目製作。
那會兒上海新天地剛剛開始營運，很多品牌都進入中國，身處其中讓人充滿希望。我當時在做一個時尚節目，上海每開一家小店我都會去，我現在的家附近都是以前曾經採訪過的地方。但是20年後再看，這些地方的獨立小眾品牌基本都已經不在了，只剩下一些大的奢侈品牌。20年前上海那種很小但很有生機的一面，其實是弱化了，缺失了日常生活的那一面。上海現在遍地都是咖啡館，滿足了大家的打卡需要，但我很不喜歡，沒想到自己住的地方變成了網紅打卡地，每到周末都有種想要逃離的感覺。網絡世界也變得非常的膚淺，大家只要表面好看或者聳人聽聞，希望看到快速的反饋，但並不關注表象背後人們本身是如何生活的。
何滿：現在不管在哪一個平台，都很難看到個體的生命被一雙雙手托起來的樣子。相反，有很多網暴讓網絡變得很可怕。
2008年我在一個互聯網媒體工作，汶川地震發生後，儘管網站沒有採訪權，但我們還是快速發起了行動。我們找到一位在地震中逃生的映秀女孩，將她的故事進行書寫與傳播，同時籌集一些相機給她及她的同伴們，去拍攝當地的情景並發布在網站上，也在平台上為震區籌款。那時候，大家都很有凝聚力，而且無論在什麼樣的媒體平台，我們都寄希望能進入個體生活裏，讓人們看到個體生命的存在。
作為互聯網公司，雖然我們沒有任何採訪權，但是仍然保持「在場」。當時，既發動網友參與捐助，平台也介入，推動了很多後續行動。包括我們給孩子募集相機，讓孩子們去拍攝被地震破壞的家園，也是一種療癒與重建的方式，後來我們還邀請那位映秀女孩來到廣州，儘管父母已經不在了，人也有些害羞，但她沒有氣餒，讓生命繼續綻放。如今，一晃15年過去了，讓人感慨；而類似的行動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了，媒體也缺乏類似的人文關懷。
梅若：我曾經的媒介經歷包括戲劇、紀錄片等，主要是非營利性的自製內容，既要製作內容，還要運營推廣出去。但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是，自己可以決定如何定位內容、放在哪裏。
做自媒體需要基於社交媒體平台，比如小宇宙APP、抖音、快手等，將內容放在這些平台上面。這些平台投入巨大成本累積了很大的流量，基於平台做自媒體內容不需要運營平台，只是使用它，但需要符合它的調性、價值屬性。
作為獨立的媒介使用者，如果我們也希望參與到大眾媒體、社交媒體當中，不管是搞藝術、紀錄片還是戲劇、展覽，主要靠內容取勝，一定要有好內容。獨立做內容，我們有靈活性，可以通過線上的B站、抖音、快手，以及線下的放映、電影節等渠道，去推廣和傳播，可選的平台和出口非常多，我們可以尋找到恰當的載體，跟大眾建立連結。
具體到現今的媒介狀況，你們有什麼樣的觀察呢?
何滿：現在媒介對事件和人物的呈現很多時候只是情緒，基本的真相已經沒有了。大部分人都很容易陷入到情緒當中，離真相太遠了，我現在會想盡辦法隔絕這樣的媒介信息。雖然網絡上的大事件和我們的生活是相連的，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很少看到有人會去採取行動，真正關懷這些事件背後的具體人物。這樣的境況會讓大家更沒有安全感，感覺不到社會的信任基礎。
孫海燕：我了解到，現在有一點很糟糕，像財經類的新聞操作，基本上經營和內容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內容已經「軟文」化了，被商業所控制，很難有獨立的報道。好的報道，需要媒體之間相互競爭，吸引大量的人才進入，但現在看到的都是人才的流失。媒體的選題、捕捉信息和關鍵人、提問等等，都需要鍛煉，新聞是練出來的，現在卻沒有這樣的大環境，沒有鍛煉的空間，也沒有人來帶領和傳承，我感覺，這門手藝估計都快要消失了。
何滿：現在大家對於「媒介」的理解也不一樣了，以前可能覺得媒介只是傳播信息，現在萬物都媒介化了，不只是信息；我們現在通過APP買菜、購物，消費也已媒介化了。
我曾在朋友圈記錄過一位菜農老太太的故事——她每天都將左鄰右舍種的應季新鮮蔬果從廣州郊區從化運到城裏賣，十多年我幾乎每天都去買她的菜，非常有感情，也因此了解到一些農產品知識，比如說哪個品種的橙子比較好。但因為疫情我開始在APP上買菜，後來有一次去菜市場也找不到這位老人了，聽說她已經不在那裏賣菜了。
從中讓我看到生活形態的變遷。以前通過這位老太太，我能感受到人與土地、人與人的關係，也能看到一條食物鏈是怎麼來的，而我現在依賴APP這種媒介消費時，完全看不到人，只是圍繞某個軟件來運轉，我們就這樣成為了這種集體APP生活的一部分。
孫海燕：據我在北歐的觀察，其實他們工業化的過程裏，菜市場也會有一部分消失，變成倉庫式、集約化的大超市。但另一方面，農夫市集、社區二手市集，以及保護下來的傳統節日等還是得以延續下來，這樣的存在讓我感觸蠻深的。大家也知道，去大超市可能更便宜，去當地的市集或農副市場可能要貴一些，但是在市集或農副市場大家能夠知道東西從哪裏來，更願意支持。這也保留了另外一個可能，並不是說什麼都不見了、沒了。
梅若：工作中我發現，機構所支持的家政工大姐更習慣拍視頻、發視頻，而不是寫文字，因為文字可能不是她們的習慣或擅長。有一位大姐，收到一個紅包或參加一個活動都要發個視頻，手機都沒拿穩就拍了發在朋友圈。她不太會去篩選內容和形式，只要看見了就拍，習慣成自然。
家政工大姐她們不會在意起拍的時候可能拍了別人的腳，或者鏡頭轉了一圈其實並沒有傳達出什麼，只是在過程裏特別快樂，覺得挺好玩的，拍完順手就發，不會想太多——誰會看到我的視頻、看的人會怎麼理解，也不會謹慎去考慮可能的風險，以及人家允不允許拍，也不需要當成作品一樣精緻地打磨內容。
換個角度我會覺得，這也是對她們表達的一種解放，因為表達門檻沒有那麼高了。在義務教育普及以前，我們國家整體的識字率並不高，擁有文字表達能力的人佔比很少，我們平時能讀到的內容大多都是經過篩選的，這一類表達往往也會更精緻，因為大眾沒有機會參與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說，生活在社交媒體時代的大眾，終於可以擺脫文字能力的束縛，通過拍短視頻表達他們的所見所感，粗糙並不妨礙表達。
每個人都能表達，這是很積極的社會變化。但從用戶、讀者的角度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如網絡暴力、輿論的極化和撕裂。對此大家怎麼看待呢?
梅若：這個時代來得太快了，大家還沒準備好，一下就獲得了一個新的技術。一把刀，可以切水果、切菜，也有可能用來傷害人。工具的合理用法需要慢慢積澱出來，比如說在內蒙，刀削羊肉是有規矩的，刀口一定是朝向自己。媒介發展太快了，大家還沒有時間發展出倫理的自覺，所有人就瞬間擁有了它，怎麼好使怎麼來，人性的很多惡就被激發出來了。
何滿：這裏也有一個背景，關於傳統紙質媒體的衰落。大概2013年之後，國外傳統媒體已經嘗試網絡版，網絡廣告收入也超越了自身紙媒廣告的收入，而我們那時候還沒有開始，仍然有一個路徑依賴，導致後來傳統媒體越來越沒有辦法轉型。儘管我們看到2020年的疫情當中，最好的報道還是來自於《財新》、《三聯生活周刊》等傳統媒體，但總的說來，傳統紙媒的式微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畢竟做新聞仍然需要團隊合作，好的內容也需要時間、專業度。
孫海燕：當我們喪失了一種中間的信息篩選公共機制，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複雜的外部信息環境的時候，每個人消耗的時間和心力其實都是成本，只是這個成本是隱形的——你以為你方便了，其實你也付出了很多隱形的成本。
我們廣泛地擁有了表達的機會，但也正在為此付出代價，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
何滿：其實，信息或者媒介背後更根本的是，我們怎麼去想像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文化、我們的生活美學。我們對生活有想像了，基於這樣的想像，我們去做事情，這時媒介和信息只是我們要考慮的其中一個層面。
從這個角度來考慮，短視頻不會變成一個額外的負擔，而是我們要追求的一個對象。我有專門關注一個分享房子裝修的視頻號，幾平米特別小的房子，做成了兩層，特別美。小紅書上也有一個我蠻喜歡的帳號，專門分享小院子、小花園的設計。
當然，有時我們也會陷進去，讓其佔據了我們的生活。前陣子去見一位生活在鄉村的朋友，我發現她嬸嬸一直在刷抖音，後來我們晚上走在路邊散步，也碰見有村民在刷抖音。我看到鄉村的生活很愜意，但很多人也在短視頻裏消耗他們的時間。我就會想，當沒啥事的時候，我們用什麼填充我們的時間呢。
梅若：關於刷短視頻，我最近有一些體會。我覺得，即使看短視頻也可以有適當的警覺。我自己不看抖音、B站，但有一個視頻號。這類社交媒體平台會基於你的習慣做推薦，比如你看完一個意外死亡事件的視頻，它可能還會給你推薦其它幾個類似的，這時你覺知到被推薦了，一個選擇是快速把它劃過去，讓這個系統知道你根本不喜歡。
我們機構有一個短視頻小組，曾擬定一些基本原則，比如說建議大家用眼睛去發現生活中比較好的東西、美的東西，培養善心與慈悲心。我們會每段時間定一個主題，比如說母親節你希望收到的一個禮物是什麼，或者你送出去的最好的禮物是什麼。我們現在更多會從這樣的維度考慮社群運營。
如果我們做一個家政工吐槽雇主或雇主吐槽家政工的社交帳號，肯定好多人願意看，流量很高，因為有情緒有衝突，但是我們不會這樣做。在我們看來，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去認知這類事情，我們需要更多去看事情發生的原因，背後可能沒有什麼對錯，而是大家理解的差異造成了衝突，我們要做的是彌合，讓大家盡可能地相互理解，而不是僅僅呈現情緒和衝突。
孫海燕：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真相，還是可以通過努力獲得一些了解，通過身邊一些很不錯的社群，去觀察大家談論的點是什麼，大的新聞終歸還是能夠看到的。也可以借助自身的思辨能力做一些分析，跟身邊真正可以溝通的人去交流等。我們做可持續商業方向的工作，會去到工廠、去到現場。新聞畢竟只是一個現象，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一些方式理解它背後的邏輯、受到什麼因素影響，是政策，還是技術，等等。
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討論、對話，還有書。我覺得書反而可以彌補很多框架性的思考，因為現在的信息特別碎片化，缺少邏輯化思考。我現在讀整本經濟類的書，比大學時的閱讀更加有感受，與作者的呼應度會更強一點。
另外，我們也不用太關注網上特別情緒化、無用的信息。像網暴事件，看到當然會很難過，但是我們又很難切入。能做的可能是，如果在我身邊發生了，我第一時間會去行動、去支持那個人，促進人與人真實的連結。我孩子也遭受過網暴，我的處理方式是，約見他的相關同學及家長，讓大家面對面地對話，進而看到事件背後是什麼，原來大家都受到了傷害。
網絡媒介確實有些問題，但我們可以做一些選擇，無論是閱讀、思考、寫作，或者跟別人說話，我們能決定的是，不要違背自己的內心，努力去傳遞一個善意，雖然我覺得挺難的。我們沒有辦法阻止戰爭，但還是可以做些什麼，促進人和人的溝通、交流和理解。